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做了两件半事”

肝癌,癌中之王。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占恶性肿瘤的4%),26万例中42.5%发生在中国。四十年前,有一位年轻医生,为了这些肝癌病人,立下誓言,毅然决然地走进了“癌症王国”。他,第一个发现和利用甲胎蛋白(AFP)来诊断、治疗小肝癌,使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到43.8%;他,第一个提出让“癌王”由大变小,切除缩小的肝癌,使患者5年生存率又比原来的3%到现在的62.2%。他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了“世界奇迹”。这位蜚声海内外、成就卓著的人,就是著名肝癌专家、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山医院汤钊猷教授。

“汤教授是世界最杰出的肝癌专家。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他已获得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赞誉、奖励、荣誉及关注,并给中国医学界带来无限荣耀。作为一名肝外科医生,他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医学专家之一’。” 这是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鲁迪斯密德(Rudischmid)对汤钊猷的评价。而汤钊猷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只做了两件半事。

“土包子”的“洋舞台”

1978年秋,汤钊猷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成员之一,飞行34小时,抵达阿根廷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全世界4年一度最大的癌症大会。但没有想到,汤钊猷的论文竟被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按规定只能讲5分钟。

1979年汤钊猷教授的小肝癌研究获得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金牌。

1986年,汤钊猷主编的英文版著作《亚临床肝癌》,由著名的Springer公司出版发行。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这世界上第一本小肝癌专著的前言中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巨大进展。”美国著名肝癌外科学者詹姆斯称,此书是“里程碑式出版物”。

汤钊猷与他的同事们的一项项创新性研究,一次次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1990年第15届和1994年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他成为肝癌会议的共同主席和主席。

2005年4月美国佛罗里达的棕榈滩。在这个被称之为“美国富豪天堂”的度假胜地,4月14日这天,云集了美国几乎所有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科顶级人物——一年一度的美国外科学会年会在此召开。这个在美国历史最长、最具声望的学术组织在年会的开幕式上宣布,来自中国的汤钊猷教授当选为名誉会员。这是该学会给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

美国外科学会主席珀尔克(Polk)教授代表整个学会如此评价中国同行:“汤钊猷教授是一位世界广泛公认的肝癌专家。作为一位对人民无私奉献的医生,以及在外科学术上有着极高境界的汤钊猷,毫无疑问值得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

汤教授的学生们说:“在那么多老外名医面前,作为一名中国医生真的备感荣耀,全是沾了汤老师的光啊!”

汤钊猷教授是会上最热门的被要求合影者。汤钊猷教授的老朋友们来了,他们热烈拥抱——那都是些业界久仰的“大亨”:肝移植之父托马斯·斯达泽(ThomasStarzl),数年前,汤教授曾为他的中文版自传《组装人》写序;前美国癌症协会主席瓦尔特·劳伦斯(WalterLawrence),他们曾在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珀波(HansPopper) 的80寿辰派对上相识。还有许多汤教授并不相识的同行也慕名前来表示祝贺。

事实上,对时年75岁的汤钊猷教授来说,这是一个“飞”来的新荣誉,在被美国外科学会理事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为名誉会员之前,他毫不知情。

但是,对全球业界的任何一个组织和机构来说,汤钊猷教授是东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人物——他对肝癌研究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目前领导的研究至今所保持着的国际前沿地位,使他近30年盛名不衰,是当今国际最著名的肝癌研究专家之一,也使中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

小个子的汤教授,典型的广东人外形特征,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有点乡音难改,普通话里还带着一点点很容易听出来的广东口音。汤钊猷教授自谦:“我是一个土包子。”

的确,在多达近70%的院士有留洋经历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属于少数派——他毕业于当年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他的从医生涯中,这位蜚声国际的肝癌研究专家、肿瘤外科学家、小肝癌研究奠基人,一直地地道道源自“国产”。

“血管外科医生”的成功“转行”

如今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汤钊猷教授曾经还是一个出色的血管外科医生。三十来岁时,他就已经是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道完成了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如果不是我国著名手外科专家顾玉东院士在其论著中提及此事,恐怕至今仍无人知晓。不爱宣扬的汤教授只对记者回忆说,基本功是做学问的基础,青年时代的汤钊猷所书写的病历曾长时间被医院誉为模范病历,而血管外科期间所形成的科技档案被称为医院最好的科技档案。

