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佳作书局和它的中国主人

2019年6月，艺术书店佳作书局的新店在798艺术区陶瓷一街路口开张。店内展厅展示出了诗人西川、学者尹吉男和徐天进的书画作品。上下两层近500平的面积，红砖厂房的外墙，吊灯地板和金属升降机的art deco风内饰，价格达五位数、如艺术品陈列的重磅书，引来了穿梭不息的打卡拍照爱好者。

“来来，给我照两张，儿子，你也过来照一下。”背着LV挎包、拿着自拍杆的女游客，把正在一楼大厅翻书的孩子生拽过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嗎？”女人的老公问。

“不知道，好看呀。先照了再说呗。快。”

他们身后，是超大开本的画册《David Hockney： A Bigger Book》（《大卫·霍克尼：一本更大的书》）。这本大卫·霍克尼的作品集由获奖无数的设计师马克·纽森设计，立在三原色的亚克力三脚书架上。500页的画册，全球限量一万本，原书售价2500美元。更贵的则是摊开的这一页《艺术家肖像（两个人物与游泳池）》的原作。在2018年的佳士得秋拍中，霍克尼的这幅作品最后以9031.25万美元（含佣金，折合人民币6.26亿元）落锤，成为在世艺术家价格最高的作品。

一双白色手套搭在摊开的这幅画（印刷品）的页面上，旁边夹着一纸店内说明：“如需翻阅，请联系店员。”

不过，当其中一些人得知，要越过吧台对面的玻璃门，进入两万本的外文原版艺术书世界，需要支付10元的入门费（或者充值成为会员），多半就望而止步了。

“凭什么？书店还需要门票？”看到门上提示，某个推着婴儿车的爸爸怏怏地扔了一句。

“原先在芝加哥的时候，大门都不对外的，进店按门铃，或者提前预约。”佳作的主人朱帅告诉我。“我们在花家地三层时，也这样。因为对艺术书籍，特别是亚洲艺术书真心感兴趣的，确实是少数。”

书店的本名Paragon来自犹太人马法伯（Max Faerber），上世纪40年代他逃难至上海后创立了这家书店，主营有关亚、非洲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书籍，赴美后先后落地纽约和芝加哥。书店几经易主，2014年由中国人朱帅和林恬买下。他们在央美对面的小白楼（画材中心）开了佳作，将其图书品类从东方艺术拓展到世界艺术的范畴。

新店风格引来“流俗”的质疑，读者对书品质量是否始终如一的观望、对会员制度的质疑，这些朱帅都吃得消。但变幻莫测的政策和多重外力的夹击，人事管理的千头万绪，把从前那个单纯的年轻选书购书狂，榨得快变了形。

“我现在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只有在机场，抽空看点管理的书。得补课啊。”他老实承认。

可新书到的电话一响，他“嗖”地又精神了。“这一车，有七托盘（装货的木质工具单位，一托盘大概放50个纸箱）呢，都是德国Taschen（塔森）出版社的好书。一会儿给你好好介绍。”他摩拳擦掌，像等待盼望已久的礼物。

书目管窥近代中国

原本，开书店不在朱帅的人生规划里。

八九年前，因为专业需要，在杭州中国美院读研究生的他四处购买美术史方面的书。但很多书买不着，尤其英文书多半只出现在注释或参考书目里，国内实体店很少有售。他四处搜罗，越买越疯。曾经花1000元人民币收藏了美术史家方闻写的《心印》，还破费2000美元收藏了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雕塑》。直到积蓄快花光，不得已只好转手一部分。

“我像古代藏书人那样，给书一个一个做了编目，写上作者是谁，为什么有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大体上讲了什么，以及自己的看法等等。结果很快被人全部买走了。”从那时起，便有美院老师打电话，请朱帅帮他们买书。他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能帮到一群有同样需求的人。

在一众海外售书机构中，他留意到了Paragon这个频频出现的名字。这家先后在纽约、芝加哥经营，已有半个多世纪店龄的书店，最初竟然发端于上海。

“可惜遗留下的资料也很少，我精力也有限，还没来得及整理店史。”朱帅老觉得遗憾，关于Paragon的过往，他知道的并不见得比我们多出多少。

二战“前夜”的1938年，犹太记者马法伯从维也纳乘渡轮，一路飘摇至“远东”的上海。到上海后，他先是做一家德国难民报纸的业务经理，为报刊撰写报道。但在日军全面接管公共租界后，英文报刊受到严格管控。马法伯于是从世界各地寻觅历史文化类书籍，销往本地与海外，不久便创立了Paragon Book Shop。

