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的钢铁

江少宾七十年代生人。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天涯》等刊，发表多篇散文和小说。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及“当代中国最新作品排行榜”等。现居安徽合肥。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过那座轰鸣的整装车间。当时，那样的一座庞然大物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一车间。然而它实在不该是“一”，整装是制造拖拉机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两年，无数拖拉机从这里光荣下线。它们排成一条条长长的队伍，闪着钢铁的生冷的光芒，等待师傅们一一检验。检验合格之后，这些与农事有关的机器，便轰隆隆地驶入无边的沃野。

我熟悉整装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就像熟悉那一段青葱而酸涩的岁月。那一年，我前脚迈出大学的校门，后脚就踏进这家拥有几千人的国有企业。在工厂林立的东门，拖拉机厂鹤立鸡群，幅员辽阔，几乎是另一个小社会，有自己的宿舍、菜市、食堂、邮局、储蓄所、闭路电视、学校和卫生院……这些与拖拉机无关但与生活有关的零部件，时常让“老大哥”们洋洋自得。而“老大哥”的身份，似乎也正体现在这些实惠上面。我二十三岁，昂着一张对未来无比憧憬却又无比茫然的脸，或许还有一些失望和怨言。事实上一踏进工厂的大门，面对这样一座庞然大物，我就在心里暗暗揣测：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的专业是中文，抽象的中文与生冷的钢铁之间，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如何，我都在这里了。带我的师傅姓葛，四十岁上下，也许还要大一点，一张古铜色的脸遍布皱纹，不喜欢说话，看上去已经到了足以退休的年纪。他喜欢抽烟，“红河”“蝴蝶泉”或者“黄果树”，不固定，但价格都低于三块钱。他是高级技工，工资在整个车间算是高的了，具体数字我记不确切，至少得有七八百。那时候，我的工资只有两百七十元。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葛师傅恰好排在我前面，看到我，他笑了一下，接着便慢腾腾地说，“给我买包烟！”

我愣愣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好半天。

这句话像一块生冷的钢铁，许多年之后，依 然顽固地插在我的心口上面。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是厂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工友们习惯称之为“拜师烟”。我的忤逆之举，客观上让工友们觉得，我这个大学生，骨子里到底是傲的，连师傅都不“拜”，将来定是个不好共事的角色。

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记件的时候，葛师傅冷冷地看着我，而后指着一地报废的零件，让我把它们再加工一遍。当时车间允许有百分之三的报废率，超过这个限度，就得有人出面负责，从工资里扣钱。我定定地迎着他，好半天之后，才很不情愿地收拾起地上的零件。他蹲在旁边，默不出声，凶狠地抽烟，不大工夫，地上就是一堆零乱的烟蒂。

当时正是歇息时间，车间里的人在随意地晃动，不时有人走过来，神神秘秘地说一些事。拖拉机厂这艘巨轮吃水太深，人也形形色色，即便连葛师傅这样的人，也很少和人发脾气。附近的几家工厂都已经宣布破产了，企业里因此阴霾低垂，人心悬浮，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都停下来，相互交流彼此听来的消息。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确信，破产几乎是一定的了，时间早晚而已。听师傅们说，厂长已经有很多天没有露面了，可能是在求自保，也可能是因为别的。

我一直没有出师，在同来的那批大学生中间，我做学徒的时间是最长的。一直到一九九七年，拖拉机厂这艘巨轮终于不堪重负，呈现出黄昏般没落的气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恶疾，轮番夹击着它老迈的身体。虽然整个企业依然一片忙碌，机声隆隆，但表面的繁荣已经无法掩盖潜在的重重危机。开门生产就意味着持续亏损，机器下线就意味着新的债台高高筑起。师傅们扎堆聊天的时候已经不再避讳我，偶尔还会让我参与进来，分析分析今后的形势。和我一起进厂的林大平早就和师傅们打成了一片，在聊天的人群中间，我每次都能见到那张遍布青春疙瘩的脸。大平每天上班，腰里都揣着两包烟，一包“红塔山”，一包“蝴蝶泉”。一包“红塔山”能买两包“蝴蝶泉”。“红塔山”是为师傅们准备的，他自己，一天一包“蝴蝶泉”。大平是工大毕业的，专业是机械制造，毕业的时候大平本可以去东莞，那家企业都已经许诺好了，实习期满，工资可以开到三千。那时候大平的月工资和我一样，还不到三百元。我们一帮大学生聚会的时候都说他傻，但大平说，他的女朋友不愿意去潮湿的南方，所以他也只能留在这里。我们很快就理解了大平，农家子弟的质朴与善良，已经渗到他的骨头里。我见过一次大平的女朋友，一个很“乡村”的女孩子，坐在宿舍的小床上，一张苹果似的脸始终是红的。

