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的故事

／四百年前的出版家／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发明纸张最早的国家，印刷术也最先在中国使用。紧跟着这些伟大的发明的出现，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发展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业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北宋的印刷出版业的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太多。（前几年上海发现了一册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选》的残卷，有杭州猫儿桥畔某书肆印行的牌记，足证在还不曾改为临安的杭州，书肆也是颇多的。）南宋就不然，我们有大量的实物，足以证明当时出版业的异常发达，在杭州、建阳，都有大量的书铺存在。

福建建阳，地处闽北群山之中，造纸业很发达，又因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战火，所以这里的书铺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特别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们出版的方向与特点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他们是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出版的书，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书，医、卜、星、相这一类的书，以及附插图的小说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专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书，也多注重实用，如文人要作诗，就编刻一些《万宝诗山》之类的类书，以备检阅；仕子要去考状元，就为他们准备了有如不久以前还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类的书。就连正经正史，也一定要选刻内容丰富切于实用的，这种面向群众，不空谈版本的传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上面所说的地域环境的特点，使建阳的出版业一直发展到明朝，日益兴盛。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

建阳的书肆，最著名的是余家。如余氏勤有堂在元皇庆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诗”；岳飞的孙子岳珂，谈到出版物时，就大大称赞过建安余仁仲的出品。这是宋元两代余家的故实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余氏刻了大量的小说，最著名。这些小说，因为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货色，随看随丢，在国内几乎都成了罕见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二十年前孙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记录。他特别对建阳余氏作了一番考察。现在根据他的论述，介绍一些大致的情况。

明朝建阳姓余的所开的书铺，有三台馆和双峰堂。其实这两家是联号。老板兼编辑其实就是一个人。此人姓余名象斗，字仰止，又题余世腾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个人有几个笔名。）他一个人编刻了很多的书。只小说一类就有《唐国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两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英烈传》、《列国志传》、《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演义》、《三国志传》、《万锦情林》……

能够大量地刻书，这自然是好事，但这里面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如余象斗为了招徕读者，就往往运用一些广告手段，借当时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选订；把别人的出版物拿来改头换面，加以刊行；自己动笔删削增添，出奇斗胜。像《水浒传》，他就出版了一种《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以增加了征田虎王庆的故事为号召；同时又为了降低成本，削减篇幅，就把全本大加删除，结果弄得事繁文简，大大损害了《水浒传》的艺术性。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营方法所造成的恶果。即使是在四百年前的萌芽时期，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十八卷》，万历福建建安余氏三台馆刻本。这是一部为作诗者翻阅用的词书，按照韵脚排列，把一些辞语排在一起，诗人只要一翻，添上去就能做成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之类。不用说一定是当日的一部畅销书。不过真正的诗人也一定不是靠这种书起家的，因此它也就不为人重，到今天保存着的也难得有第二本了。在另外的意义上讲，这书就因此也有其一定的价值。

原书大题下列了三条，说明刊刻情况，试抄摘如下：

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辑

吏部左侍郎九我李廷机校正

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刊行

这三行题衔就可以进一步证明三台馆和双峰堂的关系，余象斗和余文台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可能即是一人，一面是以编辑身份出现，另一面则以发行人身份出现的。

在目录之后，第一叶之前，有半叶插图，题“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明代闽派刻书的风气，照例要在每卷之前或全书之前加一张插图，内容多半与本文无大关系。（如《大备对宗》即在每卷之前插图一张，与书本身无关。纯粹是装饰性的。）但像这样将编辑人的生活图影附在前面的，却是第一次看到，而且这正是有名的出版家余象斗的图像，就更可珍重了。

这插图完全可以代表闽派版画的风格。作风不及徽派的工细，依旧保留了元代上图下文的闽刻小说插图的朴实作风。值得注意的是线条一般都用阳文来表现，但也在中间使用阴文，如书案上的书册笔砚，就都是阴文的。水池的砖栏也是如此。这样的运用，也很少见于其他地区的插绘里。

