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农村教育的方向

[摘要]认为农村基础教育应该定位于农村和农业的观点是错误的。普通的农村学校并不具备成功传授先进农业技术的条件，我们不能要求农村学校去做自身难以完成的任务。农村学校作为农村子弟改变社会身份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如果农村教育的改革偏离了当前的教育评价体制，将会使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路途更为艰辛。农村基础教育既“不能”也“不应该”朝农业技术教育的方向行进。

[关键词]农村教育；教育评价；教育竞争

[作者简介]黄金来，百色学院副教授，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2—0188—04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教育的方向问题一直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也曾就农村教育的定位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鉴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学界对于这个问题所存在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更加深入、更加明确的探讨。

在讨论农村教育的方向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农村教育的定义。从地域上看，农村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其中，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的方向是非常明显的，即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为农村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因此，所有关于农村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都是针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农村教育，也是指农村的基础教育。

关于农村教育的方向性问题，在农村教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农村教育应该姓‘农’。”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要定位于农村和农业。具体而言，就是在基础教育中增加农业技能教育，让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学会适当的农业技能，从而在毕业后的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依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关于农村教育方向问题的错误观点。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展开。

二、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目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在没有继续深造学业机会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选择在农村务农。绝大多数农村毕业生选择到沿海地区的城市打工，少部分农村青年在家乡从事运输、商业经营等非农领域的活动，毕业后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当属凤毛麟角。当然，农忙之际很多农村毕业生可能回家帮助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是这些农业活动对于他们家庭的总收入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根据我们在山东半岛、湖北大别山区和广西桂林、百色地区的调查，除了存在身体残疾、智力障碍等缺陷的农村青年，几乎找不到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在家乡从事农村生产所能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在城市就业所能得到的工资。对这个问题深入回答，涉及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趋势和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

我国许多地区人均耕地只有0.5亩，这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无法依赖农业的发展而带动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国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于当时已经相当现代化的美国农业。我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一直是比较高的，而这个事实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发展潜力的不足。正因为人均耕地狭小，才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如果将农村中的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包括在农村就业人口在内，我国农村的就业人口大约在6亿左右。而根据我国劳动力和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说我国需要将5亿左右的农业劳动人口转移出去。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主要就是向城市转移，因为城市在就业上具有更大的吸纳能力。

一些学者表达了这样一种忧思：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接受系统教育后走向城市，不断地将老、弱、妇女和儿童等低素质者沉淀在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加入到建设城市的行列中去，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则素质较低，这导致农村处于不断边缘化的境地。这种观点貌似合理，但实际上也是对我国农村发展趋势和城乡关系的一种误读。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有限以及农村缺乏其他的经济机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首先是农村本身“推力”的结果，这些受到农村“推力”的农业劳动者，在城市较高工作机会的“拉力”之下进入城市，这正是经济学中“推拉理论”的主要观点。这种劳动力的自然流动是一种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不仅仅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的发展。让我们用一个村庄的个案来说明这个问题。

广西田阳县古美村是位于广西西部的一个山村，也是我们长期蹲点调查的基地。古美村共有321户人家，总人口1682人。古美村的第五小组有36户人家，除了1户单身的“光棍”和4家经商户之外，每一农户都有至少1人在沿海城市打工，31户人家共有在外打工人口41人。根据我们的统计，整个古美村长期在外打工的人口大约在360人左右。在外打工者一般都是素质较高(包括身体素质和文化知识等)的青壮年，这些打工者的收入一般都是各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打工明显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该村在近几年内的民居迅速由砖瓦平房向二层楼房转变就是打工改变村庄经济状况的一个侧影。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出会对村庄产生不良的影响，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假如，该村的高素质者失去在外打工的机会，那么，该村的经济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恶化。正如该村的村民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在城市打工的机会，那么该村将会迅速倒退到十几年前的温饱线上。

该村可视为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一个代表。对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制约其发展的，并不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是缺乏与劳动力相匹配的经济机会。在人均耕地狭小、交通不便的制约之下，即使有高素质的劳动力也难以促进经济的腾飞。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引用了索尔·塔克斯和戴维·霍伯这两位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来说明，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中，劳动者的素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即使有精明强干的企业家等高素质的人才，也无法对该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只有当在这些地区出现了以前不曾有的新的经济机会(如新的技术和良种等农业要素)时，以教育为主要代表的劳动者的素质才可以有效提高经济的水平。

