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郎走穴为钱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 虽身为翰林院秘书郎兼任学部图书馆总务总校，但刘福姚因未随满朝文武权臣追慈禧太后西逃，而在北京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

幸好，状元出身的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算能艰难度日了。一日，湖南益阳的“复泰坊”商号来拜访刘福姚，为商号的钱票拜请状元题写苏轼的《凌虚台记》。

复泰坊壹串文钱票

幸存至今，并为笔者于2011年4月集得的这张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南益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不仅图案华美、印刷精湛、品相一流，而且钱票上的文字因出自广西最后一名状元刘福姚之手，钱文既规范端庄又俊秀流畅。

细观此张钱票，其规格是目前发现的清代纸币中票幅较大者，且钱票上部轮船首所悬挂的“大清黄龙旗”，在民间钱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批准将《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的三角形海军旗定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光绪十六年（1890），为了与国际接轨，大清国旗始改为长方形，一直沿用至溥仪退位。

钱票上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据史料记载，益阳古城有四座城门，分别称银城（东门）、金池（西门）、迎恩（南门）、拱极（北门）。迎恩门面对资江，“对河”即资江对岸。另有“复泰锅坊”字样表明，“复泰坊”是一家制造铁锅的作坊。

其实，“益阳铁锅”历史悠久，始于宋代，且名震四方，益阳出产的铁锅在全国素有“南锅”之称（也称“广锅），清末时更行销全国各地，后来传至台湾，故又有“益阳货”之说。益阳铁锅，具有规格统一、厚薄均匀、色泽光滑、铁质搭配适宜、久烧不炸的优点，因而近千年来经久不衰。由此可知，“复泰锅坊”很可能是一家益阳当地的知名“铁锅锅坊”。

至于钱票上“癸卯春刘福姚书”中的“癸卯春”，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季，这说明此钱票的制版时间或印刷时间为1903年春，“刘福姚”乃广西最后一名状元。

状元郎的悲欢离合

查史料而知，刘福姚，原名福尧，字伯棠，又字伯崇，号忍庵，另号守勤，广西临桂县（今桂林）东乡刘家里人。其生卒年虽待考，但确知其父名叫济清，是一名诸生（诸生是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刘济清知书识礼、秉性仁厚，尽力扶困济危，很受当地人尊重。

在此良好的家风熏陶下，少年的刘福姚勤奋好学，加上才智过人，光绪八年（1882年）即“应群邑之试，屡冠其曹，施以第一人获售”;当年秋，他又中了壬午科举人。经鹿鸣宴为新科举人庆贺后，刘福姚更是名声大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福姚考取内阁中书，并在京任职。更令其春风得意的是，刘福姚此前还与同乡石子轩太史成峰的女儿喜结连理，夫妻十分恩爱。

但福有双至，祸必随行。让刘福姚痛心不已的是，其妻早逝。之后，他又续娶了广西显宦、曾任台湾巡抚、“颇好文事”的唐景崧之女。此桩婚事虽是续弦，但也极为美满。

到了光绪十八年（l892年），刘福姚参加进士科考。主考翁同和看到刘福姚出类拔萃的诗文中流露出一种崭新的思想，非常喜爱，便向光绪帝推荐他为第一名，光绪皇帝遂钦点刘福姚为状元。

然而，高中状元的刘福姚绝对想不到，他会成为广西科举史上13名文武状元中的最后一位。

成为状元郎后，刘福姚拜翁同和为师，并被光绪皇帝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升为翰林院侍讲，成为能在皇帝身边和亲王府走动的人。再后，他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乡试主考官以及广东、浙江、河南等地乡试的副主考官。

作为青年俊才，刘福姚本就具有趋向时务的新思想，并对国家贫弱的现实和列强入侵忧心如焚，又得到翁同和的启发教育，渐渐形成了维新的政治意识。但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翁同和被革职，刘福姚的仕途自然也多坎坷。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刘福姚才奉旨回京，任翰林院秘书郎兼任学部图书馆总务总校。

而当年八月的“庚子之乱”，不仅让大清的满朝文武随慈禧太后西逃，而且也让刘福姚的生活陷入了苦难。当时的京城一片混乱—“大驾西幸，独身陷危城中……夜渐长，哀声四泣，深巷犬声如豹，狞恶骇人，商音怒号，砭心刺骨”（见《庚子秋词》中王鹏运所“记”），没有随逃的刘福姚与浙江著名词人、曾任礼部侍郎的朱祖谋，一起到北京宣武门外教场头条胡同的同乡王鹏运家里躲避寇乱。之后，他们三人便填词抒愤，开始了被后世称颂的《庚子秋词》之创作。

西逃一年零四个月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京，开始组织官员商议变法，刘福姚等拥有维新意识的官员重新获得重用。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刘福姚还曾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但因其性刚烈、为人正直、不阿权贵—他常对同僚和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故仕途不畅。晚年定居上海后，刘福姚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也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刘福姚在愤懑郁结中死去，他大约活了49岁。

