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损与胡适

计划：

1、基金会与北京大学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共四十万元，作为特别款项，以五年为期。

2、此款之用途有五项：

（1）设立研究讲座、每座年俸自六千元至九千元。

（2）设立专任教授、每座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六千元。

（3）每一讲座教席各附有相当之书籍设备费。

（4）设立助学金额，以援助苦学之高材生。

（5）设立奖学金，为奖励研究有成绩之学生，在国内或国外作高深研究之用。

做出如此决定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今日大学教育发展碰到三层最大困难：一为教授俸给太低。二为学校经费不固定。三为学校经费十之七八用在薪俸，无余财以购置书籍仪器，故虽有专门学者，亦不能专力作高深之学术研究。自此这项计划逐渐在北京大学实施，只是除旧布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胡适年谱》记载，“1933年4月13日，写信给马幼渔，商量国文系课程裁并事。26日马氏复信，不赞成裁并过多。”课程的裁撤意味教员的解聘。尤其是中基会规定“研究教授之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经顾问委员会审定，由北大校长聘任”，以林损学术著作之少，并无多少心力致力现代学术，再加之林损（林损是北大国文系里学衡派成员）与胡适视之为对立面的学衡派有往来，他在北大的教职实有不保之虞。

二、林损离职的胡适因素与个人因素

林损与胡适，一个守旧，一个趋新。胡适文字中提到林损之处并不多，且时有较为温和的评价。林损文章里提到胡适之处意气之词不少。1920年林损给陈穆庵表侄的信：“胡适鸡狗虫豸，更无所置之。设速朽之业，以邀不朽之名，自古断无此理。昔尝戏驳其说，凡数百条，批隙导窾，颇云砉然，既而秘之，诚不忍割鸡以牛刀也。”林损还做了一首《醉笔书愤》的诗，后四句是：“死矣奴才胡适之，累予心痛到今时。行哉铁铸人间狱，他日须哀屈膝期。”林损谩骂的背后是他与胡适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胡适提倡白话，林损不赞同。“乾坤之运，不能无变，文学之变，由来亦久，气化推移之中，必有刍狗筌蹄之设。昔之八股，独盛五百年，及今一蹶，遽为灰烬；白话虽行，未若八股，灰之烬之，不待五百年也。”二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治思想的态度。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以及提倡“好人政府”，林损深不以为然。林损在《昔士》一文中：“夫谓中国可暂亡五十年者，此何言也？谓中国无文化者，此何心也？谓宜弃国粹而一归于欧化者，此何理也？排除老成而抵斥异己者，此何行也？拜夷酋而随戎师，此岂出于五藏哉？……‘好人好人’，罪恶假汝以行！”文章驳斥的是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信心与反省》中的观点以及胡适尊奉杜威的事情。林损针对胡适的这些看法夹杂意气，他将胡适看做自己的对立面，由学术思想到人事都针锋相对。1920年5月31日朱希祖给胡适写信表示歉意，原因是林损因为学生孔家彰升班的事而迁怒胡适，以为胡适从中作梗。朱希祖跟林损说此事与胡适无关，林损却“愈闹愈甚”，使得朱希祖很难堪。

1934年林损解职，刘半农在4月16日日记里写道：“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 4月20日，“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许之衡字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刘半农与林损本是互有恶感，此番话却是持平之论。林损心气甚高在文章中已有显露，荒废宿业也是不争的事实。“好骂人”这一点在时人笔下多有记载，夏承焘1940年10月27日日记：“一帆来，谈林公铎事。其人骨头自硬，可入独行传，惟太好骂人耳。”林损高标独举，有爱憎，有热肠，但好骂人，不善结党，变得“益狂益穷益傲益寂”，使得林损越发以老名士自居。

此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联手裁汰旧员。蒋梦麟能大刀阔斧改革，胡适是其重要倚靠，蒋梦麟回忆，“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向来心气甚高不合流俗的林损既不会坐等蒋梦麟径行将其开除，也不会无所作为。在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前，林损只有自行去职既能保持节概又较少受人非议。林损1934年4月23日家信：“余已辞职，备详报载，欠薪可支一年家用。南京、广东、湖北、安徽纷来聘请，下半年不患无事。务即禀明祖母大人，请其宽心。”另外，林损还分别写信给蒋梦麟胡适讨说法。此处兹引致胡适信：

适之足下： 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遇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遭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致高明。

比对林损文集中其他提及胡适的文字，此信文风实有一脉相承之处。林损的性情显于外面是孤傲自负、睥睨群伦，此信风格只是林损对待胡适态度的一贯显现。不久林损就南下南京执教国立中央大学。

林损等离职后，北大中国文学系新添三位教授：胡适、傅斯年、罗常培。胡适在日记中对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改革做了如下评论：“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此话对照当时北大文学院课程表来看就更为明了。据北大文学院国文系 “国文系课程指导书摘要”（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科目为：

