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已死”看当下高教改革

斯蒂芬•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被称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1988年，霍金出版了《时间简史》一书，发行总数达2500多万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之后，他又用10年时间，呕心沥血写出了《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一书。这本书是用生命刻写的，行文简洁，图文并茂，观点惊世骇俗，它的主题是理解生命、万物和宇宙的存在，是他对科学和哲学探索的成果。

在《大设计》第一页，霍金就提出“哲学已死”的观点，这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赞同者有之，质疑和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其实，关于“哲学已死”、“哲学的终结”或是“哲学的贫困”等命题，不少经典作家都论述过，如马克思、黑格尔、尼采、海德格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虽然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无非是说出了某一学科的演变：科学上的新陈代谢是经常发生的，以新的学说代替旧的是必然趋势。学术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消灭，一个学科走入低谷正是它走向新生的开始。从这一点说，“哲学已死”并不是坏事，可能预示着哲学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霍金解释说：“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步伐。”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哲学滞后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确是严重的。我赞成霍金的观点，如果说霍金是针对西方哲学界的评价，那么中国的哲学不仅仅是“已死”，而且其“尸体”已经“腐烂”。这绝非危言耸听，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在看待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撇开个人的嗜好和利害关系，一个严肃的学者必须说真话，应当站在客观真理一边。

如果进一步究问，为什么“哲学已死” ？我认为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当今哲学已远离了哲学研究的源头。哲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在希腊文中，哲学一词是“philosophy”，是由philein和sophia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因此，哲学是智慧之学，它不同于知识——知识描述的是现象，而哲学体察的是事物的本质。泰勒斯是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希腊七贤之一，是科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科学家和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他在天文学、数学和哲学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成就。这说明，哲学与科学密不可分，哲学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与思考，对世界本质的追问。然而，当今中国的哲学已被功利化、工具化和庸俗化了，偏离了哲学本应研究的主旨，所以失去了生命力。试问：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今天，以专业化模式培养出来的哲学人才，还有科学与哲学兼于一身的人吗？在“一切向钱看”和极端物质化的今天，还有多少哲学家在安贫乐道地追问“存在、生命和宇宙”的真谛？

其次，当今的哲学已偏离了哲学的定义。什么是哲学？《辞海》的诠释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西方学术传统里，对于哲学的作用早有界定，认为哲学具有基础性与整合性，既能为一切知识奠基，又能综合所有的知识。概括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三句话：培养智慧，发现真理，印证价值。可是，今天的哲学家大都是纯粹文科出身，基本上是科盲，肩負不起“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概括和总结”的任务，因而也就不能发现真理。古希腊时代有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惊讶。”可是，在我国应试教育的束缚下，广大青少年的好奇心都窒息了，而他们之中成长起来的哲学家，无论对于自然或是社会的观察，也都是“处惊不惊”和“见怪不怪”了。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才导致了“哲学已死” 。

再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马克思、黑格尔、罗素、阿伦特、德里达……这些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且大多是文理兼通的全才。笛卡尔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本是法国普瓦捷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一直对职业的选择犹豫不定。后来，他到了荷兰参军，随部队远游，开阔了眼界。在军队的一次征答数学问题时，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并执著地钻研下去，对现代数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解析几何的奠基人。他在荷兰居住了20多年，又对哲学发生了兴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可是，我们现在已没有这样一批哲学大师，没有能够写出自然科学专著的哲学家，也没有出现新的哲学学派，这不也表明了“哲学已死”吗？

“哲学已死”并不是哲学家的责任，而是培养哲学家的大学教育出了问题。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提出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口号，于是实行了“全盘苏化”的政策，包括单科学院的建立、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考试计分标准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这次调整的副作用极大，导致理工分家、专业设置狭窄，按照专业化的培养目标，致使大学毕业生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产业需要。院系调整已过去60年了，但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仍扭转不过来，以至于实施通识教育困难重重，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办学思想。

我国哲学学科的体系，教学与培养人才的模式，也是全部照搬苏联的一套，把它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与理工科完全割裂开来。在一切为了升学率的导向下，从高中就实行文理分科教育，而哲学系都是录取文科的学生，大学期间也基本不学习理工科课程，致使哲学系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是科盲。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哲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也基本上不懂科学技术。这样的哲学队伍，怎能适应兼具科学和哲学特征的哲学研究的需要呢？因此，我国当代没有著名的哲学家，更遑论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了。

我国当今教育改革已成解不开的死结，究其原因与教育理论的缺失不无关系，缺乏理论指导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哲学与教育本是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是智慧科学，而教育是开发人的智慧，所以教育不可须臾离开哲学。纵观世界的哲学大师，不少人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而且都直接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以推行某种新的教育理念。例如，古希腊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办了“柏拉图学园”，以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数学能激励心灵上升到最高理性认识”，并在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不得入内”的招牌。这个学园延续了900多年，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其他哲学家办学的还有：捷克哲学家夸美纽斯创办了黎撒中学，亲任校长以推行他的“泛智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创办了实验中学，以推行“智力道德”教育；洪堡创办威廉•腓特勒大学（即柏林大学），倡导教学与科研结合；美国哲学家杜威创办了杜威实验学校，以推广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英国哲学家罗素创办了比肯山学校，以自己和邻居的孩子为实验对象，全面开发儿童的智力……我国近代史上唯一亲自办学的哲学家是陶行知先生，他辞去了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创办了晓庄学校，目的是推行大众教育，开展乡村建设。

十分可惜的是，我国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教育实验对象，也有数量众多的哲学家队伍，但几乎没有哲学家参与办学或教育改革的实践，因此也就产生不了著名的教育家。而许多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又缺乏深厚的哲学功底，也未能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也没有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育家。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教育学家或是哲学家，如果不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以某种教育理念指导改革，又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决不能产生著名的教育家。为什么我国教育改革裹足不前？不客气地说，我国教育改革尚处于蒙昧状态，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不知道需要改革什么，也不知道改革的契机在哪里。因此，我国需要进行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宣传，这应当是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哲学家们又几乎都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这当是我国哲学的悲哀。

我国“哲学已死”与大学教育改革的困境是相互联系的，其出路都在于改革。我们应当彻底改造中国哲学，以哲学的改革推动大学教育的改革。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我国的教育理论，进而产生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这是振兴大学教育的关键。因此，我呼吁哲学家与教育家携手并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改变我国哲学和大学教育的落后局面而共同努力。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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