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学人侯伯宇

2012年10月11日，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侯伯宇塑像揭幕仪式隆重举行。4天后，西北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盛大庆典。

在西北大学百年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享有盛誉的学术精英，侯伯宇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他是我们西北大学的一面旗帜，始终熠熠生辉。”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映方说。

将门之后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在天津出生。他的父亲侯镜如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后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三次起义时，侯镜如负责培训工人纠察队，还率队攻占了当地的警察局。在南昌起义中，侯镜如又是打响第一枪的教导团的团长。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侯镜如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回到了国民党部队，成为国民党陆军上将。1949年8月，侯镜如率部起义，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抗战时期，侯伯宇跟随父亲奔走各地，先后就读过10所小学、3所中学，最后来到重庆南开中学。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侯伯宇遂对物理产生兴趣。

1947年，还在上高二的侯伯宇通过考试获得了上清华大学的资格。接着，他又在燕京大学保送考试中考取第一名，得到全额奖学金。到清华学物理，还是到燕大学医科，侯伯宇犹豫不决，就去跟老师商量，谁知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中国老是这样，学什么都没用。”

侯镜如一直期望儿子能够科学救国，做出更好的武器。侯伯宇最终听了父亲的话，于1948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可是，他到清华仅仅上了4个月学，平津战役就开始了，家人要经香港去台湾，他只好跟随前往，进入台湾大学物理系继续学习。

没过多长时间，侯伯宇就后悔了，因为台大的师资、图书远远赶不上清华。当时，侯镜如计划让儿子出国深造，把学费、机票费都准备好了，但侯伯宇还是在解放前夕回到了北京，继续他在清华的学业。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侯伯宇毅然投笔从戎，并将父亲准备给他和弟弟出国留学的费用共计1000美元全部捐了出来。他被派往东北师大学习俄文，准备跟随苏联军事顧问入朝参战。

停战谈判后，侯伯宇向当时的高教部写信，希望回清华大学继续学习，获得批准。就在这时，他得到鞍钢建设急需既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人才的消息，再次放弃重返清华园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

侯伯宇后来也承认，他当初做出这一决定并不容易，是“含泪主动提出去鞍山”的。

1955年，侯伯宇在“肃反”运动中被鞍山市委列为重点对象，他的父亲急忙在北京找人打通关系，才使他躲过一劫。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一直未能完成学业的侯伯宇渴望走进大学校园继续学习。当时只有西北大学招收插班生，侯伯宇顺利考取，成为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西走长安

侯伯宇在西北大学物理系学习了两年，就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西安矿业学院当上了一名物理老师。除了给学生上课，侯伯宇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钻研数理，他的科研工作就是在那时开始起步的。

1963年，侯伯宇考取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张宗燧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张宗燧本来从不招收年龄大的学生，侯伯宇虽然考分第一，可他已经33岁。但是，看了侯伯宇写的论文，张宗燧惊呼他为“expert”（专家），破例收为弟子。

研究生毕业后，侯伯宇留所从事研究工作。那年头，到处“政治挂帅”，很难找到一片清净的科研环境。特别是“文革”时，张宗燧教授遭受残酷迫害，英年早逝，侯伯宇也受到牵连，经常挨批挨斗。

直到1973年，侯伯宇主动要求调回西北大学，他的科研工作条件才有了基本的保证。他回忆说，“在给工农兵上课辅导之外的业余，科研直到深夜，得到默许，甚至于赞赏。”

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有一座风雨剥蚀的物理楼，那是很多青年学子们心目中的科学殿堂。自从走进西北大学，侯伯宇就与这座楼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当上下班的时候，他就会背着一个装满资料的大包，不疾不徐地走在家与办公室之间的路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走成了西北大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侯伯宇的弟弟侯伯文回忆，在他们兄妹七人中，二哥的勤奋好学是最杰出的。“他把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读书、科研和教学上。在二哥的时间表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二嫂说他一年365天，只有大年三十才会放下书本和。工作，和家人一起包团圆水饺。”侯伯文说，在二哥家的客厅里，甚至贴出了“谈话请不要超过十五分钟”的警示语。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吴可教授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的学生，1980年，他与侯伯宇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合作。

“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纯粹学者的榜样。在当今充满浮躁气氛的学术界，这种榜样尤为宝贵。”吴可教授说，“侯先生每年到北京去两三次，一到就开始讨论，直到离开北京要去机场时才结束。我们之间有一个约定：免去一切应酬，互不请吃饭，到对方食堂餐厅用餐，不要人陪，省出时间用于科学研究讨论。”

有付出就有回报。侯伯宇潜心理论物理研究，在进入西北大学5年之后取得重大收获。1978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侯伯宇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群论、角动量及规范场与磁单极的研究》成果同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此后，因科研成果而不断获得荣誉和奖项，对侯伯宇来说便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侯氏理论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教授石康杰是1978年考取侯伯宇的硕士研究生的，他也是侯伯宇带的第一个研究生。