20世纪60年代末,汤钊猷的从医生涯发生重大转型,这是他主动的选择。

我国是全球肝癌高发区,每年约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尽管人类对肝癌的认识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诊断、治疗水平的局限,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肝癌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因此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为了尽快减轻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周恩来总理向医疗卫生界发出了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事业一定要战胜它。”那时中山医院主要开展肝癌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研究。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生,汤钊猷毅然决定:放弃研究已日渐深入的血管外科,全身心投入到攻克“癌中之王”的漫漫征程中去。

从此,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进攻。

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攻关前的准备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和同事们多次深入肝癌高发地——江苏启东农村实地调查,那里也是乙型肝炎高发区。作为肝癌研究者,他深知乙肝和肝癌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为了探究肝癌早期发现之道,汤钊猷不顾条件艰苦、防护设施差带来的危险,走村串户“找病人”,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但,汤钊猷未能幸免乙肝病毒的进攻。

80年代,有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可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改善肝癌治疗预后。汤教授支持这一想法。但接种卡介苗有不小的副作用,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为了检验可行性,汤钊猷挺身而出:“就在我身上种!”曾有一段时期,上海的交通异常拥挤,汤教授在挤公共汽车上班途中曾先后三次肋骨骨折,但他始终带病坚持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汤钊猷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从“进一个死一个”到最长生存42年,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

当时医学界已经知道血液中的甲胎蛋白(AFP)可以诊断大肝癌,但还没有人知道如何用它来诊断小肝癌。1972 年,在启东现场调研中,汤钊猷教授发现没有肝癌症状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一年之内的死亡率竟高达80%。他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可能就是打开肝癌早期诊断的一把钥匙。他在现场研究和大量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有可能查出早期的小肝癌。冒着风险,他说服一位血液中甲胎蛋白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证明病人确实患有小肝癌!紧接着,更多的临床实践和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

这一成果推广应用后,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医院开展起来,挽救了大批患者的生命。仅汤教授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共切除小肝癌1326例,10年生存率达43.8%。

在此基础上,汤教授改变了传统的肝癌诊断概念——由原来的依赖肝癌的临床表现来诊断肝癌,发展为联合甲胎蛋白和肝功能检测、结合影像学检查发现和诊断肝癌。这一革新使肝癌诊断由过去的“死后诊断”(即病人死亡后尸检才发现患有肝癌)、“临床诊断”(即病人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进入“亚临床期诊断”(即毫无症状的早期肝癌即可发现)的崭新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疗界以肝叶切除为肝癌的正规手术方式,但我国肝癌病人85%左右合并肝硬化,患者难以耐受大块肝脏的切除,导致极高的死亡率,这迫使外科医生放弃手术,大批患者因此丧失生存机会。汤钊猷提出了全新的手术方法: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既切除肿瘤,又保留较多肝脏,将手术风险降至最低,使更多患者获得手术机会。这项创新经过10年以上的随访,证明其手术死亡率仅为肝叶切除的十分之一,而5年生存率不仅没有降低,还略有提高。这种手术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承认和采纳。

虽然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患者就诊时肝癌已很大,因此其治疗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于是,汤教授又将目标转向大肝癌。

通常人们只认识到小肝癌可变为大肝癌,却很少想到大肝癌也可变为小肝癌。汤钊猷逆向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的大肝癌先经治疗使其缩小,然后再实施切除。经过系统研究后,这一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临床。

这就是汤教授所讲的“两件半事”中的“两件事”——小肝癌的研究和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

“肝癌斗士”的“半件事”

“汤医生,这刀开下去,会不会赶着癌细胞往全身跑?”在门诊坐堂的汤钊猷常常被病人问得哭笑不得。那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缺乏根据的天真想法居然也包含着几分道理。

第一次印证“玩笑”的,是几个接受姑息切除的晚期患者。拗不过一双双痛苦的眼睛,汤钊猷偶尔也会为较为晚期的病人做些姑息性的手术切术。术后发现,勉强开刀的效果其实并不好。随后的动物模型研究释放出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姑息切除可能促发残癌转移。

第二次“旁证”来自一群不幸患上肝癌的实验鼠。在送进放疗室的两天后,小鼠体内的癌细胞果真被照得“偃旗息鼓”;30天后再观察,本已低头的癌细胞转而发起大举反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难以置信。”汤钊猷的心一再被矛盾所触动。

后来,实验和临床“证据”越来越多。“有些病人术后很积极,化疗6个月后,居然复发了;而一些‘消极’治疗的患者很注意身心调节,相反活得更长。”在汤钊猷的带领下,弟子们开始有意识地搜集“证据”。他们发现,如果开刀开不干净,剩下的癌细胞比以前更难办。同样的道理,放化疗如若留有尾巴,余下的残余分子其恶性程度更高。

