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为了写作的阅读

大概是去年多半年没怎么写文章，今年不得不开始恶补。回首2013年，我过眼的书不能算少，但绝大多数是为了写作或为了准备写作而进行的“忙读”。我当然知道这并非最好的阅读方式，但我却几乎找不出“闲读”的时间。于是谈论今年的阅读状况，我必须提一提我写的那些东西了。

实际上，今年的写作活动也是从阅读一本书开始的，这本书就是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读毕于2012年的上半年，但当时为什么读它，现在却记不太清晰了。可能是有次听他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说，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先期发表后反响不错，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关注。于是我给钱振文打电话，问他书出版后为什么不送我。钱唯唯，说没把这本书当回事，且目前手头已无存货。我说算了，我自己买一本吧。

这本书读过之后，我在去年6月就有了写一写它的冲动，但真要写的时候已到今年年初了。起初，我只是把它写成了个随笔体的书评，但马上就发现，五六千字的篇幅没办法把我想要表达的全部想法呈现出来。于是我开始重新琢磨，试图以点带面，把这本书及我的相关思考进一步“问题化”。最终，它变成了一万四千字的论文：《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说开去》（《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

为了把这篇文章写出点模样，我又重读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部分章节，细读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我找出了周春霞送我的《解读红色经典——〈春青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当年我参加过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本书就是那篇博士论文。我又买回了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和姜辉的《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翻阅一番，想看看“红色经典”问题在年轻学者那里是何种思路。不用说，这些书中还是李杨教授的那本最见功夫，于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儿子。

此文发表之后还有了点反响。比如，5月遇《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先生，他见面就说我这篇文章，还说我的文章勾起了他想读钱书的欲望，问我能否跟作者要一本。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但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10月复见面，他又说起此事，我才如梦方醒，便立刻买一本给他寄去。这件事情我没跟钱振文提起过，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又如，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当代文坛》的感谢信，信中说，我的这篇文章已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寄上500元以资奖励。这件事情我立刻告诉了钱振文，我说我发财了。

写完这篇文章，我开始琢磨一篇约稿。我想在过年之前把它写出来，但想到这个工程不算太小，年前能否写完心里完全没谱。这篇约稿原本是为美国的《立场》（positions）杂志写文章，策划者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张正平（Briankle Chang）教授和我们这里的吕黎博士。他们想与《立场》合作，在“本雅明与中国”之名下约一组论文，中国学者写三四篇，美国、德国等地的学者写四五篇，每篇万字上下，最终交英文稿。我没受过英文写作的专门训练，打死我也写不出英语论文，便只好想着先用中文写一篇，然后再请朋友帮忙译出。而选题我琢磨再三，回到了我做博士论文时冒出的一个想法上：比较一下本雅明的《讲演》和毛泽东的《讲话》。

本雅明的《讲演》是指那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The Author as Producer： Address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ascism， Paris， April 27， 1934”），毛泽东的《讲话》当然就是那篇每年都要纪念一次如今仍在不断争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有人可能会说：本雅明和毛泽东？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风马牛不相及，打住吧您呢。但我却顽固地认为两者在一些维度上具有可比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存活了十多年，挥之不去，直到真要把它弄清楚、想明白、写出来时，却也颇费周折。我在《过年散记》中写道：“按理说，开车与写文章不好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不能走弯路。路若是走错了，那就必须推倒重来。”说的就是写这篇文章时遇到的麻烦。

于是，我跟本雅明与毛泽东干上了。无论是《讲演》还是《讲话》，重读当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为了让这种细“细”到我所需要的程度，我找到了本雅明这篇《讲演》的三个英译本和两个中译本（其中一个为节译），翻来覆去对着读。收在《毛选》第三卷中的《讲话》当然是需要细读的，但更要读的是它初次面世的版本（1943年，解放社出版），如此才能看清楚《讲话》进入《毛选》时的增删情况。而从1960年代开始，《讲话》也开始了向世界人民“输出”的进程，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波斯文、世界语、朝鲜文甚至老挝文等译本林林总总。这些外文本中我只能看懂一种，于是我让儿子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讲话》的英译本。

当然，只读《讲演》与《讲话》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候我需要动用库存了。我把本雅明著作的英译本和别人写本雅明的相关著作文章找出来，又把《毛选》五卷，《毛泽东文集》八卷翻出来。后来干脆又让外文局的一个朋友把《毛选》四卷的英译本（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全部借出来，以便一旦引用“毛主席语录”时，立刻能查到他的英文译法。这当然是为了后面文章翻译时的方便，但还有许多时候，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经过钱锺书等高手的翻译，《毛选》中的某段文字、某个标题、某个说法译成英文时的模样。比如“思想改造”是ideological remoulding，“大众化”是a mass style，《反对党八股》译为“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些高手没辙了，只好意译为“it arranges items under a complicated set of headings， as if starting a Chinese pharmacy”。我统计了一下，《讲话》英文版中，“文艺工作者”被译成literary and art workers的地方有四次，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的译法有一次，而多数情况下则被译成了writers and artists，为什么他们没把workers贯彻到底呢？《讲话》初版本中有如下论断：“这些同志的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但这些文字进入《毛选》时拿掉了“屁股”，换成了“立足点”，英译也就成了“These comrades have their feet planted on the side of the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 or， to put it more elegantly， their innermost soul is still a kingdom of the petty-bourgeois intelligentsia”。于是我开始为我的译者发愁：拙文转换成英文时，该如何把“屁股”翻译出来呢？是在bottom，buttock，backside，behind，arse，ass中选用一个，还是像翻译劳模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同志的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丰乳肥臀》）那样可用hip？面对种种型号的英文屁股，这时我已彻底晕菜。后来译者在此处用asses，却又在我后面论述“屁股”与“脑袋”的地方backside了一下。我不依不饶，觉得既已asses，何不继续asses？译者遂改之，并送我批注道：“Because ‘asses’ are very， very vulgar and rarely used in academic world， I use ‘backside’ to replace it； […] But I have changed it according to your suggestion.”大意是：这个“屁股”特三俗，英语学界很少用，所以我用此“屁股”取代了彼“屁股”。不过我还是按你的意思改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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