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篇,“道术与方术之辨”误读和正解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海南省委党校，海南 海口 571199）

摘 要： 关于《庄子·天下》篇“道术与方术之辨”的诠释，有理解为相即不别，有理解为异中有同，有理解为全体与部分。我们可能把方法论意义上的“道术”，误解为原本属于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道”，以“道无所不在”附会“道术无乎不在”，所以误认为“道术”在实际上贯通或总括“天下方术”，最终得出“道术、方术”的相互关系是没有差别，或同异互涵，或包含与被包含等不当结论。

关键词： 《庄子·天下》篇 道术 方术

《庄子·天下》篇在起始处即呈现“道术与方术之辨”：“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1]“天下方术”与“古之道术”对举，然而关于“方术”、“道术”两个基本概念，后世学者们对彼此属性的认定、相互关系的界定，可谓聚讼纷纭。概述学术史上相关文献，可以将其研究粗略地划分出三个探索路数。

一、文献概述：三个探索路数

第一个路数：方术即道术。郭象将“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从“皆以其有为”处断开，而“不可加矣”属下读，即“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大概受到《庄子·齐物论》论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的句式影响，如果两段引文经过“不可加矣”作中转来联结，则“天下之治方术者”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等于间接认同“治方术者”已经达到那体认万物未生之前的状态的最高水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于是郭象注说：“为[以]其（所）有为则真为也，为其真为则无为矣，又何加焉！”[2]有为是真为，真为则无为，所谓“不可加”即肯定“方术”之无为价值最终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成玄英亦从之，他训释“方”为“道也”，并说：“自轩顼已下，迄于尧舜，治道艺术，方法甚多，皆随有物之情，顺其所为之性，任群品之动植，曾不加之于分表，是以虽教不教，虽为不为矣。”自远古的轩辕、颛顼迄于尧舜，作为治道艺术的方法，或可以说是方术，能够随顺万物自有的情性，即“虽为不为”。而关于道术，他又疏解说：“上古三皇所行道术，随物任化，淳朴无为。此之方法，定在何处？”“答曰：‘无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无处不遍’。”[3]可见成玄英以“有为”、“无为”串讲方术和道术，而有为、无为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虽然表面是有为，而实质上随物任化、自古及今、无处不遍，也就是无为方法，此时所谓方术可谓道术，方、道相即无别。可见这一路数的研究特点是玄学语境的，超言绝象，有意模糊事物的符号概念。

第二个路数：方术、道术兼有同异。林希逸径直解说：“方术者，學术也。”即便“人人皆自是，人人皆以其学为不可加”，然则“言百家之学，虽各不同，而道亦无不在其中”[4]。“方术”概念外延继续缩小，从以前郭象、成玄英所说的治道方法转向林希逸主张的百家学术之分野；百家学术互异，方道互殊，但是“道”仍处在其中，林氏认定有“道”内涵于各家“方术”内，可见方术、道术仍然相即不离。与第一个路数相似，“方术”有“道”贯通，这“方术”不再有别于“道术”。这里除对方术、道术的诠释之外，“道”作为又一个独立概念被引进讨论视域，增加“道术与方术之辨”的问题复杂性。林希逸说：“内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为方术百家之学，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复合矣。”“道术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术将为天下裂”[5]，既然百家之学迷而不知反、不得复合，至于道术将为天下裂，可知毕竟方术、道术究竟有不相同的地方。总之，“方术”“道术”既有同，又有异：同，是因为“百家之学（方术）……而道亦无不在其中”；异，是因为“百家之学（方术）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复合”。由此可见，方术、道术之同异，取决于方法意義上对“道”之贯通作用的“迷”与不“迷”——不迷，则与道术复合而可见道术；迷，则不得复合而仅见方术。

从方法论方面研究分析的还有钱基博。他反问：“安有‘天下之治方术者’，而无当于‘古之所谓道术’，而下（疑为“不”字之误）为道之所在者乎？”同样的，方术与道术必有相当的地方，“方术”仍有“道”之所在者，否则无法解释“道术‘无乎不在’”。他引用贾谊《新书·道术篇》的话“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无论“虚”、“术”，“凡此皆道也”。并解说：“此‘道’之所以不废‘术’也；‘术’者，所以行‘道’也。”若“虚其本”，“不师成心，不为意必”，也就是像林希逸说的不“迷”一样，方术同样可以行道[6]。钱基博还认为“盖道者主‘一’以窥大道之大全，而百家裂‘道’以明‘一曲’之智”，道家窥道、循道，百家明智、用智，“此道者所以于百家最为高，而救一切圣智之祸也”[7]。道术必定高于方术，因为它循道，能挽救百家用智的祸患。钱基博把“道术与方术之辨”阐释为二者既有相当之处，又有循道与用智的区别。

顾实训“方，版也。法著之方策，故方亦转训法也”，方术即法家治国之方策，又言“道术与方术有微别”，所谓“道，行也。大抵指可见诸行事者而言也”。“道术”作为语法上动宾结构的合成词，意思是“行/术”。所谓“行术”之“术”，指的是“故必先有五帝三代之治化，而后有六艺百家之方术，其理正不谋而同也”，无论远古之五帝三代治化，还是当今六艺百家方术，其理都是不谋而合的，因为都有“道者为之公”。道术、方术都有“道理”蕴于其中，二者既有极为微小的差异，又存在大量相同的地方。顾氏研究虽然没有明显的方法论痕迹，但是仍肯定“道理”的贯通作用，所谓“天地阴阳之所至，即道之所至也”，同样得出道方兼有同异、道方同异互涵的结论[8]。

第三个路数：道术为全，方术为分。蒋锡昌注解联系上下文，指出“‘方术’者，乃庄子指曲士一察之道而言；如墨翟、宋钘、惠施、公孙龙等所治之道，是也”[9]。这“方术”正是《天下》篇分论部分批评的，如墨翟、宋钘、惠施、公孙龙等各家学说。对于“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蒋锡昌写下一段按语：“‘纯’谓道术之纯粹，‘大体’谓道术之整个。此言百家不幸不见天地间道术之纯粹，古人道术之整个；则此整个纯粹之道术，将为彼等所裂也。”[10]百家分裂了纯粹、整个的道术。陈寿昌曰：“方术亦在道中，特局于一方，不可以道名耳。”[11]（《庄子正义》）方术是局部之道。高亨的看法与之相近：“方术对下文道术言，道术者全体，方术者一部分也。所谓方术为道术之一部分者，下文曰：‘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12]马叙伦训“道术”为庄子书《齐物论》、《在宥》、《天地》等篇之“道”，此“道”是“道术之定诂”。他认为与“古之人得其全（全谓道术），故内圣外王”有别，后之学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仅得其一端一际而不知全体，于是乎导致“道术分裂”[13]。钟泰亦言：“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故‘道术’无乎不在。”方术之弊在于“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14]。方术是道术被割裂后的一方之术，因此在这个路数的一些注家看来，道术与方术是全与分、全与偏的关系。陈鼓应亦持相同意见，认为方术指特定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15]。他在《老庄新论》中进一步指明“方术”这门特定学问不能相通，而理想中的“道术”则可以相通[16]。但陈先生没有解释整全的“道术”可以相通，而处于其中一部分的“方术”不能相通的原因。张文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道术是整体，方术是局部……道术和方术似乎对立，却有其内在联系。方术揭示某个局部，在局部可能并不错，然而通不到整体去。”[17]“道术与方术”的联系是“整体与局部”的相对，但他们关于方术不通整体（即道术）的原因仍然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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