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试菌：霍乱和它的敌人们

霍乱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传染疾病之一，而医生们研究和了解霍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其中甚至经历了以身试菌。在一系列的发现与牺牲之后，人们对霍乱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知识不断积累，霍乱的黑色影子，渐渐从生活中隐去了。

霍乱，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传染疾病之一。英国外科医生威廉•弗格森爵士以“有鹰一样的眼睛、狮子一样的心和女性一样的手”而闻名于世。在他看来，除了鼠疫，可能没有比霍乱更威胁人的生命，更引起人们内心恐惧的疾病了。

在1846年出版的《职业生涯札记和回忆》中，弗格森曾这样描述一次霍乱流行的情景：“当有如雷暴雨那么大传染性的亚洲霍乱蔓延的时候，种种残酷的场面都出现了。怕从受染的国度传来疾病，失事的船员被阻挡在苏格兰的海滩上，避居在爱尔郡公路旅馆里留宿分娩的女旅客也被从房内赶了出来……”

在如此恐怖的疾病面前，人们开始了反抗，然而医生们研究和了解霍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科赫的“逗号”

1883年6月，第 5次世界性霍乱袭击埃及，埃及政府向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两国立即派了医疗组。德国的一组由著名细菌学家、帝国卫生局的正式官员罗伯特•科赫领导，成员有格奥尔格•加夫基和伯恩哈德•费舍尔。法国的路易•巴斯德正在为征服狂犬病而斗争，忙得无法脱身，就派了杰出的微生物学家埃德蒙•诺卡尔、艾米尔•鲁、路易•特威利尔和伊西多•斯特劳斯去。

科赫的小组于 8月14日到达亚历山大港，几个小时之后就在希腊医院开始工作起来。他们对十二名霍乱病人和十名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和细菌学研究，发现死者的肠粘膜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细菌，在此前一年，科赫也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大量的细菌，。此刻，他想，也许这正是与霍乱有关的病菌，只是无法验证。因为不能拿人的生命来冒险做实验，况且不久埃及的霍乱慢慢平息下去了，于是科赫就带领小组于1883年11月13日离开埃及，转移到霍乱仍在流行的加尔各答。

在加尔各答，科赫还研究了土质、水、空气、流行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特性等问题，并且进行细菌培植，1884年1月7日他宣称，杆菌的纯培养成功，尸解中发现的与在埃及见到的一样，但在健康人身上却总是找不到。于是科赫相信, 这种杆菌是非霍乱病人体内所找不到的。2月2日，科赫正式报告说，这种杆菌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它“有点儿弯曲，有如一个逗号”，在潮湿污染的亚麻布上或湿润的土壤中繁殖，对干燥和弱酸溶液非常敏感。

科赫小组人员在霍乱流行区共研究了四十名霍乱病人，并对五十二名患霍乱的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到了3月，天气已经开始“热得难受”，科赫返回祖国后，向同行作了学术报告，结论是：“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了霍乱弧菌。”

科赫相信自己发现的“逗号”杆菌即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菌。这后来已被事实所证明，但在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

医疗界的怀疑

一直来，人们都相信，之所以人们遭到霍乱袭击，是由于大气、气候、地面状况和垃圾这四种因素同时起作用。这些固有见解使人们不能接受科赫的发现。

1884年6月，英国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往加尔各答检验科赫的“发现”；回来后写出的报告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科赫的论断。总的看法可以约翰•伯登－桑德森委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的为代表，认为科赫的研究是“一场不幸的大失败”。这股反对科赫的势力甚至强大到在1885年5月在罗马召开第6届国际卫生会议上，英国代表团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霍乱病因学的理论性的讨论”，尽管科赫本人作为德国的代表也在会上。

反对科赫霍乱病原学观点的人，大多都是受了德国卫生学家佩藤科弗的影响。马克斯•封•佩藤科弗出身于巴伐利亚一个农民的家庭，最初是一位化学教授。一次，他奉命查明城堡里的空气为何干燥，由此研究起空气、穿着、通风、热度、照明、土壤、供水、食物、排泄和所有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的问题。他在这方面发表的二十八篇学术论文，被公认为是现代卫生学奠基之作。

