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总结孙中山从事军事斗争屡遭失败原因、旧式军队最大弱点并研究苏联革命成功经验时，得出一个启发：“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推荐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到军校和各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1924年11月初，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周恩来在广州负责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的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都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教官和毕业生中选调的共产党员。这支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之后，周恩来等人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以铁甲车队的100多名队员为基础，在广东进一步组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的一些营长、连长等各级领导，是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共产党员，而且从团到连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周恩来亲自过问团干部任免、调动、人员补充和军政工作活动。叶挺独立团，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

从1926年5月起，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开路先锋。出发前周恩来还专门向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要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担负起北伐先锋的任务。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一路冲锋，向湖南省中部挺进，先后攻克汝城、攸县、醴陵、平江，夺取汀泗桥、贺胜桥，为北伐军扫清了沿途的各种障碍，一直登上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由此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同样是北伐军，为什么叶挺的队伍能够所向披靡，建立卓越功勋？铁军到底“铁”在哪里？就是因为它是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军队，冲在最前面的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它一改中国旧式军队的习气，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视沿途群众为父母的作风。后来朱德作过这样的评价：没有这支共产党人领导的“铁军”，就不可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这支铁一般钢强的军队，也就成为后来红军的榜样。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就是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的过程中，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同行。聂荣臻回忆：“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对党领导军队的重要性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更加足够的认识的呢？那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以后的事。

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随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上井冈山后，毛泽东就将这支队伍的性质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定了下来：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词中一语道破，这支队伍就是共产党的武装。

1928年1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退下来的队伍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湘南起义。4月，朱德率部万余人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中央红军的底子。这支队伍的番号怎么取？毫无疑问，共产党的色彩就决定了它的番号：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之所以把起义后合编的第一支红军武装叫“红四军”，取的就是叶挺“铁军”的威名。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的历史。

无独有偶，贺龙在参加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央指示回到湘西建立根据地，于南昌起义一周年之时，也将共产党所领导的湘西工农革命军称为“红四军”。“红四军”成为当时根据地工农革命武装的共同称谓。

毛泽东等人领导的部队，一开始就明确标明了自己的属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支军队一经成立，就确定了它必须完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之时，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不久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井冈山的斗争”，其中讲到第四军的特点，他特别强调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体制，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命力。

“党指挥枪”的曲曲折折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党要指挥枪，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井冈山等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扩大，党领导的红军内部也逐渐蔓延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红军中有人试图以军事机关代替党的领导，提出：在组织上以军事工作机关为主导，不以党的组织对外，而是“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原则变成“枪指挥党”。毛泽东发现这种苗头以后，果断地指出： 这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在红四军要绝对建立起党的领导权。他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这两点情况后，说：“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这是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集结的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又在失败中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红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

正因为在“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已经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这样地难改”，“总是抗分”，所以毛泽东决定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主要问题”。这就是古田会议召开的根本原因。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批评说：“紅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他还特别提醒说，绝不能出现这种现象：“党与军事分离，有成为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红四军中党的绝对领导问题由此基本解决。

回过头来再说叶挺。如果光有勇猛的军队和善战的将领，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行不行？这恰恰是叶挺在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一大困惑！

叶挺是大革命开始后的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既是北伐名将，也是中共最早的一员战将。1927年分别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当年12月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左”倾领导人不公正的责难和冷遇，脱离党组织，侨居海外。离开党组织的叶挺，既失去了“同志”的称呼，也没有了共产党员的属性，时常感到“空虚或不足”。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怀着民族大义回国投入抗日大业。恰遇共产党与国民党方面在商谈改编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事。国共双方都在为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左右掂量：南方游击队是中共自己的队伍，自红军长征后在千难万苦中坚持斗争，好不容易迎来“出头之日”，自然要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国民党蒋介石早就想彻底消灭中共武装，因西安事变不得不接受联合抗日，只好谈判合作，但先是趁和谈之机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全面消灭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图谋未果、不得不同意保留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其“腹地”留存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此，国共双方在任命谁为军长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僵持。叶挺的出现，给双方打开了僵局。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晤刚刚回国的叶挺时，曾提议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但蒋介石国民党正式直接任命叶挺为军长的目的，却是想利用叶挺这一非中共名将执掌新四军，来达到其削弱中共对新四军领导权的目的。

叶挺入主新四军，虽然有助于形成南方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但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不断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方面较量，而且还面临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核心问题。蒋介石正是在这一核心原则问题上，始终想置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于死地。

叶挺在获得任命之后，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到过延安。在延安期间，他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却没有接受有关人员提议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叶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治军思想，与中共中央的主张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叶挺的完全信任。当时在中共中央内部，也存在王明等人的一些杂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特别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提醒全党同志，要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要求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下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毛泽东批评了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进一步在如何处理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两大问题上，给了大家明确的解答。他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党指挥枪”的口号，就是这样呼之即出的。

“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根本原则和军魂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锤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牢牢地建立了“党指挥枪”的这条根本原则。再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条原则，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此，毛泽东感触最深。1944年4月11日，他授意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在修改报告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加上这一段话后，他还专门交代谭政将报告送给当时在延安的周恩来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看。这一时期，“党指挥枪”的原则，已经不仅仅是个实践层面的问题了，已经被提升到了理论层面，并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值得总结和永远坚持的优良传统，得到党内、军内的完全认可。

从革命战争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民军队的官兵们，都深深地懂得：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领导的队伍人数有多少，都不能与组织对抗、更不能与党中央对抗、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和党中央的权威。

“党指挥枪”这条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和军队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始终强调，不断提请党内、军内同志注意，尤其是提醒军队高层将帅，要时刻牢记，不能居功自傲。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中央决定由朱德为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闭幕词。朱德的闭幕词稿事先传给毛泽东看过几遍，其中有一部分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随同毛泽东在杭州的人建议加上两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特意嘱咐朱德和彭德怀，加上以下两段话：

“必须使全军了解：我們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

“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

1958年1月，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时候，毛泽东又特意加写了这样的内容：“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1962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35周年的时候，朱德感慨万千，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最能表达他的心声：

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

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枪。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之时，回想起38年前的斗争岁月，也深有感触地与随同的人谈起“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

然而，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包括党和军队的关系，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总结军队内部出现的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和一些老帅深刻地意识到：自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乱了，乱就乱在偏离了党中央的意志，拉起了山头，搞起了派性。

1971年10月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整顿军队问题时，叶剑英反复强调：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决不能让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得逞。

1975年初，邓小平在主管军队整顿工作时，毛泽东又特意交代他：“军队要整顿”，“优良传统要恢复”。针对林彪等人“把军队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的情况，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句句切中要害：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

“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

“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

拨乱反正以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和军事战略，被写入了《历史决议》中，其中就包括：“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面临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伟大斗争，面对国内外一些人鼓吹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言论，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提请军队的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要管军队，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早已植根于人民解放军不变的军魂和传统之中。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不断提醒党内、军内同志对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要有足够的认识。重读一下2012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两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新形势下党和军队的关系：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有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军队建设内外环境怎么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么调整，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守不住，军队就会变质，就不可能有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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