上古中国王朝更替传说中的结构转换与历史表达

总结艾兰《世袭和禅让》中的学理逻辑和主要观点，本文试图就如何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推进古史传说时代的上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人类学化”的汉学研究：艾兰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旨趣

生于1945年的艾兰教授，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出身正统”且“学有师承”的西方汉学名家。[3]1966年至1972年间，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系学习，期间受业于卜弼德（Peter ABoodberg）、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陈世骧等汉学名家。她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分别是《周汉文献所见太望公》（1969年）与《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1973），可见艾兰早期的学术兴趣就集中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1974年至1995年，艾兰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葛瑞汉（Angus Graham）、刘殿爵、谭朴森（Paul Thompson）等知名汉学家成为同事，推动了当时英国汉学界对先秦时期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研究工作。1996年，艾兰回到美国，就职于达慕思大学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除对中国的古史传说和古典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艾兰在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成就，她曾与中国学者李学勤等人合作对欧洲收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进行调查和施拓，先后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书，并主编了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艾兰的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对当代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发展有所推动，也对中国的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世袭与禅让》、《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与宇宙观研究》[4]和《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3]等这些致力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汉学研究著作中，艾兰一直尝试着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献古籍中的历史表达和思想观念，以试图重新阐述上古中国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想。可以说，艾兰的汉学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上均具有极强的人类学色彩。如《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所论证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该书的“导论”强调：“通过揭示隐含于中国哲学的表述话语中的隐喻结构，我们便能揭示中国哲学术语与范畴的有机系统和相互关联。由此我们开始以一种非常近似于中国古人的方式获得组织建构我们自己思想的方法。……尽管所能揭示的奥秘也许仍然是有限的，但它使我们既获得了一种审视我们西方思想的文化根基与自我成见的局限性的特定视角，也获得几许探究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洞察力”。[4]（P-13-14）可见，艾兰对古代中国思维意识结构的研究，以及对中西思想文化观念的比较都打上了深深的人类学学理印记。特别是其对上古中国王权形态的关注，可视为艾兰汉学研究人类学化的典型表现，如《世袭与禅让》一书中关于传说记述与神话思维的讨论，以及《龟之谜》中关于商王“十日”神话中图腾思维意识的研究等。

正如李学勤所指出，“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若不注意到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和风格。”[1]因此，出身正统且学有师承的艾兰之所以其汉学研究呈现出较强的人类学化倾向，除了汉学研究本就与人类学有相互交叠的学科特征之外，还应注意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所开创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当时整个西方学界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艾兰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神话学研究之中。她认为：“要理解中国古代神话思想，不能只看单个的、孤立的神话故事，而必须看神话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宗教思想的整个体系；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内容。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3]（P-12）可以说，从神话故事中提取出关键元素，并将这些元素整理排序和重新组合，以探索和寻找其中的基本结构和意义表达模式，这正是艾兰人类学化的汉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学术旨趣。

实际上，汉学研究的人类学化或历史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演进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艾兰虽是一个学有渊源的汉学家，但其研究却深受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而《世袭与禅让》一书则是当代海外汉学界运用结构主义的神话学方法来分析中国上古历史的代表性著作。

二、历史表达的“基本结构”：《世袭与禅让》中的王位传递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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