对“人才外流经济学”的探讨将会使我们更加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人才外流的经济学是在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流入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探讨人才外流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影响的一门经济学分支。与一些刻意的政治渲染不同，严肃的经济学研究表明，人才外流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明显的负面效果。相反，一般而言，那些人才流动较为自由的国家反而能够从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实现科技的快速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那些身在国外的高素质人才，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内产生各种联系，这些联系为发展中国家实

现技术更新提供了一种渠道。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科研条件(科研设备、科研体制)限制，一些留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往往不容易发挥自己的才智。因此，总的来说，人才外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明显，在很多方面甚至是利大于弊。国际间的人才流动尚且如此，国内城乡之间的人才流动对于农村的发展更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农村学校“不能”开展农业职业教育

上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那种认为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就可以促进农村发展的观点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认识。现在，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微观和详细的讨论。农村教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神话”：某某地区的农村学校通过向学生传播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劳动技能，从而使得毕业生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成为当地的致富能手。类似这样的“神话”不仅出现在新闻媒体中，也出现在一些严肃的学术刊物上。我们之所以将此类报道视为神话，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诸如此类的报道一般都严重夸大了事实。

我们长期蹲点调查的某山区县，在若干年以前也进行过“职教兴农”的实验。该实验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浸透农业技术教育从而为学生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提供技术基础。根据实验者们的说法，该实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验中涌现出一大批致富能手。实验的一些成果在《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和《湖北教育研究》《职教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此有影响的教育实验，近几年却已偃旗息鼓了。根据我们的跟踪调查，当年的一些“致富能手”，其收入水平在农村中并不属于富裕农户之列，一些所谓的科技典型仅仅是多养了几头猪或者几头牛的普通农户而已。调查中还有村民对当年“职教兴农”实验的宣传报道提出了质疑，村民们认为实验者们比较严重地夸大了事实。

我们没有对更多的此类报告进行跟踪观察。但是，当我们对此个案进行解剖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此个案即使不能代表全部此类实验，也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实验。现在我们就对此个案所反映的经济学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解剖。

传统农业不是一项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因此不需要在学校中专门学习。毕业生如果从事传统农业，在和有经验的长辈共同劳动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能独立从事传统农业。剩下的问题是，学校能否通过传授“新技术”而引致区域的经济增长呢?

我们可以把“新技术”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能够使原有农产品增收或提高质量的技术。一项新技术如果能使原有产量提高20％或者由于质量提高而使价格提高20％无疑已是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对于单个农户而言，由于土地规模有限，产量增加或价格提高20％的技术并不会使农户的收益提高很多。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新技术往往意味着要引进新的种子、新的化肥或者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而这往往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当我们将增加的成本考虑在新技术的收益时，新技术使单个农户增加的收入将更为不明显。

另外的一种“新技术”类型是指当地所没有的新品种。在大部分讨论“农业新技术”的作品中，指的大多都是这类新技术。药材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好例子。几年前，天麻、杜仲、茯苓等中药材的价格都很高，许多较早种植此类药材的药农发了“横财”。这吸引了很多气候和环境适合此类药材生产的地区的农民大量种植，但是，随着药材大量种植而来的就是药材价格的暴跌，许多农民不但没有“发财”，反而亏损很多。

学校要传授农业新技术，必须将下面两个农业经济学问题考虑在内。首先，任何产品的供给提高而需求保持不变时，都会导致价格的下跌，而农产品由于供给弹性大而需求弹性小使得产品价格的涨跌更为频繁。其次，相对于电子、机械等工业产品而言，农业技术的保密性不高(一粒种子往往就会导致技术扩散)，这使得农业技术的生命周期往往非常短。当学校试图传授一项农业技术时，这项技术很可能已经处于生命周期的晚期，因此，当此项技术的学习者利用这些新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时，市场行情或许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新闻媒体中不断听到的农民由于蔬菜、瓜果等产品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的消息，就是对这个事实的很好说明。农业经济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农村学校在试图传授所谓的新技术时，面临着较高的“价格风险”。

