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适斋到不舍斋

著名学者、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1909-2000)一生以教书与著述为业,在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学术史等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尤其是在打通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畛域,梳理晚明至五四文学发展源流方面宏论迭出,多有创获。先生晚年病目,未及将著述一一订正整齐,而不少著作也已绝版多年。为使任访秋先生著述完璧于世,保存和继承先生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自2006年起,刘增杰教授遂有编辑《任访秋文集》之倡言。此后,十数名中青年学者分工合作,历时四年,完成了《任访秋文集》的校勘整理工作。在皇皇十几卷、洋洋五百万言的《任访秋文集》付梓印行之际,刘增杰教授又嘱我代笔,为《文集》作一序言。爱和既忝列先生门墙,晚年又侍奉先生左右最久,自当从命。然先生著述博大精深,非晚学后辈所能详尽。拜读文集,略呈感想,以期阐发先生学术精髓于万一。

一、风雨兼程的学术生涯

如果以1929年入北师大读书为起点,到1996年因视力急剧减退不能再进行写作为终点,任访秋先生的学术生涯,持续了近70年。70年间,从年青时期,仰慕胡适、钱玄同治学成就,把自己在北师大两三平米的书斋命名为同适斋,到晚年有感于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不舍昼夜而把在河南大学的书斋称之为不舍斋,在学术的道路上,先生勤勉地走了一生。当我们从《文集》中读到1996年10月21日最后一篇日记“凭我的记忆,摸着写……”时,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以学术为业的任访秋先生,经历了旧中国的战乱、饥饿、迁徙无所和新中国的反右,“文革”、思想改造等风雨历程。从同适斋到不舍斋,先生走过的是一条风雨兼程的学术道路。

任访秋先生出生在河南南召县梁沟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任尚贤是晚清廪生,曾赴省参加乡试,不第。先生从小随父亲读《四书》、《左传》,并翻阅《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文学书籍,逐渐产生了对文学的喜爱。1923年,先生离开家乡,到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开封一师是当时河南的名校,经费充足,教师待遇高,能从南北各大学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并形成了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良好校风。来到省会城市,任先生有机会接触许多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叶圣陶、冰心等人的作品,阅读到《语丝》、《文学旬刊》、《创造周刊》等文学杂志,得到许多新鲜的感受和启发。在国文老师的鼓励下,先生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生杂志》上发表《杨柳与文学》等文章,并与同学白寿彝等人成立文学团体晨星社,编辑出版《晨星半月刊》,在半月刊上发表过评论茅盾《蚀》三部曲的文章。

1929年秋天,任先生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有机会聆听沈兼士教授的“文字学”,吴检斋教授的“经典叙录”,钱玄同教授的“国音沿革”、“经学史”、“说文研究”等课程,又到北大听胡适教授的“中古思想史”课程,眼界大开。尤其是对钱玄同打破经学家门户之见,把经学看做真伪并存的历史资料加以运用的通达开阔,胡适对中国学术,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深感钦佩。这一时期,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同适斋,即表达了引钱、胡为楷模,从事于学术研究的志向。

当时北师大教师授课大多没有印发的讲义。先生在大学一年级时,偶尔领到一份桐城姚岳编选的《论文名著集略》,其集唐宋八家,中经明代的归震川,清代的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等,最后为吴汝纶,共十八家的古文论著为一册。先生以此为线索,在图书馆翻阅各家文集,用近一年的时间,写作了约四万言的《古文家的文论》,发表于北师大《国学丛刊》第十卷第一期。这应该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起步。

进入二年级后,先生参加了《国学丛刊》的编辑工作,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明代公安派的研究上。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把凡是晚明文坛上与三袁兄弟有关的文人集子,都借出来阅读,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郎师友考》、《袁中郎评传》等文章,在《师大国学丛刊》、《师大月刊》等杂志上发表。

进入三年级时,先生考进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的北大国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报名不限学历,只需递交论文,经审查认为具备研究能力后,再进行学业知识和外语的笔试。先生被录取后,选定的研究题目为“元白研究”,导师为沈尹默先生。研究所的导师并不给学生上课,主要的联系方式是书信交流。先生与沈尹默先生通了几次信,沈先生去天津做教育厅长了,先生忙于完成学业,与导师也便失去了联系。

1933年,先生大学毕业后到洛阳河南省立第四师范教书,给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等课程。中国文学史课最初用别人编写的本子,后来感到不够满意,就自己编写讲义。收入本文集中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国文学史讲义》的编写,使先生有机会通读先秦以来各个时期代表作家的原著,视野大为开阔。1935年,先生忽然接到北大研究院的通知,说研究所已改为研究院了,原来注册的研究生须到学校学习。先生便辞去教职,到北大文学研究所读书。重到北大后,先生的论文题目改为“袁中郎研究”,指导教师为周作人。先生此后多次到八道湾周作人家借书请教,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1936年暑期,先生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主任委员胡适,副主任委员周作人、罗常培,并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俞平伯为校外委员。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完成后,研究院同时毕业的几名学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请校长蒋梦麟、所长胡适和导师周作人吃了一顿饭,并摄影留念。

1936年暑期后,先生仍回洛师教书。在完成《中国文学史讲义》后,又写作了约五万字的《中国小品文发展史》。1940年,先生接到河南大学的聘书,来到因躲避日寇而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文学院所在地豫西嵩县潭头镇,此后先生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便与河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是嵇文甫,文史系主任是张邃青,两人都是先生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先生来到河南大学后,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古代散文选”课程。从1941年起,又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

先生在潭头时,家眷被安排在南召老家。因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及习作”课程的需要,先生在流亡而随迁的河大图书馆里,居然找到了五四时期全部的《新青年》、《新潮》以及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著作,及大量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先生每天在上课之余,沉浸于这些书籍和报刊的研究中,自己感觉好像又上了几年研究院。1944年5月,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请嵇文甫作序,由《前锋》报社出版,印了2000册,是学术界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惜下卷因战争中的流亡迁徙未能印出。之后,先生随河南大学的流亡辗转于洛阳、西安、宝鸡等地,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从先秦到明末,存稿约十四万字。抗战胜利后,学校回到开封,先生与教育系、外语系的同仁办过一个《师友》月刊,并由师友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散论》。1948年6月,河南大学迁往苏州,1949年7月,又从苏州返回开封。因缺乏安定的生活,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处在时断时续中。其间,先生曾有去西北联大任教的想法。西北联大黎劭西先生也回函同意他到西北联大任职,但因为张邃青、嵇文甫先生挽留而未能成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高校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统领,编写出新的教材。河南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学”由李嘉言、先生和张长弓共同担任。三门课的教材分别由三人分段编写。其中《中国文学史讲义》由新华书店印行。这部书提纲的编写,先秦两汉部分由张长弓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宋由李嘉言担任,元明清则由先生担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尝试用新观点编写并最早出版的古代文学史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学者来讲,是新鲜而充满活力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如批判与继承问题、评价作品的政治与艺术标准问题、人民立场和历史进步意义问题等,成为新旧转折历史过程中一代学者解释文学史现象、评判历史人物的思想准则和治学方法。这些思想准则和方法不同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弄不清、说不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与文学现象,有了合理的归纳和解释。先生认为:“这本提纲的印行,标志着我在治学方法上的一个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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