所有的传染病中，最让佩藤科弗感兴趣的是霍乱，这不只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德国经常爆发霍乱，还因为他与霍乱还有一点儿“私怨”：佩藤科弗不但自己患过霍乱，在1836年到1837年的霍乱大流行期间，他的孪生女儿之一安娜也病了，好不容易才治好。“这些体验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驱使我去研究霍乱传播的途径”，他后来这样说。

但是佩藤科弗对霍乱的观点并不正确。他在1869年发表的论文《土壤和地下水与霍乱、伤寒的关系》中提出一个奇怪的“地下水”理论，说光有霍乱菌Ｘ是不可能引发霍乱的，只有在地点和季节相适应的条件下，土壤地下水中有一种作用物Ｙ，在Ｙ与Ｘ结合成为Ｚ后，这Ｚ才成为“真正的霍乱毒素”。

以身试菌

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结论的正确，否定被他嘲笑为“热情猎取逗号”的科赫之理论，佩藤科弗在自己身上做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实验。

那是1892年的10月，在德国的汉堡，出现了很多患上霍乱的病人。但是在慕尼黑，虽然正值一次民族节日，从外地来的人很多，却并不见霍乱流行。两地情况的对比使佩藤科弗更相信决定霍乱是否流行不是由于微生物，而是由于季节和土壤的特性等因素。为此，佩藤科弗从科赫那里订了霍乱杆菌的培养物，这种培养物尽管已经被稀释了上千倍，在每立方厘米中仍然有无数的“科赫逗号”。

10月 7日早上，佩藤科弗带着一支试管走上课堂讲台，对坐在下面的学生们说：“想必你们都已知道科赫博士的‘发现’了，大概还了解他新近研究霍乱的全部情况……现在我准备在你们，我亲爱的听讲者们的面前，用最可信的办法来驳倒他这理论……”

说到这里，佩藤科弗把试管举到头上，宣布说“那里面有数百万的科赫‘逗号’，此刻我就要一个不留地把它全部喝下去，却相信它不会使我发呕和致病。”

讲堂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学生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跨过凳子，冲到教授跟前阻止他做这样一次危险的实验，因为“我们不愿亲眼看着你死去！”

佩藤科弗既生气又觉得可笑，他坚信他们所担忧的危险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马克斯•佩藤科弗用雷鸣般的声音盖过了大厅惊慌的喧闹：“大家坐到位置上去！都不许动！在科学实验面前，怎么一个个都像歇斯底里的小姐！我不准有谁妨碍我做我想做的事！……”

老教授趁学生们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口气把整个试管里的培养物全都喝了下去。

佩藤科弗后来说：“在一毫升的液体中，我显然喝下了十亿个这种叫人害怕的霍乱微生物，比被污染后没有洗干净的手接触嘴唇时留下的要多得多。”佩藤科弗事先没有作过任何预防措施，相反, 他还曾用一克苏打冲入一百毫升的水中，掺到霍乱弧菌的溶液里，以防止胃酸对细菌的抑制作用；在实验之后，他更没有服药。

奇怪的是，佩藤科弗确实并没有因此而患上霍乱。他只是在实验以后的第三天患了肠粘膜炎。

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支持，10月17日，佩藤科弗原来的助手鲁鲁道夫•埃米利希也喝下了十毫升的霍乱培养物，结果也患了肠粘膜炎，而且比佩藤科弗要严重得多。尽管如此，两人毕竟没有患上霍乱。

佩藤科弗深信，他和埃米利希两人的实验都证实了他的理论。于是他立即在不久以后于柏林召开的第二次霍乱会议上洋洋自得地宣布说：“看，先生们，我还活着，并且还很健康，我用最直观的方法证明了，微生物对霍乱疾患不起任何作用。”