学校如果要克服“价格风险”，那么必须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及时传播某项技术。但是，在此情况下，学校又面临着“技术风险”。处于生命周期早期的技术，往往处于技术的保密状态之中。学校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钻研、试验此项技术，普通农村学校是否具备此种农业技术研究能力?若干年前一些农业职业技术学校纷纷关门，就很好地证明了其不具备这种能力。连专门进行农业技术教育的职业学校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普通的农村学校恐怕更加不具备这种能力。

四、农村学校“不应”传授农业技术

上面我们讨论了农村学校“不能够”成功传授农业技术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农村学校到底“应不应该”将农业技术的传授作为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应该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做什么。农村学校不具备传授农业技术的事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农村学校应该传授农业技术”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强求农村学校去做本身难以完成的事情，那么我们只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农村学校的发展。现在，让我们从农民对学校教育期望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看一下农民对教育的需求。

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村的学校在乡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功能有两个。第一，学校教会了农民子弟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和其他的文化知识，这些能力为农民子弟有效参与现代生活提供了条件和基础。第二，学校教育系统为部分农村子弟提供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重要渠道。在这两个基本功能中，第二个功能最为农民所深刻意识，也是农民对教育的最高期望。在我国大部分村庄中，都有一些农民子弟通过学校教育系统而在社会阶梯中占据了较高的地位。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都明显高于一般农民，这些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为其他的农民子弟树立了榜样。因此，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教育系统来改变自己低下的出身，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与一些学者所想象的相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并不期望学校能够传授给学生合适的农业技能从而使学生毕业后可以利用所学技术参加农业生产。农民之所以没有产生如此的期望，原因在于大部分农村学校没有成功传授给学生农业技能的先例，这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在上文的结论——农村学校很难具备此种能力。那些希望子女学习一些实用技术的农民，会让子女选择职业中专或职业高中，但是农民们并不期望普通学校能够传授一些实用的劳动技能。对于农民的教育需求，我们学术

界还是缺乏深刻理解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对农民的教育期望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实际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教育就是社会底层群众改变自己身份的主要途径，隋唐时期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在今天，教育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自己身份的最佳途径。在当今的文凭社会中，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读大学是一个重要标准)和质量(主要表现为什么大学)是个人求职的重要砝码，而职业正是一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载体。因此，农民子弟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更高的、质量更好的教育。而在当前的教育评价体制下，能够接受更多、更高质量教育的主要标准就是学习成绩，所以家长就会不断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施加压力，这就出现了教育中的竞争现象。

正确理解教育竞争是进行任何教育改革的前提，而当前的一些学者对发生在教育领域中的竞争一味持批评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对教育竞争视而不见，我们认为这是一些教育改革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教育竞争发生在各个学生以及各所学校之间，也发生在各个区域间，当然也包括城乡之间。可以想象，如果针对农村教育的改革最终损害了农村孩子的教育竞争能力，导致农村孩子通过教育系统来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增加，那么这样的教育改革就不能算是成功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正如杨东平等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目前农村孩子考取优秀大学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城市中的教育在朝着考试(特别是高考)的方向努力，而农村教育却偏离了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标准，那么农村孩子考取大学将越来越难，这样的农村教育改革将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五、农村教育何处去

在我国的教育评价体制没有改革之前，偏离了当前教育评价标准从而降低了农村孩子教育竞争能力的教育改革，不是农村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但是，当前以“应试”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教育也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它在将少数农村孩子送到大学从而为他们参与将来的社会竞争提供了基础之外，也使大部分农村孩子成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

农村教育改革应该与全国教育改革同步，我国的教育改革应该使教育评价和激励机制将学生的主要精力从追求学习成绩转变到寻求自身全面发展上来。当然，教育评价体制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当前，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在保障经费供给、提高师资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等“微观”方面下功夫，在保证文化课成绩的同时上好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程，尽量让学生的学习生活充实而美好，而不是期望农村学生能够在学校中学到很多的农业职业技能。正如文中所述，农村教育既“不能”又“不该”朝这样的改革方向行进。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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