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往事烟雨中（之一）

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

引言

去国多年，我与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擦肩而过。我仿佛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切恍若隔世。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我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父亲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父亲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

我的童年在父亲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等一大批建筑师身边度过。曾亲耳聆听他们动情描述古都北京规划的蓝图，慷慨评点巴黎、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规划的短长；林徽因娓娓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察中国古建筑时风餐露宿的艰辛；父亲笑谈他连续数月埋头苦读于剑桥图书馆，在饥肠辘辘中写出发表在英国著名杂志《建筑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童年的我曾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翻江倒海，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衣，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那大概就是父亲和梁思成先生联手通力打造《梁陈方案》的日子（一九五〇年二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那段岁月，想必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吧？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父亲留英八年，师从世界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和“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的中国人陈占祥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梁陈方案》是一份将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

关于《梁陈方案》的论述已经很多，作为陈占祥的学中文的女儿，我对专业性极强的建筑规划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觉得，父亲陈占祥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他是一个严格遵从科学理念的规划师，是被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伟大古都的守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各种复杂人性的普通人。他一生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家庭和阅历，他的教育背景，他

的社会关系，都是构成他性格和命运的总和。这也正是我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文字的初衷。

两位导师的厚望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一九四六年，正在伦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接到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聘书，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

“我当时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伯科隆贝，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多年后，父亲曾对我这样说。

他的导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英国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城市已经显现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中许多走投无路的困境，二战的破坏更加重了危机。阿伯科隆贝渴望在战后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让新的规划摈除老伦敦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种种弊端。在“大伦敦计划”中，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Garden City）或“卧城”（DormitoryTown）。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 ），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做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

“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根据导师的这一理论，父亲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由于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一个中国年轻人成为它的会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收到了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

父亲回忆说，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满面春风，“天哪，查理。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在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两代王朝的帝都，北平一直是世界上同时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封建的专制集权，反倒构成都市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它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布局又完备合理，天衣无缝。担负着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制订规划，该是多么幸运！做好北平规划，不仅是父亲的梦想，也是他的两位导师，一对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对他的殷切期望。那时的父亲真是福星高照。他有幸成为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满天霞光照耀着二十九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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