马法伯缘何有信心开起这样一家书店，客户都是些什么人？ 在七十多年前的上海和亚洲，Paragon获得了怎样的影响和声誉？

无从判断。唯一留下的凭据，是朱帅从各地搜到的书店为读者精心印制的书目清单，从三四十年代薄薄五十多页的一小册，到1970年代已厚达近300页一本，广告丰厚。

“足可以见，当时西方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兴趣之浓厚。”朱帅拿出一摞书目，一一道来。

书目里，有“即将出版”“再版”“珍本”“极罕有的珍本”等分类，重点书籍会用方框框出或专门列出小段推介。除去数目繁盛的艺文书，不难发现卫三畏、理雅各等19世纪中后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先驱笔下的中国观察，学者解威廉的《曾国藩和太平叛军》，费孝通的《中国士绅》，也有像卜凯所编写的《中国土地利用》这样的科学专著。

上世纪70年代某期书目里，对1969年再版的《胡适与林语堂散文精选》（部分为汪精卫点评），书目里有如下的看法：

南京方面（蒋介石）指责胡适的言论已经越过了学者讨论的界限，沉浸在无意义的吹毛求疵中。这样的指责显然是好笑的废话。那些杰出的政治家们相信，胡适的观察才是对南京当局充满智识虚伪的有力批驳。

“这些介绍多半出自马法伯之笔。你看，他是有观点的哈。”朱帅微笑。

从零开始

经上一任店主杰弗里介绍，朱帅在曼哈顿曾见过一位马法伯的后人，结果却不太理想。“她是一所学校的艺术老师。Max的夫人Rae（蕾切尔）是在上海出生的。2000年前后去世，遗物分给家属后，这位家属分得了一些书。这人想卖给我。可我觉得她对书店这块并不上心，对老Max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最后那些书到底也没有买。”

希冀寻求到的一点连接，不料在路人和老店员身上获得。

2016年上半年，朱帅去了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闭馆之后，他在博物馆门口等车。一位博物馆志愿者老太太过来和他打招呼。“她问我你是干嘛的，我说，你大概想象不到，我开了个书店，而且那个书店曾经在纽约运营了四十几年的时间。她问我是什么书店，我告诉了她，她说她知道Paragon。1950年代的时候，她就在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家书店工作，相隔不远。”

1960年代在纽约工作过的店员理查德·克莱恩，算是马法伯执掌书店时期的至今仍在世的极少数店员之一。他在给朱帅的邮件里这样回忆：

通常我在纽约的三个去处分别是：当时位于三十八街东边的Paragon书店，卡内基熟食店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Paragon有自己稳定的顾客。我记得有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阿里阿卡巴汗、 李·斯特拉斯伯格、亨利·摩根，以及许多来自学术界的人（注：邮件里提到的人皆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名流）……

当我拜访Paragon，不经意间透露出我刚到纽约，蕾切尔立即给我提供了书店的一份工作！没有简历、没有任何推荐信，甚至连面试都没有——当即就敲定了下来。我的工作任务是文件归档和打印各类单据。那时，我对日本文化和卡尔·荣格充满了兴趣，也已经开始熟悉有关东方文化的书籍……

“他跟我说过马法伯说话口音很重，脾气大。比较容易焦躁。蕾切尔就要温和一些。但他们对他都很亲切。”朱帅说。

享受了五年书籍和雪茄烟味的日子，随着1970年代信息技术在美国兴起，想当程序员的理查德离开了书店。

按照朱帅给的邮箱，我给八十多岁的老理查德写信，始终没有收到回复。“最近一次联系，他还在街上卖书，据说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个上百美元。估计还在鼓捣他喜欢的哲学吧。”朱帅猜测。

马法伯去世后，书店由妻子持续经营。两位女顾客出于对书店的情感选择合作经营，蕾切尔依然留在店中帮忙。直到1990年代初，来自芝加哥的古董商杰弗里接手了书店，根据自己的爱好扩充藏书、优化门类。

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曾回忆，当他1994年从哈佛转到芝大任教，一个巨大惊喜就是找到了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Paragon。