更有趣的是图里表现的生活气氛。这里是一座书堂，悬匾题“三台馆”。旁边挂着一副对联，“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这副对联无疑带着吉祥的涵意。是一般士子所喜闻乐见的，于编辑先生本身其实倒并无多大关涉。

园外大门额题“养化门”。一个小童拿着扫帚在打扫庭院。院子里有假山花木，当中是个水池，四周有栏。水池中种着莲花，还有一对鸳鸯，另一小童在煮水烹茶。一个侍女立在旁边捧茶；另两个在阶下，其中一个在焚香。

这位编辑先生兼出版家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他悠然自得的在进行着编辑工作。不管这插图有着怎样的装饰意味，总多少还表现了明代的生活。

余象斗虽然看来是这样一位颇为风雅文静的人物，但他的火气却也不小。另外一部余文台刻本的《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有一篇他作的序，文章不通，但却充分表露了明代书坊的竞争情况，可以看出当日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的：

八仙传引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辑，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的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馀，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并不是从清末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不过那时的“大明律”，是不曾订定有关出版权益的规章，所以出版家无法得到官吏的保护，只能恶毒地谩骂一通。余象斗又提出了“成本”的观点，还说明是怎样的人物在“射利”，在“翻板”。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明代书坊的面貌。

/养正图解／

给皇帝看的故事画

在封建时代，皇帝有着无上的威权，一切都要与平民两样，这样才可以显出他的特殊性，便于统治；同时也可以增添他身上的神秘色彩，也还为的是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但是皇帝究竟也是人，也有童年，也是从婴儿逐渐成长起来的。于是也就自然要读书，受教育……于是就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由怎样的人来做未来皇帝的老师？应该用怎样的方法进行教育？应该读些怎样的读物？书念不好要不要像一般的小学生被打屁股之类的问题也跟着来了。

这些问题看来似乎有些疑难，其实自然也是有办法解决的。要做太子的先生，不用说一定得是饱学的大官，被“父皇”承认是“正人君子”的人物才行。教起书来，可就不能像在一般的书房里，先生高坐，学生下站；而要由先生跪着进讲。至于打板子，那自然是免了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一般的原则、结合了未来皇帝的具体特殊性而进行解决。至于皇帝所读的书，那自然也不外乎封建社会一般士子所读的圣经贤传。但也要加上必要的具体内容，像明代的经厂（皇室的出版机构）就出版过《历代君鉴》这样的书册，目的在于总结过去一切成功与失败的皇帝的经验，怎样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怎样就会被人民从宝座上掀将下来？这是讲统治术的书，在皇帝说来，自然是必读的要籍了。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亲自动手把《孟子》删节了一通，曰《孟子节文》，认为不妥的处所都删去了。譬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当然就得去掉。在他的编辑意图里就充分地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同时还命令诸臣绘了《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这样的画册给太子兄弟们看。可是像朱元璋这种皇帝究竟不多，于是有一些专为太子准备的书册，就往往还是得由“儒臣”动手了。

这里想介绍一种故事画册，《养正图解》，是明代万历中修撰焦竑编的。焦竑的自序里说，“独念四书五经，理之渊海，穷年讲习，未易阐明。我圣祖顾于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由理涉虚而难见，事徵实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图绘以象之，朝诵夕披，而观省备焉。”这里所说的理由很清楚，看图说故事，在这当中进行说教，总要比空讲经传要有效得多的。他一共选了六十个故事，绘了六十张图，每图之后，加以说明。大概是想得到皇帝的欣赏吧，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就把它精刻了出来。同时还在序文里注明“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郑重其事。在明代刻书之中，可以算是非常严肃慎重的一种了。

丁云鹏是明代有名的白描人物画家，安徽休宁人。他画的佛像最有名，一般认为“丝发之间，神采焕发，意态毕具。恍觉身入维摩室中，诸佛菩萨对语，眉睫鼻孔皆动人。可与李龙眠比美。”刻手的黄奇，更是明代雕版名工荟萃之处的新安黄氏的先辈。绘图、刻工都是徽派的名家，所以这部书可以说是新安派版画初期的代表作品。