已近耄耋之年的汤钊猷花了半辈子与癌症“斗法”。他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发明了不少降伏癌细胞的“魔法”,但也面临病人“越治越多”的尴尬。“以前忙着开刀,没时间思考,现在是时候想一想,过去百年的抗癌战略到底有没有‘犯错’。”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肝癌斗士”的心头,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面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擅长肝癌切除手术的汤钊猷一直在思考“转移复发”这道世界性难题。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小肝癌的切除例数20年来增加了10倍多,但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即便是2厘米以下就开刀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只有69%。显然,癌转移是肝癌的主要死因。

在探寻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规律的过程中,汤钊猷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新问题。他举例说,医生有时勉强为已错过最佳手术期的晚期病人开刀,为的是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与某些手术“适得其反”的作用相比,放疗对于癌细胞的影响更为复杂。比如,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生长“偃旗息鼓”;可等到30天后再观察,癌细胞的肺转移倾向竟然比那些“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

就在汤钊猷反思手术、放化疗与癌细胞转移之间的关系时,《自然》《科学》《癌症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也屡屡出现有关抗癌副作用的报道。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患乳腺癌的小鼠在服用化疗药物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一种信号蛋白立刻吹响“集结号”,指挥癌细胞向肺部迁徙。沿着“副作用”线索顺藤摸瓜,研究者发现,在癌症分子靶向治疗领域十分热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其实也是“双刃剑”——短期抑制肿瘤周围血管生长,长期反促癌细胞扩散——这种治疗方式,往往只能让患者生命延长几个月。

种种迹象提醒研究者,常规癌症疗法好似一只“潘多拉盒子”。在利与害之间,医生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汤钊猷说,15年的肝癌转移研究给了他不少启示:“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是生活环境、癌细胞、体内微环境和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行之有效的抗癌方式应该是,一边消灭肿瘤,一边从免疫、内分泌、神经、代谢等角度综合干预,调变肿瘤,最终令残癌细胞改邪归正。

对于这些手术和化疗外的工作,汤钊猷笑称为“补台”。

“补台”意味着,对付无限增值的癌细胞,光动刀还不够,需要出奇制胜的第二、甚至第三招。汤钊猷记得,过去每每开刀,总要在手术室苦等病理医生的冰冻切片报告,恶性的马上开掉,良性的暗自庆幸。现在看来,这种以病理学为基础的抗癌思路大抵都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清楚地意识到,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不仅要从病理学角度看肿瘤,更要从生物学角度看病人。

其实,早在16年前,汤钊猷已经带领弟子尝试“补台”了。那年,他毅然转向,带领整个研究所从肝癌的“导向治疗”转到“转移复发研究”,这也就是目前他所说的“半件事”。

在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的过程中,汤钊猷发现,改变培养环境,癌细胞的转移潜能与转移方向也会随之改变。这反过来提醒,抗癌不能只盯着癌细胞,而应注重对癌周微环境和整个机体的综合干预。

“两件半事”外的“第四件事”

对病人来说,汤钊猷教授不仅仅在于对疾病本身的研究,在某些时候,他还做着“第四件事”——心理治疗。

汤钊猷他在《汤钊猷临床肝癌学》一书中这样写到:“1949年进入医学圈的第一天,我就希望做个好医生”。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成为伴随他一生的行医指南。

汤钊猷始终认为医学的对象是人,只要有利于病人,哪怕是再不起眼的小事,他也愿意亲历亲为。

1986年,一青年男子因患右肝大肝癌伴肝病活动,拟进行肝癌缩小后再切除。经1月的保肝治疗后,病人的肝病趋于稳定,但他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不愿接受针对肝癌的综合治疗。在汤钊猷的耐心劝说下,病人同意接受治疗。治疗后肿瘤缩小,这位病人又认为肿瘤已明显缩小,治疗有效不愿意进行二期切除。汤钊猷一番苦口婆心的细致解释,消除了病人的错误想法,使他同意进行手术。现在,这位原本已经绝望的病人已经成功生存了近20年,逢人就说汤钊猷是他的救命恩人。

针对肝癌病人存在悲观、失望、恐惧等心理问题,在汤钊猷的倡导与带领下,肝研所全体医师除耐心细致地解答病人及家属的各种问题,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长达一万六千字的《健康宣教提纲》,全面细致地介绍了有关肝脏肿瘤的防治知识。1998年以来,至少有4000余名病员及家属阅读过该提纲,有800多份宣教提纲被病员带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使许多肝癌患者增长了战胜疾病的勇气。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汤钊猷教授都会带着科室全体医生来到病人身边拜年,几十年从无间断。

