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风浪纵虚舟

１９２４年８月３日，经过“一大”改组的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一大”通过的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孙中山的忠实助手、国民党中央常委、农民部长彭素民却因积劳成疾，于广州博爱医院溘然长逝了。噩耗传出，广州各机关下半旗致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隆重召开追悼会，孙中山派代表致祭，并书挽联：“吾党惜斯人，应多注海倾江泪；廿年同患难，未负乘风破浪心。”表达了相互间的深厚情谊。廖仲恺的挽联则强调了彼此相同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品德的赞扬：“谁为农民，即一端可见其志；丧我良士，微斯人将谁与归。”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学员的挽联是：“大局正需才，况珂里多艰，九脉流声更呜咽；精灵应不瞑，如泉台可作，百身赎命仍便宜。”充分表达了对这位师长、领导的敬爱以及对其逝世的无比痛惜。追悼会由廖仲凯主祭，致祭时竟泣不成声，全场为之动容。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４日孙中山批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彭素民生平事迹应准由《周刊》登载，仰即转行知照。”

彭素民生于１８８５年７月８日，字自珍，江西省清江县店下乡韶塘人。自幼聪慧好学，十四岁即中生员（秀才），稍后就读于江西省立经训书院，十九岁考入南京两江师范，率先剪辫参加黄兴的华兴会，开始革命生涯。此后二十年中，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反清倒袁，征讨军阀，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人士、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为创立民主共和国而奔走奋战

自１９０５年７月至１９１５年底是他为创立民主共和国而历尽艰险，奔走奋战的时期。１９０５年春，彭素民由南京两江师范请假东渡日本。同年８月，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集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彭素民以华兴会会员身份参加了此项活动，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１９０７年８月，他又与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部分同盟会员为基础，以军队和会党作为联络对象的共进会，邓文辉任会长、焦达峰任参议部长、彭素民任文牍部长。１９０８年，他由共进会派遣回国，主持江西同盟会务，秘密发展会员，策划在本省起义。他化名彭俭参加新军，首先做驻南昌的新军五十四标的工作。在他的发动下，标统林之夏，管带董福开，队长陈继韶、彭克俭等和一些洪江会的头目先后入会。当时，与军界的联络点设在南昌鸭子塘熊氏会馆，此外还设立有南昌易知社、宜丰我群社、上饶的体育算术专修科等几个秘密机构。他还在家乡樟树镇创办女子学校，作为联络总站，并借此发动妇女宣传革命。随后，他又到新干、峡江、高安、宜丰、鄱阳、丰城等县秘密活动。经过十个月的准备，共发展会员一百多人。按原定计划，彭素民准备以新军五十四标为主力在江西举义，不料被叛徒程豹和敌探胡渊告发。彭克俭等遇害，他在李烈钧帮助下才得以逃脱清廷的通缉追捕。是年冬，他改名彭素民，避居峡江的同盟会员陈禹轩家中，后与同乡黄介民等考入闽江师范。

１９０９年，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招生，彭素民觉得这是再次打入军队发展革命武装的机会，于是改名彭键前往应试。陈禹轩劝他别冒这个风险，他慷慨激昂地说：“死有什么可怕，如果我这次暴露了身份，被清廷杀害了，能有益于国事，和彭克俭诸烈士相见于地下，也是我甘心情愿的。”入学以后，学校当局并未发觉他就是被通缉的彭俭，但一些热血青年对他逐渐有所了解，非常愿意和他接近。在校一年多，他做了大量的宣传联络工作，发展了包括该校高级官佐在内的一大批起义骨干。辛亥革命爆发，南昌城内测绘学堂和陆军小学学生配合攻城的起义部队，兵不血刃地光复了江西省会。１９２４年广州《中国国民党周刊》有一篇纪念文章介绍彭素民时指出：“辛亥武昌起义，江西测绘生首谋响应，促三百年帝制于异族之江西光复一旦，君之力也。”