其实，佩藤科弗之所以没有患上严重的霍乱，是因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乱培养物时，科赫猜想到他的用途，有意把经过多次稀释，毒性已经衰弱到了极点的霍乱培养物给了他。

由于在实验中受到霍乱菌的侵入，佩藤科弗的抵抗力大大降低了：他患了慢性脑脊膜炎，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颈部化脓性炎症等等。在严重的疾病和极度的孤独中，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深深感到“终生丧失健康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于1901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用一支左轮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寻找霍乱克星

为研究霍乱而进行自体实验的学者中，还有一位科学家也是不能不说的。他就是俄国的伊里亚•密契尼可夫。他吞下霍乱细菌不是为了证明霍乱弧菌不可致病，而是为了证明他的“吞噬理论”——血液细胞能吞噬微生物，从而保护人体。

同科赫一样，这个新观点也遭到了广泛反对，即使发现霍乱致病菌的科赫，也认为德国学者已经发现使人免疫的是人的血液，这位俄国人仅凭肉眼直观地看到海星、水蚤的吞噬现象便断言人体的吞噬细胞能够战胜致病微生物，真是不可思议。

在科赫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在学术会议和刊物上猛烈反对吞噬理论。例如，包姆加敦每年都要在最著名的学术刊物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吞噬理论。哈勒大学教授埃米尔•贝林在学术会议上大喊大叫：“我已经证明老鼠血清杀死炭疽杆菌——使动物对微生物免疫的是它们的血，而不是它们吞噬细胞！”证明血液是免疫基础的学术论文像雪片一般飞来，有人夸张地说，这些论文多得可以填满三座大学的图书馆！

1891年，有一位德国微生物学家发表文章宣称：密契尼可夫的吞噬细胞虽然能够吞噬微生物，但它们不是防守者，只是清道夫——它们只能吞吃死的微生物，言下之意还是吞噬细胞没有免疫功能。

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反击，密契尼可夫先是在鸟类、豚鼠、家兔、鸽子、鸡等动物身上进行实验，然后对自己作自体实验。在他的一本《霍乱笔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这些实验的情况。

“（1893年）3月31日。早上7时45分，在服了一克碳酸钠的溶液之后，我喝下1cc混有肉汤的悬液。我的肠道作用十分正常——有点便秘倾向。今天早晨7时40分，温度36.2℃。脉搏70。8时15分，普通早餐，上午9时，正常粪便。”

“4月20日，一直健康。V.Deneke对我没有显示出任何的影响。”

同年5月7日，密契尼可夫又实验了另一种分离出的霍乱弧菌Flinker，他对自己和他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同事拉塔皮做实验。密契尼可夫记载道“5月9日9时30分，拉塔皮和我每人喝下溶有一克碳酸氢纳的蒸馏水40cc，并各注射一半植于4月20日的琼脂培养物Hamburg。……拉塔皮二十六岁，常有胃不适，我的胃活动正常。整整一个星期中，不论是拉塔皮还是我，都十分健康。”

尽管他俩没事，但他的助手朱彼勒却因喝下细菌而死于霍乱。密契尼可夫总结道：“同样吞服了霍乱弧菌，为什么会引起极不相同的结果？这要看各人的吞噬细胞是否起作用”。在当时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死亡的报偿

佩藤科弗和密契尼可夫仅是“以身试菌”的科学家中的一小部分，曾有医学史家做过统计，当时和后来的学者们用霍乱培养物作自体试验的，仅有记录的就有四十人之多，大部分都是以死亡而告终的。但这些自体实验，也推动了对霍乱的研究。

西班牙的佛瑞首先于1884年在西班牙霍乱流行区进行了疫苗临床试验，接种后发病率明显减少。1896年，德国的考来将霍乱弧菌加热杀死后制成菌苗，并在1902年日本霍乱大流行时使用，获得成功。

之后俄国人哈夫克伊纳开始在印度进行霍乱疫苗临床试验，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此后的几年中，接种人数高达300万。人类历史上最恐怖传染病的黑色影子，渐渐从生活中隐去了。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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