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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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是我原单位的领导，一把手。

先说说我这个原单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市的艺术学校。可这个所谓学校却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学校，它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固定的师资，没有固定的专业，甚至没有固定的校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校之初叫艺专，“文革”中叫过样板戏学习班、新鲁艺、“五七”艺校，拨乱反正后又叫艺术职业学校，其间好像还叫过艺干班、戏专什么的，多得已经记不清了。人们常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学校似乎什么都不是铁打的，什么都在“流”。记得学校还叫艺专的时候曾经挂过牌子，柏木的，白底黑字：“××市艺术专科学校”。很醒目。后来由于校址常在迁，校名常在变，加之时办时停的，就干脆不挂牌了。原来的牌子被疯子阿三抱走了。疯子阿三是本校职工的家属，门房老周的儿子，据说他小时候出麻疹吃错了药，造成脑子发育不健全。阿三平时最爱看学生练功，看得十分专注，从不捣乱，如见把杆晃动，他就主动上前用肩顶住；如见有人摔伤，无论男女，他或扶或扛立马就往医务室送。老师学生都喜欢他，从不觉得他多余。“文革”开始那几年，学校停办，阿三不干了，大闹不休，说，你们不办老子办！他从传达室门后找出那块校牌，抱起就开跑。他把牌子挂到了老东门城隍庙大门口，又不知从哪儿吆喝来一帮流浪儿童，每天在庙门口的坝子里练功。阿三赤膊上阵当起了教练，虎着个脸，又喊又叫又比又划地来回忙碌着，还满像那么回事的。那些年什么消息都传得快，疯子办艺专的事也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五花八门，人们开初觉得很好笑，后来见满世界都在疯，也就慢慢习以为常了。艺专因此挣了个外号，叫“疯专”。还有人编了个顺口溜：疯专疯专，疯子当教官，上课团团转，走路打偏偏，谁要进此校，不疯都要癫。顺口溜一时间传遍大街小巷，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若问本市人，说艺专、艺校很少有人知道，说疯专知道的人多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单位名声坏成这样，办学又一直没个章法，所以谁都不愿去出这个“疯头”，一把手位子长期空缺，调谁谁不来，都找各种理由推诿。正当上级主管部门为此伤脑筋的时候，竟有人主动请缨，愿啃这根硌牙的骨头，这个人就是老吴。

老吴大名叫吴天星，因为有了一官半职，所以名字使用率极低，好些人都不知道，不过他的外号“吴大头”知道的人倒不少。其实他的头也说不上有多大，只是因为他的身材码子小，和头不成比例，这就把头衬大了。老吴以前当过我们市文化局的人事科长，反右时因为本系统的指标没完成，要主要负责人负责，老吴虽不是主要负责人，因为具体工作都是人事科在做，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就让他顶了个缺。想到他当然另还有一层原因，这之前局里已经有传言，说上面早逮着了老吴的“把柄”。其实他的这个所谓把柄，说穿了简直是一个笑话，竟是打瞌睡打出来的。老吴人不胖，瞌睡却多，工作起来没事，一松弛下来便容易犯毛病，脑袋一耷拉就见周公去了。他上医院检查过，抽了几管血，照了几次光，浑身上下几乎查了个遍，最后医生说，一切未见异常，大概是因为头重脚轻，身体平衡度差，脑袋就总爱耷拉着，一耷拉瞌睡就会趁机而入。没有结果的结果，让他更为焦虑，怕误事啊。

这不就摊上大事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一次相亲。那天他和女方去看电影，苏联七彩片《幸福的生活》。看到高兴处，女方主动和他交流，他不搭理，一次两次三次，都这样。女方不知道他已沉入梦乡，以为是他没诚意，于是不等电影放完就生气走了。对象没谈成，却给他惹来了大麻烦。女方是本市44中的历史教师，因为讲了某农民运动领袖相貌丑陋而犯了“恶意丑化”罪，被打成右派，在搜查历史教师的抽屉时，意外发现一封老吴给她的信。老吴写信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那天看电影所造成的误会，妄图重续缘分，他为表心曲，特意在信中夹带了一句：“你是那天上的月，我是那月边的寒星……”偏偏他那使用率极低的大名里就有个“星”字！这下事情就变严重了。一个党员干部不跟着党走，却要去做资产阶级右派身边的“寒星”，什么立场！其实谁都知道这一句的出处，是抄袭的《夜半歌声》歌词，可在这种时候谁又敢站出来帮他辩解呢？在劫难逃，这“指标”于是非他莫属了。

2

老吴的右派帽子其实没戴多久，一年多一点就摘了，是在他劳动的那个农场全体职工的强烈要求下摘的。

他劳动的那个农场，是家以研究大田作物栽培技术为主的国营农场，条件比较好，食堂、澡堂、医务室、俱乐部、小卖部啥都有，干的虽是和普通农民一样的农活，但生活待遇并不比城里工人差。这样条件的农场一般是不安排右派去的，怕达不到劳动改造的效果。正好当年农场要修水库，发展水产养殖，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蓄水，以解决枯水季节农田的灌溉问题。工程不算小，需要大量劳动力，在农场的再三要求下，上面最终同意把新补的右派安排给他们用。老吴就这样去了那家农场。令他没想到的是，农场场长竟是他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钟平。老吴和钟平小时候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的同一条街，小学期间，两人一直是很要好的玩伴，都喜欢打篮球，同是校篮球队队员。钟平那时家里很穷，打球跑饿了就叫“大头”，大头见他脸色不好，浑身发抖，知道他又闹饥荒了，忙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爆米花往他嘴里塞——大头父亲是炒爆米花卖的小贩——哪怕只有一根棒棒糖，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共同分享，从不吃独食。钟平一直记着大头的这份情，曾经把它写进一篇作文里，写得情真意切，字字动心，国语老师拿到班里念，好些同学都感动得哭了。后来，大头父亲在一次日机大轰炸中遇难，父亲死后不久，母亲迫于生计含泪改嫁，母亲要带大头走，他坚决不去，就自己回到小镇跟爷爷过。两个小伙伴从此失去了联系。这一晃就是10多年。

钟平从名单上看到有老吴的名字“吴天星”，先是一惊，不会是同名同姓吧？后来看了材料，他眼前一黑，心情无比难受，一方面觉得老同学这右派当得有点冤，一方面又觉得倒这样的大霉恐怕和他的德性有关。大头脾气倔犟，处事不活络，上小学时就不讨老师喜欢。他数学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被罚站，挨手板心，老师骂他“脑袋生了锈”，挖苦他长了个科学家的大脑袋，里面却全装的空气。钟平为他难过，几次主动拿作业给他抄，可大头偏不领这个情，宁肯挨手板心被罚站吃零蛋，也从不作弊。他的倔犟劲，有时连钟平都看不过去，钟平吼他：“说你脑袋生锈，也不打点油擦擦！”长大成人后，钟平虽没有再见到过大头，却听到过他的一些事，是他们小学同班的女同学丛霞亲口讲给他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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