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伦·艾斯利的生态诗学

摘要：洛伦·艾斯利是当今生态诗歌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科学语汇和观念融入抒情载体，这种形式目前被博德曼称为“恰如其分地拟人”。艾斯利试图建立一种读者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鼓励、倡导他们同情并认同时至今日日渐式微的自然秩序，力图用有限的语言介质描述深层的时空意象。他全部的诗歌和散文都立足于对一切生物进化的赞赏，其重点在于，并未将人类从这一进化整体中剥离开来。因此，他的诗歌强调的是生物中心意识，而非人类中心观。艾斯利对进化历程的认识并非出于简单的理性判断，而是准确把握了其本质，正如感同身受一般。

关键词：洛伦·艾斯利；生态诗学；生物中心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4）01—0025—08

一、艾斯利的诗歌生涯

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今天的文学声誉几乎完全是由他的纪实文学奠定的，其创造性的纪实技巧和自然文学，毫无疑问业已成为影响卓著的写作范本。然而，早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求学期间，艾斯利就已作为一名冉冉升起的诗坛新星享誉当时并出版了一系列诗集。1927年，即内布拉斯加大学最有名的文学刊物——《草原篷车》创刊的第二年，艾斯利就加入该刊编辑部，《草原篷车》也成为其作品最早的刊发地。除了本校刊物，艾斯利还在多种场合公开发表作品，其中包括哈丽特·梦露（Harriet Mooe，1860—1936）的著名诗歌杂志。20世纪20—30年代，年轻的艾斯利沉浸于鲜活的诗歌世界，力图向整个世界发出最强烈的呐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当时饱受争议的罗宾逊·杰夫（Robinson Jeffer，1887—1962）“非人本主义诗歌”的热情拥护者。艾斯利毫不掩饰对后者的欣赏，“因为二人有一个共同之处——‘诗人与科学家的合而为一’”。

艾斯利的经历本身就体现着诗人和科学家两种身份的混杂融合。他曾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和人类学双学士学位，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最终选择放弃英语语言文学，继续攻读人类学研究生，全然不顾自己本已大有前途的诗人事业。1937年首次任教堪萨斯大学时，艾斯利诗歌出版的数量陡然下降。到1945年，他终止了自己所有的诗集出版。熟悉而遗憾的场景再现——大有前途的诗人被经济需要无情扼杀。对于所追求的科学生涯而言，继续出版诗集不仅会分心而且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障碍——毕竟，没有哪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同时兼营出版，哪怕是出版诗歌。其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期，尽管作为颇受欢迎的科学与自然散文写手，艾斯利已经声名鹊起，但他仍然有意识地回避诗歌出版。不过，被回避的仅限于“出版”而已。

聪灵如他，这些年间，艾斯利始终坚持在充斥着繁琐数据的科学笔记间隙叙写诗句。他认为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之下，实际上是“诗化的产物或产物化的诗篇”。在学术生涯行将结束的晚年，当得知职业声誉再不会为“诗人”身份所累，艾斯利随即连续发表了三卷诗集，分别是1972年的《炼金士笔记》、1973年的《无辜的杀手》和1977年在他身后出版的《别样秋天》。

通常而言，艾斯利的研究者往往忽视其诗歌创作，最多将这些青春诗歌看作其日后真正事业的起步阶段或散文随笔的写作基础。这导致即便是他散文随笔的诗化气质非同凡响，但其中彰显的诗人身份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样，诗歌研究者也往往容易忽略艾斯利，这是因为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的诗歌批评根本无法为他的诗歌提供恰如其分的解读、阐释和评价。来自传统《新批评》和后现代诠释的双方质疑使得艾斯利这份最初的职业十分悲悯。当然，这还关乎本文之外另一个严肃的世界性问题。

二、生态诗学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兴分析方式，“生态诗学”的出现为研究和探索诗歌提供了新的视域。以艾斯利的作品为代表，这种“生态诗学”的分析方式呈现出各种特性。当前，学界将之普遍应用于剖析文学传统，并已取得显著成果：英国的浪漫主义者罗宾逊·杰夫斯（Robinson Jeffers）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关注，针对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w·s·默温（w.S.Merwin）、乔伊·哈乔（Joy Harjo）以及琳达·霍根（Linda Hogan）等近代美国诗人的考察也已经展开。然而，在今天日益深广的生态诗学研究中，艾斯利的诗歌却始终销声匿迹，无处寻踪。艾斯利理应得到生态诗学发展史的足够重视，这种重视的缺失不失为研究的重大疏漏。

尽管艾斯利作为诗人的弱点显而易见，比如喜欢用图片说明理念、经常用单调乏味的诗体学等“教授味儿”浓重的风格进行讲述等等，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被忽视的诗歌天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生态诗学的早期实践者，他在同样困扰着今天的生态诗人们的问题里长久地挣扎、探索、苦苦前行，所以更应该认可他的成就。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包括：如何把科学思想和词汇融入诗歌？如何在不殖民其他动物的主体性的情况下表达对它们的同情？如何在与直接自然经验日益减少的读者中唤起对自然秩序的通感和认同？如何在有限的语言媒介中产生出宇宙感、地理感以及进化的时间和空间感？

生态诗歌是与传统古老的自然诗密切相关的一种诗歌类型，表达关于自然界书写和诗歌责任的各种新的认知（此处权且与“女性主义诗歌’’进行类比，尽管很多诗歌中都有女性形象，但只有一小部分称得上“女性主义诗歌”；同理，尽管很多诗歌都会涉及自然，但可以称之为“生态诗歌”的却也只有少数）。在生态诗歌中，自然不再是一个基于诗人主观情绪而生成的眼中所见或心中所想的图像储藏室，而是一个自发形成并且相互制约的综合体，诗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将生态诗歌从传统的自然诗中区分出来。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显然多于明确界限，生硬的二分法无疑将导致误入歧途（同时也违反了生态批评二元思维的法则）。不过，一些独特的生态诗性仍是可以概括出来的。例如，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指出生态诗歌与自然诗的不同在于它们直接“投入环境问题”中。伦纳德（Leonard M.Scigaj）认为，他称之为“可持续诗歌”的生态诗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尊重“自然”作为一系列生态系统的存在——这一系统充满着活力，可以进行潜在周期性的自我调节和反馈。斯科特·布赖森（Scott Bryson）指出，生态诗歌的独特性重点在于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坚持，即互相依存的自然界必须遵循谦让的法则，无论人类世界还是非人类世界。它往往表现出一种对超理性的强烈质疑，这种质疑导致对后工业社会技术至上的控诉和真实潜在的生态灾难的警醒。大卫·基尔克里斯特（David W.Gil-crest）认为，作为首要因素，生态诗歌将自己与生态科学结盟，抵制原子论和机械论的牛顿科学。或许，如同伦纳德一样，绝大多数理论赞同生态诗人们寻求改变人类关于自然固有的观念，以形成一种更为持续的关系。生态诗歌提供了这样一种范式——增强环境意识，积极行动起来。而在艾斯利的诗歌中，所有上述生态诗歌的特征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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