直到今天,汤教授仍然坚持每周安排门诊、两周一次病房大查房。即使在他担任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等职务时也不例外。他的精湛技术、高尚医德享誉海内外,国内外许多病人慕名前来就诊,其中既有海外大老板,也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更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汤教授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竭尽所能。

汤钊猷还一直拒收病人的任何钱物。汤钊猷曾为一位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的肝癌病人做了手术,病人及其家属为表示感激多次请汤钊猷吃饭、送钱物等,均被他婉言谢绝。病人顺利康复出院时,特意将带来的东北人参委托汤钊猷的学生转送。当学生把人参送到汤钊猷那儿时,不仅遭到了拒绝,而且还挨了一通批评。他谆谆教育学生,医德医术是医生的灵魂。缺少医术不行,缺少医德更不行。病人的礼,医生千万不能收!

“泳池”伉俪

尽管汤教授一直是健康生活的倡导者,但他常常无法兑现那些健康准则。汤教授在65岁生日时对太太保证过:除了搞研究,推掉其他一切事务;每晚10点睡觉,决不再开“夜车”;每周看一部电影,陪着太太一起看。但是,荣誉还是接踵而来:2002年荣获香港外科医学院名誉院士称号;2004年荣获国家颁发的“白求恩奖章”。这使得汤教授无法推辞新老同行朋友对他讲课、撰稿等各种力邀,当然就不得不屡屡违反自己的保证。“夜车”还得经常开一开;影视剧么,只能偶尔挑些夫妻俩都最爱的间谍片、悬念片一起观赏;但唯一雷打不动的就是每周的游泳。

上海的隆冬,又湿又冷,一些年轻人躲在空调房里还嫌不够暖,然而,在上海交大游泳池里,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却在劈波斩浪,其中就有汤钊猷、李其松伉俪。在冬泳队伍中,他们虽然是年长者,但每周三次却雷打不动。甚至过年的时候,每天早上他们还是相伴去冬泳。

坚持冬泳靠的是意志力。虽然每次只游一两个来回,但碰上下雨下雪的恶劣天气就难免让人想打退堂鼓。李教授笑着说,因为自己每次必到,所以一旦队友有游或不游的思想斗争,总会在她的精神感召下坚持下来。谁的关节炎好了,谁的糖尿病好转了,大家还一起交流锻炼的心得。

汤、李夫妇是医科大学同班同学,那时他们就喜欢游泳。两人经常要国内国外出差开会,泳衣泳裤是行李中必不可少的,绝不放过能下水游泳的机会。原本只是游到近秋天就不再游了,说到怎么会参加冬泳,李教授深有感触。

“十年前,我突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进行保守疗法后,腹内仍留有炎症肿块。这时,又定了要去美国参加会议,所以决定三个月后动手术。”李教援记忆犹新地谈起这段往事,“在美国时,我根据掌握的医学知识,就想是否能通过加速血管运动来对付肿块,便尝试用冷水洗澡,试下来没什么不适。回到上海后,我就有了冬泳的想法。”李教授的想法十分坚决,尽管当时正值秋末冬初,有人劝她最好有个过渡,别直接参加冬泳,但她仍凭着自己的毅力开始了运动兼治疗的计划。“三个月后要动手术了,检查却发现我腹中的肿块已经没有了。”至今说起这个意外的惊喜,她的兴奋心情仍溢于言表:“病好了,但冬泳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尝到冬泳甜头的李教授目前仍在工作。心情开朗的她还学习钢琴、书法,跟周围的老同志切磋心得,生活得十分舒心愉快。相比而言,汤院士的日常工作更繁忙,作报告、带研究生还有外科手术。但再怎么忙,他仍在妻子的鼓励下参加冬泳。汤院士的甲状腺已切除,身体怕冷、无力,他仍希望通过锻炼让有效的工作时间再延长些。

由于冬泳有个度,不可能进行太长时间,夫妇俩每周还要到游泳馆两次进行“强化训练”,一口气游个一千米。由于长期服用甲状腺素,汤院士体内的钙逐步流失,有一次引起了腰骨折。他们了解到,游泳主要是锻炼心肺功能,骨骼锻炼不够,于是每次在交大冬泳后,就步行半小时回家,加强骨骼的锻炼。

汤钊猷、李其松夫妇对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在坚持锻炼上有着顽强的意志力。携手相伴的人生中,是彼此的关心和鼓励,战胜了疾病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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