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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唱响时代旋律的“歌者”

时间:2022-03-11 09:44:59  浏览次数:

“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一个诗人,始终渴求着写作,坚持着写作,以“最伟大的歌手”要求自己,他深沉而忧郁的抒情风格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喜爱。抗战爆发后,艾青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可以称之为“艾青的时代”。他的创作不仅开创了一代诗风,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乃至40年代后期的诗界。他对现代诗内容和形式审美标准的探讨,大大推动了中国新诗的规范化和现代化进程。

_u_v_w_w_}οOiM}}}]}m9Ѩky感受独到,为出类拔萃之作。

由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艾青的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直到1976年重又执笔,达到了创作的另一个高潮。他接续三四十年代渴求光明、真理的情思线索,并有大幅度延伸,更为深沉、凝重、睿智,注重在具体物象中把握超越物象的意蕴,走向象征。创作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总体来说,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艾青诗歌的一贯特点。他通过描写太阳、火把、黎明等有象征性的事物,表现出自己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恐怖的痛恨以及对黎明、光明、希望的向往与追求,被称为“一生追求光明的作家”。他以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自己“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他人眼中的艾青

时代、生活与写作——评《艾青传》

文/陈均

其实这个题目应该颠倒过来,因为写作之于艾青乃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点和现代史上那些自我异化和两栖式的文坛人士迥然相异)。在艾青的写作生涯中,“时代”问题始终占据着他思考的中心位置。正是在对“时代”问题的独特处理中,艾青写出了一代名诗。从30年代动荡岁月中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到70年代“归来”时的《鱼化石》《光的赞歌》,艾青的诗歌就像地震仪一样记载了时代的震痛和人们心灵的移轨。在我看来,程光炜先生的《艾青传》正好呈现了这样一个对时代无限敏感的“写作中的艾青”。而且,如同程先生在题词中所言——“谨献给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艾青传》不仅以详尽严实的史料和谨慎独到的剖析探讨了诗人和时代的关系,更让人“意外”的是程先生以艾青为个案,描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家园剧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就不仅仅是一部人物传记,而可称之为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艾青这样谈到写作和自己的生活的关系:“我写作,写作,第三个还是写作——人生在我的活动里显得多么简单。假如有一天,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起了怀疑,那一天当是我的末日。”艾青以“最伟大的歌手”苛求自己,无论是在战乱岁月的流浪与监禁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与“囚徒”生涯里;无论是在大后方的生活与交友,还是在延安期间的“思想转化”,写作都是他凛守的令旨。他说道:“我永远渴求着创作,每天我像一个农夫似的在黎明之前醒来,一醒来,我就思考我的诗里的人物和我所应该采用的语言,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分进步——虽然事实上进步得很慢。即使我休息了,我的脑子还是继续在为我的诗而转运着。甚至在我吃饭的时候,甚至在我走路的时候。”在《艾青传》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艾青为了“安心写作”而做的人生抉择和所付出的“代价”。写作实际上是艾青的生活方式,甚或是笼罩于其上的命运。

作为一个诗人,艾青也是难以脱离和历史的种种关联的。1945年10月,当艾青以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的身份再次跨越黄河时,他想起了8年前第一次光顾这条伟大河流时的自己,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而此时抗战已然胜利,艾青分明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命运的力量。程先生在此分析道:“19世纪末以前,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样或那样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荣辱与共,所以,每个人在历史紧要关头的选择,都不能不和民族的重大选择发生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个人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从属于自己所在的伟大的时代;另一方面,它又把这种‘从属’纳入心灵是否幸福、是否有意义的范畴里加以判断与检验。这种精神生活的二重性,就像两根和声的琴弦,每当不协调时,必然会发出悲鸣。可以说,一代代文人都难逃历史的这种宿命。”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宿命”同样体现在艾青身上。艾青首先感受到“时代”的存在,他说:“属于这伟大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容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然而,在对“时代”问题的处理上,艾青并不像当时一窝蜂的“抗战诗”一样,而是注重从个人、从生命的角度去挖掘。艾青认为生命是高于一切的,惊天动地的战争,个人的荣辱功过,无不在生命的过程中得到检验,需要被其证实是有意义的,还是毫无意义可言,其他则是无关紧要的。程光炜分析说,正是艾青诗学中的“生命观”,才使其诗歌的艺术价值高于写“抗战诗”的“贴近现实”的同辈。

政治性和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思维怪圈,程先生谈道:“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中……操纵、掌握、决定着其命运的,即是‘政治与艺术结合’这个思维的怪圈:作家先是强调政治,但政治的逐渐‘左’倾必然导致艺术品格的低落;在作家方面对此自然有所警惕,于是有产生‘艺术性’‘艺术规律’的呼吁,但是‘艺术性’的追求结果又会导致文艺作品在‘政治方向’上的偏差……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政治性与艺术性很难合一的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要面临一种痛苦的内在的矛盾和人格分裂。”艾青是怎样对待这个矛盾的呢?在前期他显然回避了这个矛盾,但到了后来,身处“政治性”的“语境”中,艾青又怎能逃避呢。后来艾青经过思考,自信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人生活在政治中,就像生活在空气中一样。这种把政治泛化的做法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法回避了矛盾。然而由于过多地趋向政治性,艾青在这一时代诗歌艺术水准的下滑也是有目共睹的。

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在获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时说道:“对诗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他能体现自己时代历尽创伤的良心的话。”艾青正是这样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诗人。程光炜先生以诗人的洞察力和学者的严谨描写了这位处于“时代、生活与写作”中的诗人,某种程度上,程先生也描写了20世纪中国第二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并将其相互印证,从而使我们再一次洞察到历史深处的“秘密”。

作品欣赏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大堰河——我的保姆(节选)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汁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地叫她“婆婆”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雪

艾青语录

1.人类的历史,延续在不断的创造里。人类的文化,因不断的创造而辉煌。我们创造着,生活着;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

——《诗论》

2.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诗与自由,是我们生命的两种最可贵的东西,只有今日的中国诗人最能了解它们的价值。

——《诗与宣传》

3.一切事物的价值,在诗人的国度里,是以他们能否提高人类的崇高的情操为标准的。

——《诗人论》

4.语言应该遵守的最高的规律是:纯朴,自然,和谐,简约与明确。

——《我怎样写诗的》

5.我的作品陈列在读者的面前。只有读者是最有权利检阅它们的,也只有作品本身最能说明我的一切——思想,情感,手法,语言,等等。

——《为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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