这里所介绍的是初刻本。这书出版以后大受欢迎，没有多久就又有“玩虎轩”的翻刻本，刻工已经改属“黄”了。到了清朝康熙己酉（一六六九），曹又得到了明代的旧版重印一次。

此外值得指出来的是，在焦竑的解说中间，有文言也有白话。文言多半是发议论的地方，而白话则是讲解文义的处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讲书的情形，和明代口语的情况。这和宋朝儒生的“语录”是一类的东西，不同的是，“语录”是老师训诲学生的话，不免有时神气活现，这里则是在太子面前说的话而已。

相敬如宾

古代形容理想的夫妇爱情生活，往往要引用“相敬如宾”这样的形容词。比较为人所知的是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案”是小炕儿，在上面放着饭菜。孟光在开饭的时候，从厨房里端着“案”出来，恭敬地举着，举得和眉毛一样高。可见她对丈夫是十分爱重的。还有一个故事，则早在战国时代。就是《养正图解》里的“夫妇如宾”。

晋文公的臣子的臼季，出使外国经过“冀”的地方，看见一个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妻子替他送午饭来，非常恭敬，好像招待客人一般。臼季就回去告诉了文公，把这个农民（冀缺）找来做了“下军大夫”。

臼季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过现在记载下来的，什么“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之类，我想可能已经是经过儒家发展过的理论。夫妇之间的爱，用农家妻子为丈夫送饭这样的题材加以表现，本来是很恰当的。但是道学家却总不高兴使爱情得到正当表白的机会，即使是平凡、素朴的爱情也好。一定要给它加上一套“理论”，引申出若干大道理来，而这种道理正是似是而非的、唯心的。

善于画佛像的丁云鹏，在表现这样一个题材时，也表现了士大夫画家的特征。他所画的农民，根本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是个“士大夫”，冀缺耕种的是水稻，而他却穿着整齐的衣服，宽袍博带，而且下衣那么长，怎么能到水田里去呢？难怪他后来去做下军大夫去了，那神气和衣着就和坐在车上的臼季丝毫没有两样的。文人画的画家，坐在“明窗净几”的房子里作画，往往就要把劳动人民画成风雅的人物，这现象是绝不奇怪的。

至于焦竑为什么选了这个故事，那用意也是很有趣的。他在复述了一遍那个故事和道理以后就发挥说：“大抵夫妇之间，易为亵玩，况入主深宫之中，左卫神而右姨施，甘言逊色，争妍取怜，……孰若以礼堤防之，令宠嬖不犯，而宫闱常肃之为美也哉！”

原来他是希望皇帝不为男色女色所惑，才委婉地说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显然已经得到了帮闲的地位，往往就十分珍惜，不愿失去自己“高级奴才”的身份，拼命希望封建政权巩固下来。而皇帝荒淫的结果，却往往要使自己的美梦破碎。于是才想尽方法，让皇帝规规矩矩地进行正规的统治，而皇帝到底是皇帝，规谏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话必须说得委婉动听，不至先给自己招来意外的恶果。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原则的精义。

至于那些疾言犯上，终于落得被杀头，还要“谢主龙恩”的角色，出发点本来没有两样，只是没有学会掌握“温柔敦厚”原则的缘故。

爱惜郎官

汉明帝的女儿馆陶公主在父亲面前替自己的儿子说情，要求放他做一个郎官。明帝不肯，只赏了他一千万钱。明帝说，郎官虽小，可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二十五颗星，叫做“郎位星”。）到了外面，起码也是个县官，要管一百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便的事，所以办不到。

画面里只有六个人物。从公主的脸上，分明可以看出那不高兴的样子来。汉明帝正在说服她。跪在地上的就是她的儿子了。

馆陶公主的服饰和脸型都很接近唐代仕女画上常见的女性形象，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中国的仕女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一种以柳腰蛾眉为美的标准的风气。我们所习知的明朝的仇十洲，就是画这种美人的大师。仇的影响很不小，清朝的画家接受了他的传统，直到清末，像费晓楼、改七芗这些画家就都是如此。但在明代的画家里，继承了唐人画风的也不是没有。像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就分明是唐代仕女的形象。明末的陈老莲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陈洪绶笔下的女性，从造型以至衣饰，都接受了唐画的传统。可惜的是这样的画风，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这和晚明的时代风气是不无关涉的，在那个颓废的时代里，很自然地会保留了病态的而舍弃了健康的。在各方面都不例外，在美的标准上自然也如此。

