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以身许国——王淦昌

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一同会见了王淦昌，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

17号工地

背井离乡、隐姓埋名、绝对保密、断绝与海外的一切关系，就这样，王淦昌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到九局报道后不久，彭德怀、陈毅等人还专程来看望了参与核试验的科学家们，陈毅元帅握着王淦昌的手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为了培养爆轰实验的队伍，王淦昌专门给年轻人上了一周的培训课，从数学到物理再到实验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燕山山脉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

一座碉堡，几排简易的营房，十几顶军用帐篷，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轰试验场和部件研制基地。王淦昌和陈能宽在这里带领着一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轻的攻关队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爆轰实验。

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更艰苦的是科研环境。最初爆轰实验用的炸药和部件，全都是在帐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搅拌出来的。在帐篷中搅拌炸药十分辛苦，因为帐篷通风不好，满室内都充斥着炸药粉尘，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搅动。虽然辛苦，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却都干劲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争着去干，最后干脆轮流搅拌。50多岁的王淦昌也要争着干这个活，大家看着心疼，就把他推到帐篷外，但只要没人注意，他又会回到帐篷里。

作为负责爆轰实验全面工作的领导人，王淦昌对实验的各个环节都要抓。从炸药的研制，炸药成型研究，到爆轰物理实验，再到最后的测试工作，他都要亲自指导。王淦昌从前的研究领域是实验物理，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从头学起，学会了就到17号工地给大家讲课。讲课中时常会遇到难题，他就发动大家一起讨论，能者为师，会者为师。在17号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紧张工作，晚上钻研书籍。就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后，终于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

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专家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先后提出的“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泡沫法”和德国的“综合颗粒法”等都取得了成功。经过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基本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随着17号工地爆轰实验的成功，中国的核武器试验也拉开了序幕。有人说，燕山脚下的隆隆炮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爆轰实验的第一乐章。在离开爆轰现场那天，55岁的王淦昌拔下了几根白头发，放在石缝中留作纪念。20年后，他因17号工地的爆轰实验而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

17号工地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人的心却是轻松向上的。正如陈能宽曾经对王淦昌说的：“就是啃窝窝头，也比被人家称作二等公民好多了。”

221厂

1963年3月后，大部分科研人员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试验基地。因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诉妻子吴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就前往了青海金银滩。

金银滩地处青海省海晏县，位于金银滩草原中心地带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221厂。据说，为了共和国的核事业，当年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全部搬迁出去，无偿地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221厂，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轰实验，也就是“冷实验”工作。爆轰实验分散在几个离他住地很远的实验基地进行，这里远比当年17号工地大得多。为了随时掌握实验进行的情况，他便走马灯似的穿梭在几个实验基地之间。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着一身统一配发的军用大衣，脚上穿着一双高筒靴，坐着吉普车匆匆而过。在基地，小伙子们幽默地称他为“王老头”。

研制核武器是举国上下的大事，负责这样一份工作，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就连王淦昌在疗养期间，陈毅也会语重心长地问：“你们这玩意儿什么时候造出来啊？”王淦昌只能简短地说：“快了。”

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也让王淦昌无法时刻保持冷静。工作时，王淦昌的“牛脾气”是众人皆知的。有时工作出了差错，他也会大声发脾气。就连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想要迟一点再上交推导数据，在跟这个王院长请示的时候，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忆录中写道：“任务非常紧迫。原子弹研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理论方案确定之后，生产实验的各个方面，必须做到周恩来总理要求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极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信息，而工作人员的行踪、与何人会面也是有着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刚从基地回到北京，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就又接到了让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马上启程离京。后来他才知道，当时来北京的日本科学家想要见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无法会见外宾的，于是周总理才通知他赶快离京，返回基地，同时告诉外宾，王淦昌不在北京，无法约见。

在钱三强的提议下，我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的探索。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身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实验的副院长，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氢弹实验中。1966年初，年近60岁的王淦昌和实验部的同志们一起，制定了爆轰模拟实验方案，在一次次冷实验中解决了引爆设计技术中的关键问题。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我国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尖端科技领域还算相对平静。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王淦昌也依旧无法幸免，也受到过批斗。尽管如此，他还是顶住压力和委屈，始终以科研为重。氢弹原理实验成功后，聂荣臻激动地握着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轻松！”

聚少离多

在戈壁滩，流传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妻在通往西部基地路上的一棵树下道别。丈夫对妻子说：“我要去远方工作，可能几年里不能给你写信，但我会天天在心里给你写信。”妻子也对丈夫说：“我也要去远方工作，几年中也无法给你写信，我会天天想着你，就像我们天天在一起一样。”他们分手时，始终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做什么事。而没过多久，在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现场，这对夫妻不期而遇。虽然双方都穿着工作服、戴着口罩，但两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像这样因为核试验工作而夫妻分离的例子还有很多，而故事里的主人公还算是幸运的一对，大部分人都与自己的另一半异地相隔，一分离就是几十年。王淦昌因为学业与工作，与妻子和孩子更是聚少离多，很少见面。他的儿子王德基曾回忆说：“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的婚姻，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淦昌的童年十分不幸，4岁时父亲离世，13岁时母亲病故。父母去世后，年少的王淦昌和外婆相依为命。外婆早早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知书达理、门当户对。年少的王淦昌不敢有违，还不懂爱情是何物的他便懵懵懂懂地与大他3岁的吴月琴成了亲。

王淦昌来到上海读中学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经影响深远，各处都是“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年轻的王淦昌在新文化的冲击下甚觉困惑，觉得自己似乎犯了一个错误，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不敢让同学知道自己已娶妻子，又不敢在外婆和妻子面前提及新文化运动，这令他十分矛盾。

王淦昌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清华大学。本以为自己的学业和理想正要乘风起航，回到家后却发现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角色的迅速转变让王淦昌矛盾不已，但贤惠的吴月琴对他说：“你放心走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大学4年间，吴月琴先后为他生下了3个儿女。大学毕业后，王淦昌未与家人商议便考取了德国的官费研究生。对于丈夫的选择，深明大义的吴月琴也没有任何埋怨。在德国期间，王淦昌师从大家、刻苦钻研，成为跻身于世界科学前沿的知名科学家。1934年回国后，刚与家人团聚没多久，王淦昌便又前往山东大学任教。直到1935年，王淦昌调到浙江大学任教后，他才能够与家人生活在一起。1937年，王淦昌的第4个孩子出生，第一次陪在分娩妻子身边的他倍感愧疚，孩子出世后，他给孩子取名“德基”，以此颂扬妻子“德如磐基”的伟大。本以为再也不会与家人分离的他，却又因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一纸调令，再次与家人分离。甚至更名换姓，“隐居”边疆。

在研制核武器工作的十多年间，王淦昌基本很少回家，即使好不容易回家一次，也依旧在忙他的工作。吴月琴知道丈夫在做大事，一个人抚养着5个孩子，并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了大学生。而身为父亲的王淦昌，不仅没能陪伴孩子们的成长，就连3个女儿的婚礼也全都没能参加。

王淦昌90岁寿辰时，他的学生李政道问他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这辈子，最满意两件事，一个是他的妻子和儿女，另一个就是他的核研究事业。他说，他的妻子一个人把5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功不可没。1998年，这两个相伴了78年的夫妻先后离世。他们去世的时间，前后相隔不到半年。最终，他们被合葬在王淦昌的故乡——江苏常熟的虞山山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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