南昌光复前后，彭素民还与陈劭先、黄介民等筹组临江军政分府。１９１２年元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受命往任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职后，他回江西任《晨钟报》主笔。临别有《留别南京临时总统府诸子》：“折柳春三月，临岐意万重。天涯有诗兴，遮莫惜邮筒。”表达了同志间殷殷情谊。同年，他应聘北京稽勋局（优抚辛亥革命烈士的机构）秘书。民国二年宋教仁案发生后，素民愤而离京，复回赣协办《晨钟报》，揭发和痛斥袁世凯阴谋。李烈钧湖口起义失利，他被迫流亡日本，参加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的工作。１９１４年８月，乘欧战爆发，帝国主义者自顾不暇，袁氏失去凭籍之机，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纷纷返回祖国。彭素民则以中华书局《中华大字典》分纂的公开身份回到上海，从事讨袁的秘密活动。当时，袁世凯有称帝野心，他对此深感忧虑，指出：“此实不良社会为之，革政治而不及社会，祸源不去，治决无期。”在三十岁时所作《百字令·自寿》中，他写道：“天涯奔走，叹功名三十，于我何有？误煞文章能报国，争不牧猪屠狗？老大蹉跎，少年倜傥，辜负虚名久。本来无谓，英雄知算谁某！除却旧侣高阳，同游阮籍，更无须可否。此日顽躯犹健在，满饮一杯自寿。十二元终，三千劫尽，且待重回首。而今何事，许多来者在后。”

佐助孙中山与军阀奋战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９年，是彭素民为佐助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与军阀展开斗争的时期。期间，他奉命离沪，奔走于广州、北京、潮汕、福建等地，先是到广州争取林虎接受孙中山的节制未成功；后于１９１６年９月北上，想说服当时北京日趋分裂、腐化的国民党人，要他们加强团结，共同对付北洋军阀，亦未凑效。失望之余，他写下了《古道》一诗，抒发胸中的愤懑：“古道于今不可期，各开门户各争持。相逢若复论知己，悔不如前落魄时。”１９１７年秋他离京南下，佐助伍毓瑞在潮汕练兵，任援赣军第四军秘书长兼领游击，准备联合陈炯明以帮助粤军返粤，驱除桂系军阀、粤督莫荣新，拥戴孙中山北伐。不料，莫荣新闻讯夜袭伍军于潮州，伍毓瑞全军皆溃，他只身脱走上海。１９１８年２月，孙中山任命他为广州元帅府秘书。５月，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被迫辞职，他转赴福建。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孙中山在《复彭素民函》中指出：“吾党蒙难艰贞，而目的不得遽达。亦惟有努力奋斗，始终不懈而已。来函谓姑息不如刚决，诚有见地之言。昔武侯未出中原，先擒孟获，以除内顾之忧；今之桂贼，即孟获也。此贼不灭，民国不能生存，是以当今急务，在先灭桂贼而统一南方，然后乃能北向讨伐耳。望与各同志力作士气，以赴时机，则前途希望，正未有艾也。”

辅佐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人物

自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逝世，是彭素民辅佐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左派著名人物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贡献最大、思想最为成熟的一个时期。

１９２０年３月，彭素民回到上海，在中国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工作，同时致力革命理论的学习与宣传。他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介绍当时各国社会党的情况，同时主办《国民通讯》，向海内外报告国内革命动态，积极鼓吹革命。毛泽东在给彭素民的信中谈到：“素民同志来信并《通讯》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讯》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１９２２年秋，国民党在沪酝酿改组，１９２３年元月改组完成，委任彭素民、林祖涵（林伯渠）为总务部正副部长。为加强总务部工作，彭素民同意林伯渠推荐张太雷任国民党总务部干事。按照国民党总章规定，国民党总务部的任务是：管理本党机要文件、印信、统计及国内外各部处之接洽，并办理不属于他部之事务。总务部肩负着重要的协调职能。１９２３年２月８日，孙中山《批彭素民函》：“如有必要时，可用总理之名召集干部会议。”因国民党中央当时还未设组织部，总务部还担负人事方面的职能。国民党中央发出的有关任免干部和组织方面的信电，都要总务部长的副署。从１９２３年元月到１９２４年元月赴广州，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副署了大量的由孙中山签署的任命状（可查考的达４８份之多），选派了大量干部到国内许多省市和国外华侨、留学生中建立国民党组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九月三日，由孙中山署名，彭素民副署，委任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１月１７日，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处召开成立大会，聂荣臻任处长；１月１８日，周恩来致函彭素民复命：“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中山先生及党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这一年，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身份在湖南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他于９月２８日致函林伯渠、彭素民：“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毛泽东此次回湘直到年底才离开，先后在宁乡、长沙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由彭素民副署的委任状中，还曾有对谭平山任广东工界宣传员的委任状。这充分说明，在１９２３年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转折时期，彭素民在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这个重要职位上，吸收了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彭素民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他为江西省代表，并亲自提名他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为保证“三大政策”的执行，避免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彭素民提议在新党章中增加《总理》一章，以确立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获得大会通过。随后，他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并兼代宣传部长。他还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