这幅插图的原作者丁云鹏是明代有名的人物画家，从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看，也可以证明在明代中叶，画人所画的女性，也并不完全是仇十洲笔下的那一路。

自结履系

晋文公重耳跟楚国作战，走到一个地方，忽然鞋上的带子散开了，就亲自来结。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让身边人来系？晋文公说：“上等皇帝的身边人都是可敬的；中等皇帝的身边人都是可爱的；至于下等皇帝的身边人，就都是可以随便侮辱的了。现在我身边的人，都是先父王留下的老人，所以不敢让他们来做这种事。”

这就是插图的故事。《养正图解》的作者焦竑的议论是，晋文公能够这样敬重贤人，难怪他成了“五霸”的第一名。他还慨叹着说，“后来的皇帝岂是不愿意做霸主，不过没有这份见识罢了。”

焦竑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他自然是说希望太子做一个上等的皇帝，下面还有一句话，不言可喻，自己是应该归入可尊敬的人里去的。后面的结论颇为露骨，似乎有失“温柔敬厚”之旨。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学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那原因很简单，士大夫自己永远以孔门弟子自居，又往往自封为儒者也。

从这张画的布局上，可以看出这部较早而又有定评的画集给后来章回小说的插图作者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历史小说，如《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遇到战争场面，就往往要用这种手法来表现的。烟云里面隐没的旌旗，曲折的山路，武将的衣装，刀剑兵刃，几乎都是一种类型。

从明初和明代中叶插图素朴古拙的作风，刚刚开始向工细精致的路上发展，那痕迹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雕版者主要是用白描的线条复制画家的作品。细致是比较细致了，可是缺乏变化。还不善于表现轻重不同的笔触。

画家在山坡上用了传统的皴法，可是刻工却没有能够使皴法发挥它的作用，没有能使山石有立体的感觉。云影的勾勒，树叶的表现方法，处处都说明了木刻和原画的距离。

正因为这部画集是新安黄氏老辈的作品，对徽派刻工技法的进展，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中国木刻的传统特点是画家和刻工的合作。自画自刻的非常少。丁云鹏是名画家，他自然不同于一般以画版画底本为职业的画人，等到后来画人和刻工有了经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后，这种局限就大大的减轻了，于是就出现了惊人的作品。

不看萌芽时期的作品，是不能摸清全盛时期作品的进步历程的。

/吃茶/

喝茶是中国人民很久以来就有了的普遍习惯。据学者的考证，大概在前汉，那就是说一千七八百年以前，人们就已经有了这种习惯了。

不过像现代人这种吃龙井或红茶花茶的方式，却也并不甚早，大概到明代才盛行。最早是把茶做成饼嚼了来吃，唐朝人吃茶则要加姜加盐，这种吃法现在的人一定觉得不习惯，就是复古家恐怕也要摇头的。

我们的国家是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的，几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名茶产量都增加了，品质也比以前更加提高。成为世界市场上极受欢迎的品种。在杭州，著名古老的龙井茶农已经走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了生产合作社。每年春天，采茶的女孩子穿了新衣服，在茶山上工作，这样的照片往往是编辑人员最喜欢拿来放在封面上的。国际友人到杭州来游览参观，往往极有兴趣地向招待人员探问关于茶的历史。我想这种常识是应该好好整理一下的。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间的一件大事，实在值得好好地整理，研究。