不久之后，大平就成了车间里的技术员，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办公室里冬天有空调，夏天有电扇，坐在办公室里的大平，比我们这些还在一线挣扎的大学生，舒服一百倍都不止。那时候，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坐进办公室，但这个愿望对我们来说，既遥不可及，也遥遥无期。只有大平，不声不响地，创造了一个令我们艳羡的奇迹。

夏天来临的时候，车间开始隔三岔五地停电，厂里的电费已经拖欠了大半年。一停电我们就等于自动休假，黑黢黢的车间像座在时光深处没落的废墟，很快就变得空荡荡的。有一回，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车间里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周遭寂无人声，黄昏的余晖穿过窗棂，浅浅地游走在一堆钢铁上面。对面就是中小件车间，外墙上挂满了爬山虎，晚风吹，叶子与叶子交头接耳，像是滚过一阵阵细雨。车间的大门已经关上了，链条锁挂在外面，像一条粗硕的蛇。

呼喊无济于事。事实上我只要一张嘴，铁锈的气息、机油的气息就足以将我的声音堵在喉咙里。我知道，我，一个人，将要在车间里度过一个燠热而漫长的黑夜。我感到了害怕，焦虑，拼命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像一只困兽，奔突在车间庞大而空旷的胸腔里。

下半夜的时候，一屋子的钢铁忽然尖叫了起来。灯，闪电般的先后亮了，我看见，所有的机器都在尖叫着旋转。飞旋的机器发出空洞的刺耳的声音，不时迸发出灼眼的火花，看上去，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危险。我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地吓住了，无助而惊骇，仿佛已经不在这个人间。

钢铁的尖叫撕裂了夜空，最终也撕裂了保安的梦。两个保安终于赶来把门打开的时候，持久的尖叫声已经让我四肢冰凉，浑身发软。保安合上了整闸，机器很快就哑了，我这才知道，车间里的整闸其实就在我的头顶上面。剩下的几个小时，我成了最大的嫌疑犯，被两个保安关在值班室里。我忐忑不安地盼望着天明，盼望着他们能尽快放我出去。

第二天上午，我终于可以出去了，久违的厂长几乎同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他久久地盯着一堆熄火的钢铁，脸黑得像涂满了墨汁，始终未发一言。显而易见的结果让大家都噤若寒蝉，空气仿佛随时可以炸裂。大部分机器都在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中报废了，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百万元！间接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当天下午，车间就对我作出了处理决定：待岗半年。

我没有接受这个处理，而是决定彻底地离开这里。我甚至很快就写好了辞职报告，我对车间主任说：“我是一定要走的，不管你批不批！”车间主任愣愣地看着我，好半天才说：“那……我批……”

我小人得志地递给他一支烟，他犹疑着，最后还是接过去了。我听见他叹了一口气。

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专门去向葛师傅告别，并给他买了两包烟。看到烟，葛师傅的脸色立时就变了，好半天之后他才说：“这事其实不怪你，要不我去帮你说说吧？看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大平这时候也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让你背这个黑锅，也是有点冤！”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去意已决。

那时候，厂里有门路的人都开始私下里忙起了调动，那些新来的大学生，更不愿意把大好青春埋葬在这个暮气沉沉的企业里。我虽然也多方奔走，但在这个城市我只是一根浮萍，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消息。不时有顺利调走的人来和我们告别，言语间的称心与如愿，漫溢了一地。只有大平始终无动于衷，把一张张图纸画得风生水起，仿佛准备干上一辈子，直至老死在厂里。大平的爱岗敬业很快就引起了厂长的注意，传言里，他很快就能坐上车间副主任这个位置。这个传言在我离开拖拉机厂之后便得到了证实，另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传言是：大平其实是厂长未过门的女婿。

大平结婚的时候我去了。婚礼搞得非常排场，厂里的员工大约去了十分之一。但我没有见到厂长，主持婚礼的是党委副书记。

离开拖拉机厂之后，我赋闲了三个月（那三个月，几乎等同于三年），后来，进了一家行业报社。再后来，我在一次采访中偶然地遇见了葛师傅。他似乎老了许多，头发差不多都白了，一面接受我的采访一面不住地喘息——车间里的老工人，最后都难免会患上哮喘——那已经是二○○○年以后的事了（对具体时间的忘却，似乎暗示着我不愿意回首那段岁月），拖拉机厂终于被浙江的一家企业整体收购，五十岁以上的工友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买断工龄，两不相欠。葛师傅他们想不通这个理，干了一辈子，临到老了，竟然落到这步田地！采访结束后，那些尖叫的钢铁，忽然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还能感受到它们的冰冷与尖锐，那么清晰，那么刺眼，像一丛丛匍匐的火焰。我甚至想起了自己为企业设计的广告语：“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久久无言。

“大平呢？”我猛然想起了大平，当年的大学生都千方百计地走了，只有大平，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里。

“大平？哦，你是说林副厂长吧？这个狗娘养的！”葛师傅突然兴奋了起来，他一面扳着手指一面说，“行贿、受贿、包二奶，判了十年！”

责任编辑 张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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