汉口印制

尽管“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未指明印刷厂家，但笔者对钱票的形制、图案、文字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该票很可能是由汉口印刷厂家印制的。

首先，据目前笔者所见湖南清代石印钱票大约有数十种，注明印刷厂家的大部分为湖北汉口地区的印刷厂印制，而湖南本地印刷的极少。另外，即便是湖南本地印刷的钱票也往往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事情了，其中多为宣统年间的。

众所周之，清代光绪年间的湖南印刷业十分落后，而湖北汉口的印刷业颇为发达、技术先进，是南方地区印刷民间钱票的高度集中区。就目前所见的清代民间钱票实物而言，汉口印制的清代民间石印钱票品种最多，大约有近百个品种，涉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山西、四川、山东、河北及江苏等多个省份。

另外，汉口是湖南省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或出口转运站，两地商业来往十分紧密。历史上，湖南各地尤其是湖南北部地区的粮、棉、糖、茶、麻、油、土纸、棉布等农产品，大多转运至汉口进行贸易或出口外销。湖南商家可利用在汉口进行贸易之时，选择汉口印刷厂家为其印刷纸币，颇为便利。“复泰锅坊”有可能在其铁锅销往汉口时，办理印刷钱票之事。

自古以来，湖南和湖北两省的行政关系密切。明代和清代初期，两地同属湖广省。清代康熙朝时，尽管湖广省分为湖北和湖南两省，但在行政上仍同归湖广总督管辖，直到清末。因此，行政关系的密切，必然促进商业和经济的紧密联系。

益阳县地处湖南北部地区，水路经洞庭湖、入长江，可直达汉口，进而再抵上海。益阳与汉口两地之间距离不远，联系方便。

从钱票的形制、图案及文字布局等特征，与汉口印刷的清代早期钱票风格十分一致，尤其与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刷的钱票风格，更加接近。例如，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印刷的湖南新化县琅塘“同兴福”商号钱票和湖南安化县龙溪“殷黉序”商号钱票。也就是说，“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很可能是由汉口“景庆义石印局”印制的。

兼有研究与收藏价值

目前来看，就笔者所知，国内还未见有关湖南益阳 “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的相关介绍和报道，所以笔者推测其很有可能是国内首见的新品种。此外，无论是北方地区还是南方地区，清代的石印钱票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印刷发行的石印钱票，则更加少见。本票印刷发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显然属于更加稀少的品种。

众所周知，“大明通行宝钞”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最大的纸币，票幅规格约为340毫米×220毫米。在我国近代石印民间钱票中，也有票幅较大者，但早期的清代石印钱票，其面额在壹串文以上者票幅往往较大，而本票为115毫米×278毫米，显然是大型清代石印钱票中的典型代表，这对于从事清代纸币发展研究和清代纸币形制研究的泉友来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收藏界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书法收藏爱好者，对广西状元、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词作家刘福姚的书法作品特别青睐，他的对联、信札等书法作品已成为当前收藏界的热门品种。而印刷于纸币上的刘福姚石印书法作品，颇为罕见。从时间上分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石印书法作品，显然是刘福姚最早的石印作品，因而更凸显此枚钱票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清光绪二十九年湖南益阳南门对河“复泰坊”商号壹串文钱票正背面

规格为115毫米×278毫米。钱票上部为一幅黑色“轮船图”，这种以煤做燃料的早期火力轮船，由蒸汽轮机做前进动力，用蹼轮推进，又叫蒸汽船。轮船中间的桅杆上悬挂一面“复泰坊”商号旗，其船首悬挂一面“大清黄龙旗”。

钱票下部为一幅红色多层回字形框格图，框格内绘有“人物故事图”及有关文字。框格图上端系一幅《桃园问津图》，取材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外框格内绘制多幅历史人物故事图，其上端印有“复泰坊”商号的地址——“益阳南门对河”。

内框格中的文字系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凌虚台记》，文章末尾有题文时间及题写者“癸卯春刘福姚书”。

框格图内部空白处分上下两格。上格，通常称作“天头”，内书“复泰坊”商号的名称。“坊”通常指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其店铺后边往往还有栈房或作坊，如染坊、粉坊、磨坊、碾坊、油坊、漆坊、炒坊等。按照现代的说法，即“前店后厂”。下格，通常称作“地格”，其右侧通常印刷或书写冠字和编号，现此处为空白，说明还未发行。下端印有说明文字：“接票诸君，验明真伪，倘遇假票，当面批销。”

地格中部为书写面额处，面额为“凭票发九七钱壹串文正”。“九七”系旧时商用数字写法，为兑付率，即壹串文兑付九百七十文之意。地格左侧为印刷或书写发行时间处，此处印有“光绪贰拾玖年吉月吉日  票。”

钱票背面为一幅绿色长方形框格图案，边框由花卉图案组成，框内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绘有人物故事图案、并由文字“益阳县”、“南门对河”及“复泰锅坊”诸字隔开。

推荐访问： 钱票 走穴 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