“虽然我以往知道这个经营亚洲艺术书籍的书店的存在，但看到这么高大的空间里，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中日韩美术的新老书籍和杂志，其深入和广阔在这个领域中从所未见。”之后，巫鸿开创的芝大东亚艺术中心所编撰的英文书均交给Paragon所属的公司出版。

比巫鸿晚了近20年才踏入这家店的朱帅，初进其中的惊讶程度并无分别。

书店和出版社所在的一楼是个巨大的长方形空间，朱帅记忆里需要走90步左右才能从入口走到另一端。“两侧从天花板到地面全是十几层的大书架，密密麻麻，中间还有低一些的书架和柜子。感觉加起来怎么都得有四五万册书吧。因为墙体不太规则，为建筑安全考虑，还在书架挨墙的那一面专门做了一排木结构的支架。”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和考察，朱帅和林恬决定买下Paragon。

“到2016年芝加哥实体店撤销，只留线上售书和仓库。我们叫了好多工人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天十几个人干活。四五万册书，足足搬了有一個月。”

从客户、热心的买手和网店经营者，到正儿八经做国际图书贸易、一个历史品牌的接盘者，不过两年多点，动力何在？

“真的是零经验。全家都不支持。家人说，你妥妥地买书，稍微卖些给朋友也罢了，干嘛揽下这么个烂摊子？万一赔了怎么办？”他吃吃地笑。

说是雄心，不如说担心更多。“因为我听到说，他们在寻找买家了。我很担心书店售出后出现大的变动，从此没有好的资源买到好书了。”

“买卖旧书的第一桶金，能买得起一家70年的公司？”

朱帅回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20年前，图书业可不像后来自带‘没钱’的标签。那时候古旧书卖得可好了。”

但要出手买下Paragon，积蓄还差很大的缺口。

“小姨偷偷给的80万早已投入进去，丈母娘家的支持最终让我们买下了书店，也欠下不少债。”

对风险和行业规则的无知，都成了学费。“杰弗里卖书给我，我已经先全额付款了。代理报关时，因为一些原因，国内报关公司拒绝合作。等于我都给美国打款了，货却彻底‘歇’了，我根本收不到美国发出来的书。”

隔了两年，朱帅经由美国的承运方得知，书都被扣，拿不到了。这一笔他损失了好几万美元。他却感谢这个迟来的通知。“如果当时就知道书最终来不了，心理上肯定受不了。但两年之后，已经缓过来了。”

今天他回头想，如果冷静地按照常理来判断，接下芝加哥店，就是个巨大的“错误”：一句英文都说不到头，更别说美国的法律税务了。被人玩得团团转，也毫无办法。

几番博弈，他更了解商业规则和不同国家的国情，开始和各种“地头蛇”打交道。但依然防不胜防。“还有人偷我的顾客，转移资产。有一段时间，我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说许多年前，自己也是个容易愤怒的年轻人，现在想的就是做好手头每件事。“生活是一桩桩的现实，它不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字句。”

蒋彝，阿萨瓦和坎普

2014年在花家地开张的“佳作”，是网友对Paragon的英文原意（典范）的翻译，也定下了朱帅内心的标准。

“店里书的品质很好，有很多国内看不到、买不着的外版艺术书籍。那时我经常在小白楼吃碗面，转转。朋友也会约在那里见面。它虽然简陋，但却是个不一样的空间。”常逛佳作的中央美院教授郑岩说。

央美教授王春辰，曾翻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家丹托的著作《艺术的终结之后》。2009年，丹托在家里向他展示了中国作家蒋彝（Chiang Yee）送给他的书法。

除了是可口可乐这个饮料名称的中文译者这点，蒋彝的艺术经历与成就在国内鲜为人知。“他从上世纪30年代出国，在伦敦工作和生活，后来迁居纽约，一直到去世。蒋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哑行者’，用英文写了很多城市笔记，还画上他自己的画，非常雅趣高妙。”王春辰介绍。

后来他才获悉，佳作收藏了一系列蒋彝的作品。在798店时，朱帅碰巧拿出了一本蒋彝的《波士顿画记》给我们看：封面中间是蒋彝手绘的城市地标彩画，顶端横式题写的英语书名，花体字旖旎流畅，荡漾如水波;右侧是竖式的中文书名和作者本人的签名。中英文书名，以及书脊上的英文书名，都由蒋彝用毛笔写成。

欧美不少亚洲研究相关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年事已高，所藏书籍若无人问津，则白白流散。朱帅引入了不少富有学术研究和学者人物研究双重价值的藏书。