这一时期，他看到军阀割据、党人腐化的局面，不禁痛心疾首。在《满江红·吊黄（兴）蔡（锷）二公》词中，他进行了严厉的抨击：“破碎山河，怎禁得几回龙战。空道是乾坤新洗，玄黄重判，尽瘁武侯惟呕血（黄兴呕血而死），喑声豫让真吞炭（蔡锷病喉失音）。看依然社鼠与城狐，纵横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逐步认识到依靠工农的重要性，曾在《中国国民党员恳亲大会记录》的序文中大声疾呼：“要携所谋向民间去，……使无生可谋，无权可享，且无国可归，而又誓不愿与官僚、军阀、豪绅市侩同作洋奴之占全国人头百分之九十九之国民相与合作，而对百分之一有权有力之洋奴宣战。”１９２０年，他在上海与黄介民等首倡召开“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以后在日记中他回忆说：“往年予等在沪倡此会，外国人非常恐惶，乃请中国兵往护外国租界，外国租界之有中国兵巡查，此仅见耳。可见外国人非必较中国人胆大，奈中国之有洋癖者必奉之神明也。”在工农中，他又主张国民党应特别注重发动农民，认为“朴直而可使，而又占全民十分之八，合吾党国民革命之旨”。１９２４年４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长（农民部秘书是共产党员彭湃）。在这期间，农民部曾筹组农民协会、农团军，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及农产品展览会。彭湃被委任为农讲所主任，学员毕业后选充农民运动特派员。５月广宁农会立案发生困难，彭湃以秘书身份送交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给县长李济源的公函进行交洽，方得立案。经过宣传发动，全县会员由四千户很快增到七千户。彭素民病逝前，曾建议将广东沿海逐年扩增的沙田，由政府分给贫农耕种，禁止地主豪绅强占，建立新农村，作为示范。这时，他对贯彻新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权”构想已渐趋成熟。

除前面谈到的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外，彭素民与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瞿秋白等著名共产党人也有密切往来，这在他的日记中有许多记述。他在上海任总务部长时，林伯渠是副部长，两人住得很近，林伯渠经常来他家深谈。他的次子彭旭麟教授曾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访问过林老、陈老、谭老。林伯渠曾对陈劭先谈到：“素民的一生和仲恺很相象。”当陈劭先谈到要为彭素民写传时，林老热情地提出“等素民的儿子写出初稿后我来作点补充”。谭平山对彭旭麟说：“当时你父亲和我同在一个房间办公，天天见面，他是最进步的。”还说：“当时国民党左派中最主要的是廖仲恺、你父亲、林伯渠和我。”彭素民对列宁非常景仰，在列宁逝世后曾集挽联一副：“大道之行，老有终，壮有用，少有长；圣人复起，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彭素民善工诗文，勤于著述，精通日文、俄文。他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较早，在１９２０年即已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介绍各国社会党的情况，写过论社会主义与农民的文章。在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为孙中山草拟了不少文稿，有阐述“三大政策”的党内文告、演说词等。他还为江西《晨钟报》、《新江西》，上海《五九月刊》、《新建设》，香港《晨报》等多种报刊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革命抨击时弊的社论和文章，并为不少进步书刊作序。还主办过《国民通讯》，参与了《中华大字典》的编纂，翻译了《内蒙古之真相》等。其所作诗词千余首，多已散佚。其次子彭加麟教授、媳陈小从女士（诗人陈三立之孙女）夫妇曾辑其诗数十首。彭素民诗如其人，才情倜傥，格调清新，奔伟俊逸，并与当时政治气候息息相关。他对书法、治印、绘画也很爱好，他的革命生涯与学术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彭素民生处清末民初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为了民族的复兴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勇为前驱，可动天地，可泣鬼神。他毕生廉洁自持，身后无余资，遗孤生计全赖国民党中央抚恤及海内外同志资助。他的卓越建树和高风亮节，值得人们永远地崇敬。他的一生，正如他在《寄内子刘与徒》诗中所言：“大错谁能铸九州，好将心事付东流。生常作客原如寄，死便埋名也自由。满地莺花供放马，一江风浪纵虚舟。南楼且听春消息，遮莫华年枉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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