据石康杰介绍，理论物理范围很广，20世纪物理学界有两个重大发现，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论。“可以说相对论让人们对宇宙的形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量子理论解释了微观世界，但是物理学家发现，量子学理论和广义相对论无法统一。于是，寻找一个统一的理论，就成为很多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的新目标，而侯老师研究的超弦理论和量子场理论就是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1983年5月，53岁的侯伯宇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乔玲丽博士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称为“侯氏理论”。

“这个成就当时轰动了我们这个领域，几年之后，世界上才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权威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大家对侯老师非常佩服。”石康杰说。

1986年，新华社以“中国的骄傲”为名，展示了包括“侯氏理论”在内的20项“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可是，每当被人说到“侯氏理论”是“中国的骄傲”时，侯伯宇总是很反对，并认真纠正说：“我做的是基础工作，算不上‘中国的骄傲’，那些造出‘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才是中国的骄傲。”

1985年，在侯伯宇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生们坐在西北大学的课堂上，便能聆听到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巴丁、普里高津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的讲学。

正是因为侯伯宇的坚守，西北大学多年间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物理研究的重镇。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生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刘景钱教授说，“先生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感召着痴迷于数学物理研究的年轻人，一些归国留学人员放弃了北京、上海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厚待遇，而甘愿来到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融入到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这个团队中。”

但是，侯伯宇的科研成就却未能获得更高程度的认可，比如他没有当选院士。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以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如果在中科院系统或者在京津沪地区，可能早就当选为院士了，但由于地处西北地方高校，他屡次申报都未能当选。

很多人既为他感到不公，也奇怪他为什么不利用一下父亲的影响。他的弟弟侯伯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黄埔一期同学会联络员，也曾经私下里问过哥哥要不要“帮忙”，他的回答只有5个字：“你不要害我！”

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后，侯伯宇就多次收到一些国外及北京、上海等地知名高校邀请，并承诺只要他前去任教，就给予优厚待遇，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那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在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映方看来，侯伯宇教授身上确实有很多和“侯氏理论”一样珍贵的东西。“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治学态度、师德风范和人格品质，感召和激励了我们西北大学一代又一代人。”

两大追求

侯伯宇曾说，“我人生最大的追求莫过于两点：一是在科学的殿堂里尽情翱翔，勇攀高峰；再就是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

1950年，侯伯宇第一次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他自己也有在台湾读书3个月的“历史问题”，入党申请未获批准。此后几十年，像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能在屡次政治运动中全身而退已属不易，要入党更是没有可能。直到1980年，他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才最终如愿以偿。那一年，他已经50岁。

2006年，侯伯宇开始向“数学中的几何Langlands纲领如何在量子场论和弦理论中实现”发起冲击。熟悉理论物理的研究者都知道，超弦理论和量子场理论是数学物理以及理论物理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其中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侯伯宇其实是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规划了新的目标。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人生大难突如其来，重重地压在这个古稀老人的身上。

2007年8月，侯伯宇惟一的儿子和孙子在加拿大遭遇车祸，同时遇难！“这不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最大的悲剧，而且是白发人一次送走两代黑发人，而且还是独子独孙！”侯伯宇的弟弟侯伯文说，“我真担心这个天大的打击会将他彻底击垮。”

让侯伯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二哥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就当他们出国没有回来”，转身背上书包，就去了研究所。

“我知道，这是二哥要用忘我的工作来驱赶难言的悲痛和对儿孙无尽的爱和思念。”侯伯文说。

吴可教授记得，侯伯宇失去儿孙两个多星期后，他到西安与侯老讨论课题。“突然间，侯老师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吴可说，“他整个上午和我讨论学术，可能是不知不觉想起了不幸的儿孙……”

2009年年底，当侯伯宇的研究课题获得重大突破时，灾难再次降临——他被查出患了膀胱癌。2010年10月6日，侯老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侯伯宇病重时，学生们几乎天天陪在他身边：侯老离世后，学生们流着泪写下悼词，悬挂在校园的棵棵小树上。学生们还自发组织了烛光追思会，他们说，这不只是寄托哀思，而是记在心中：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侯老的学生”。

今年9月，侯伯宇教授被中央确定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9月27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中共陕西省委联合举办的“侯伯宇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會堂举行。之后，侯伯宇先进事迹报告团分赴黑龙江、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等地，举办了5场巡回报告会。

侯伯宇已不仅仅是西北大学的一面旗帜，他也成为全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侯伯文曾经问哥哥：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带来一点经济效益呢？侯伯宇顺口答道：“大约200年后吧！”

“现在仔细想想，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虽然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成果造福人类的那一天！我的二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侯伯文说。

眉县发展有机猕猴桃大幅提升产业竞争力

近年来，陕西省眉县围绕猕猴桃特色产业，坚持走有机标准化生产之路，注重打造有机品牌，通过“七大措施”的综合应用全面提升了猕猴桃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充分利用技术优势促进有机猕猴桃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营销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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