必修科目

科目教员

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沈兼士 马裕藻

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俞平伯

中国文名著选（附实习）林损

中国文学史概要冯淑兰

分类必修及选修科目

A类B类C类

科目教员科目教员科目教员

语音学刘复毛诗（三）黄节目录学余嘉锡

语音学实验刘复楚辞及赋张煦校勘学（暂停）

中国文字及训诂沈兼士汉魏六朝诗黄节古籍校读法马裕藻

右文研究 沈兼士唐宋诗林损经学史余嘉锡

甲骨钟鼎文字研究商承祚词俞平伯国学要籍解题及其实习郑奠

说文研究钱玄同戏曲及作曲法许之衡考证方法论（上学期每周二小时讲毕）郑奠

中国声韵沿革钱玄同先秦文林损三礼名物吴承仕

清儒韵学书研究（三）马裕藻汉魏六朝文刘文典古声律学许之衡

古音系研究（三）魏建功唐宋文（暂停）古历学范文澜

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三）金九经近代散文周作人古地理学及古器物学郑天挺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郑奠小说俞平伯欧文研究国学书选读刘复

蒙古语言文字奉宽修辞学（下学期每周二小时讲毕）郑奠日本文研究国学书选读钱稻孙

满洲语言文字 寿春中国文籍文辞史傅斯年

西藏语言文字（未定）词史赵万里

戏曲史许之衡

小说史（暂停）

文学概论徐祖正

课表主要以研究传统学问为主，且所开课程有的已经相当窄而深，授课教师（有的教员是兼职，比如刘文典、傅斯年等人）也多是一时之选。从教师学历而言，要么师承名家，要么留学国外，各有专精。比对与林损一起被解职的许之衡，据听课学生回忆，许之衡教学能力有限，“先生口实讷，期期艾艾，不能发挥曲中奥蕴，”授课的讲义，“亦复餖饤琐屑，不成一家之言，其释曲中故实，辄取最通行者反复言之，往往已为人所具知，犹锲而弗舍，如云‘长安’，则注曰：‘地名，唐都城。’子美‘杜甫字，唐诗人’等，岂得不味同嚼蜡邪？”林损与许之衡多有类似，“使酒骂人，无所不至，于白话文尤土苴之，以为狗屁不通，如大师胡陈辈，盖每时必骂，每骂必声色俱厉，不少假借。在北京各大学授散文，聆者亦不少，余则惧其骂，未之敢入，良以文字不肖，恐遭呵责。”时人对林损在课堂好骂胡适而不专学术多有回忆，而且从《林损集》来看，可以判断林损基本上是一文人，名士气重。所以在胡适看来，林损的学术硬伤使得他认为，林损“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是“最无用的旧人”了。

三 、余论

比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定章程，不再续聘林损亦是师出有名，何况不再续聘并不针对林损一人而言。胡适日记1934年5月30日，“商定北大文学院旧教员续聘人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方人物对林损去职事件的反应。

邓之诚1934年4月18日日记，“北大蒋、胡数易马幼渔及黄、林诸人。公铎遂先起辞职，与书痛诋蒋、胡，腾诸报章，看来此事必有大波澜也。前三年，蒋之逐朱逖先，意即在孤马之势，特马不知耳，然尚能免撑三年之久，马亦倔强哉。”马叙伦认同林损去职是“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也”。朱希祖认为“公铎又新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黄侃觉得“林君辞职，不胜惋惜，隋侯之珠，何致弹雀。”表达惋惜之情。傅斯年1934年4月28日给胡适信，“今日看到林损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指马幼渔），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废名去信胡适：“若林损之徒应该开除，无须要别的证据，只看他胡乱写的信便不像是读书人，何能教书。”钱玄同对林损在报纸质问胡适亦明显表示不以为然，“今日报载林公铎致胡适第二次信如左：……（引者注：原文缺）。大教授？哼！”刘文典给胡适写信，认为马幼渔“对于文字学颇得余杭师之绪余，尚非绝对不能教者”，希望胡适在处理辞职事件上能不以私害公，“吾弟极知吾兄对国文系自有整个计划，安能为人设事，然苟有一公私两尽之办法，岂不更佳。”

林损离职本是一件平常之事却引来诸多论议。上引诸人的言论有的同情林损，有的认为开除林损大快人心，有的指向胡适党同伐异，言外之意胡适乃一学阀，掌握学术界生杀予夺的大权。林损主动去职自挽颓声的举措，在时人眼中仍不过看作是被蒋梦麟、胡适变相开除罢了。这些不同看法的互呈，说明民国高等教育界教育资源存在的博弈与竞争，不可否认，以胡适为代表的胡适派学人掌握着学界重要的学术、人事资源，事实上在民国北平高等教育界已渐而形成“胡适派”用人体系。挟此有利方面，胡适、蒋梦麟等才能在大学进行改革。反观林损，虽然从个人境遇来讲，他有值得同情之处，然把林损放在蒋、胡、傅锐意进行大学改革的当口，林损的被解雇也有不得不然之势。首先，林损学问一般，且好腹诽胡适。林的客观能力加上胡的情感好恶，使胡适对林损这种声望与资历均不够雄厚的“名士”，更有理由让其去职。其次，仿照西方建立的学术评价体系，与林损代表的传统学术路子大相径庭（林损的著作还是相当传统的章句式论述，与科学规范相去甚远），林损的知识结构使他无法亦不愿适应新做法。因此，林损不期然成了蒋胡改革的“绊脚石”，不得不退出北大的讲台，转而去风气相对保守的中央大学任教，这实在是不得不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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