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芮效卫自1959年开始就在佳作书局购书，其耗费40年完成的英译《金瓶梅》，便参考了大量店内购得的书籍。“他把所有的书都卖给我们了。那些都是做汉学研究的必读本。”朱帅指着其中一本《中国人名大字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扉页上有芮效卫的英文签名David T.Roy，以及购书的日期（5.24.63）。“这本字典就是台湾出的，但它原版是清末的，台湾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盗印的。”

在花家地店工作了一年的店员李谢林，瘦瘦的，说话时肩膀习惯性地垮下去。她说来佳作，只是正好自己也喜欢这些书，她也享受帮客人找到书的感觉。

“现在网络购书发达。可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店，会帮你过滤掉那些不值得一看的书。”

在佳作的书库里，她发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有趣的艺术家。“像露丝·阿萨瓦，之前香港的卓纳画廊做过她的展览，我们店里就有她的画册、她的金属丝编织作品。阿萨瓦是黑山学院的代表，非常小众了。这样的艺术家，并不太受到关注。”

我在网上搜到有关阿萨瓦进一步的介绍。当时大量优秀的欧洲艺术家，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被黑山学院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不在乎学校设施简陋、条件艰苦，选择在这里教书。阿萨瓦曾经被当成少数族裔女性和社会活動家，但她对权利抗争类活动却并不认同，认为就一个具体的概念做出具体的事情比抗争活动要有意义得多。

“这本书一本也没有卖出去。”李谢林的口吻还是那么淡淡的。

“本店不卖考前书”，不管花家地店迁徙多少回，前台张贴的这张小白纸告示如影随形。很长时间里，佳作的艺术书读者视之为一种姿态的证明。

“我就和朱帅说过，你可千万别叫我去798店，那样我干脆不干得了。”李谢林毫不开玩笑地跟我说，潜台词分明是“知道老板肯定不会叫我去”。

“为什么？”

“798多闹腾啊。光那面粉墙（主街附近小巷里的一面墙，被附近商家涂成粉色后迅即成为打卡拍照胜地）就受不了。”

这样情绪化的话，朱帅一笑了之。花家地店开业早期，他对所谓“非艺术界读者”的确是不欢迎的。但后来心里的硬地在逐渐软化。

“那些你以为并不了解艺术的人，他们其实也会买好书。你如何判断‘懂’与‘不懂’？读者也在拓宽我自己对艺术的认知。”

拆封Taschen新书的那天晚上，朱帅打开一本以坎普为主题的精装书《Camp： Notes on Fashion》（《坎普：时尚笔记》，由古驰公司为今年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推的专题书，灵感来自1964年苏珊·桑塔格的同题文章）。淡粉色的封面，正文有对于这个文化现象的描述分析，封底页设计成三折，又是一小册关于坎普风的水彩绘画。书的侧面印着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一个人要么成为艺术品，要么拥有艺术品。”

“这种书的主题，不合我自己的趣味。可它做得多好，太精致了。”朱帅赞不绝口。

他心里还是有一些基准线。“别人曾经怂恿我拿着佳作的藏书上拍场，我拒绝了。因为那几年的拍场太喧嚣，我也担心拍卖一旦操作走偏，会给图书市场带来不利影响。”

营销、管理，本都是朱帅的短板。刚刚招聘来的店长何佳打趣说，入职前，每次朱帅和她聊，“起步都是两小时。”“他真的很平易近人，我再不用像上一份工作那样，没法畅所欲言。这个书店也有别处难以复制的图书发行渠道，这些都很吸引我。但朱帅有时又过于热情了。我们正谈着工作，一有朋友到店里来，他就和人家招呼个没完了。分配工作，也会随手就把任务抛给谁。可最后却没人承担，大家都说，这不是我的活儿啊。这些，都得改。”她认真地吐槽。

回到根源地

几天前，也在北京开书店的牧一和朋友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看毕加索的展览，无意间溜达到佳作。

同伴进得店内，便直夸咖啡区“地砖漂亮”，牧一关注的却是吧台、书架的摆放、图书的整洁程度、动线的设计等。她向我回忆，一楼会员区书架有很多纸箱摞着，虽然整齐，她还是留意到了。“我是有洁癖的，不允许库存的书放在眼前。”

“可选书真好。到了二层日本艺术图书的区域，我就不想动了，好想坐在地毯上，看几个小时也不走。那可太幸福了。”