关于茶的文献在古书里是并不缺乏的。唐朝的陆羽做了三卷《茶经》，是著名的作品。共分十章，涉及了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大概从源流到制法、吃法，以及吃茶的工具、故事都说到了。到了清代康熙中，陆廷灿撰《续茶经》三卷，也分了同样的十个章节，凡陆羽不曾讲到的，或发生在陆羽以后的有关茶事的种种，都补了进去。其他的著作还有不少，但是这两部作品则比较最重要些。

其实，陆廷灿搜集资料的范围还是太狭窄了些。因为茶叶是全国人民都普遍需要的日用品，所以在很久以前，贩茶的商人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活跃着了。我们所熟习的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描写了一个经常和丈夫离别的商妇的哀怨。她的丈夫就是“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在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兴起的历史阶段里，茶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日本人民也喜欢吃茶，今天在日本仍旧流行的茶道，就是在唐代从中国流传过去的。这样在交通贸易、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茶也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今天，如果要研究茶的历史，这些内容就必须涉及。至于关于茶叶的科学分析，品种研究……自然也是重要的方面。

古代关于茶的著作，虽然没有涉及这些方面，可是有些记载的科学精确性也是值得佩服的。陆羽在《茶经》的“器”的一章里就十分详细地介绍了风炉、稆、炭挝、火、交床……等二十五种茶具的形制、性能。这样，陆羽就不单纯是个欣赏家，实在够得上风俗史家的资格。到了南宋咸淳己巳（一二六九），有一位富安老人就又做了《茶具图赞》。同样是谈到茶器，但是那种态度就已经从科学的记录走上清玩的道路了。

明万历戊子（一五八八）新都孙大绶秋水斋重刻《茶经》，就又给《茶具图赞》补了十二张图，称为“十二先生”。这本书刊刻极精，是新安刻工的精心作品，刊工姓名有黄国忠、黄德时、黄国卿三人。可以证明也是新安诸黄早期的作品。是研究徽派版画的人未曾言及的。

所谓茶具十二先生的姓名字号，在前面还刻了一张表格，现在试举一例：

韦鸿胪文鼎景旸四窗闲叟

这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装茶的篓子。因为是用苇草编的，所以就要它姓韦，还给它一个鸿胪的官名。下面依次是名、字、别号。真编造得活龙活现，是明朝人最擅长的把戏。

关于这十二先生，现在只把它们的官衔姓氏抄录下来，别号等等就略去了。剩下的十一位是：

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秘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师，司职方。

秋水斋本《茶经》把这十二位先生的图像都刻了出来，正面是图，背面是赞词。最后还有野航道人长洲朱存理的题跋。

这些插图的作风和正德刻《欣赏编》里的附图完全一致。再往上推，则是《考古图》。从宋元以来就有了的。讲究的是线条的精确，虽然往往是极简单的构图，却是极好的白描雕法。刻工的工力就在这种一丝不苟的刀法里表现了出来。陆廷灿在《续茶经》里照样摹刻了这十二张图，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清初的刻工已经大大地退步。线条完整圆浑的要求已经相差得很远了。

万历刻《茶经》有茶具图十二张。雍正乙卯（一七三五）刻《续茶经》，在十二图之外，又添上了“竹炉并分封茶具六事”九图，一共二十一图。

现在从万历本选出以下数图：

（一）金法曹。背后的赞文是：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运用，一皆有法。使强梗者不得殊轨乱辙，岂不韪与之。

看样子是碾茶成末的器具。是用金属做的。

（二）汤提点。背后赞云：

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斟酌宾主间，功迈仲叔圉，然未免外烁之忧，复有内热之患。奈何！

这很明显，是一把水壶。

（三）司职方。背后赞云：

互乡童子，圣人犹与其进。况端方质素，经纬有理，终身涅而不缁者，此孔子所以与洁也。

我看这大概是一块抹布吧。

在陆廷灿的《续茶经》里，也选水曹一图，那说明是：“茶之真味，蕴诸旗枪之中。必浣之以水而后发也。凡器物，用事之余，未免残沥微垢，皆赖水沃盥，因名其器曰水曹。”

加以比较，虽然同是简单线条的构图，雍正时刻工的作品，到底远远不及万历了。

（选自《插图的故事》/黄裳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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