店员见牧一他们很喜欢书，又是同行，便请出了朱帅。“他（朱帅）就站着给我们介绍佳作与文物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的《士林典藏：稀见木作小文房》，从印刷讲到装帧、布光拍摄。讲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一直站着，真的累死了。”牧一笑着，“但又着实很理解和感动。”

这本佳作出版的第一部中文书也是朱帅最引以为傲的作品。马科斯·弗拉克斯所著的英文原版从杂项小件来呈现中国古代文人审美，还不吝笔墨详述了器物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瞥见其最终使用者所处的丰富世界以及他们引人注目的品格”。英文版引进国内时，朱帅便叹服，竟然可以将一本书做得如此精致：印刷采用两种纸，一种是大开本的纸张，还有一种与手掌差不多宽、薄却有韧度的圣经纸。书中不少器物印在同一张圣经纸的两面，图案和色泽不同，却依然保持了光的透彻与色的细腻。

朱帅为中文版专门找了几位设计师，翻译请了社科院和古董圈的达人分别把关。最难保证的印刷关，他在国内、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几家印厂都试印过，最后选定了比利时公司。“开动后，他们寄给我没装订的样书，我一页一页地看，看到印得有瑕疵，还打回让他们返过工。”

几天不见，朱帅眼睛有点肿。再过几天，下巴冒出了一圈硬茬胡须。“半年前，我最自豪的还是《士林典藏》。现在，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把房租按时给交了。从前哪想过现金流这种词？！结果有一天，想请同事和搬运的师傅喝点奶茶，一算，18个人，那就是好几百呀，我真犹豫了。”朱帅露出一丝苦笑。

发稿前两天去，花家地店还没完全拾掇完。和售书区相邻的餐饮区初见雏形，胶带、包装袋、数据线、各种容器和置物架，依旧局促地窝在一起，等待料理。

五年里，这是第四次搬了。即便新址离原址不过几十米之遥，从户外挪到室内。还是得搬。

“整个后院都要求拆，就我們一家留下了，人家（物业）还给了我们一机会呢。”朱帅调侃道。在这行浸淫了几年，再糟心，他也已经学会以镇静应万变。

“会不会觉得和当年在上海和纽约搬了三四次的马法伯很相似？”我问他。

“可他在纽约四十多年啊，想想，在每个店址存活10年。要我也能这样，简直太满足了。”他长呼一口气。

好几位读者都向我提到过纽约的老牌书店Strand，二手书是这家店的招牌。我和牧一说起，花家地的佳作店原先也有很多二手书，但现在数量锐减。她很理解：“90年代开始，中国的二手书便萎缩了。反而好书都在欧洲、日本的市场上。为什么独立书店不断地迁徙？周期到了，租赁成本成倍地往上翻。”

不入牧一法眼的那些纸箱，是恶劣天气和糟心设计的见证。半个月前的某天夜里，暴雨猛降京城。从花家地店出来的朱帅，直奔798店。资料馆、会员区、二楼会客间，无一幸免。雨水从外面渗进墙壁，滴滴答答落在几十个纸箱上，再滴进里头的书里。

“X。”大半夜，他把几十箱书一箱一箱地搬开，一边搬一边骂“该交智商税”的设计师和施工方。地毯上的水渍，半月未消。

“就我一个人，没事啊。”过后他撸起袖子，给我看并不明显的肌肉，“以前都这么来的。”

一楼角落里的小资料馆，目前面积不到10平米，朱帅却想得很深远。他希望做成一个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收录中国现当代各个画廊、美术馆、艺术中心及艺术家的出版物和研究资料，提供给有需要的读者，来资料馆上门阅览。

“可以提前24小时预约。最近已经和网络工程师在谈了，有了资料编目的逻辑和框架。也和画廊谈了一拨。中国至少数百家画廊有能力出书，每家如果出一本，就是不小的量。”

“现在有多少愿意加入呢？”

“几十家吧。慢慢来。”

朱帅说，他从来没想过“坚持”这事儿。“‘坚持’这词儿，听起来不就很消极吗？”他抬了下眉头。“我的愿景，是佳作的80周年店庆能在上海办，回到它的根源地。再往远了说，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出的好书。”

（参考资料：《带你领略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书店》《露丝·阿萨瓦： 纯粹朴素的劳作艺术家》，实习记者许多、都芃、肖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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