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义

摘要：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各种女性主义，不再单纯探讨“性”的问题，而是从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广阔视野，特别从她的新型精神分析学和符号论的角度，集中研究女性在人类文化创造事业中的特殊贡献，通过具体个别的女性形象，包括杰出的女思想家、文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范例，通过“母亲功能”和“女性效果”的特殊的象征性意义，展示人的个体性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异质性，为21世纪人类文化重建事业提供崭新的人文主义基础。

关键词：女性主义；个体性；异质性；精神分析学；符号论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09-10

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归人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中，却恰恰忽略其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深刻而广泛的基础。其实，就其思想渊源、内容、发展思路、多学科视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复杂性而言，克里斯蒂娃都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其他女性主义的狭小专业领域，使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一位新典范，名副其实地集中反映了当代女性主义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复杂性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内重建人类文化的重要价值。

一、女性主义思想的多重复杂性

女性主义不是单纯探讨“性”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探索男女两性关系以及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范畴。克里斯蒂娃的理论成果表明：女性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所应该深入探索的一种理论及其历史存在的维度，也是社会实践和当代实际生活所面临和必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女性解放问题固然重要，也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给予解决，但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女性解放的问题，必须超出两性关系的范围，从人类文化及其历史整体以及多学科研究的视野出发，把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纳入人类文化和思想史的总体框架中，并紧密地与人本身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复杂生命体的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

一般地说，当代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变革，经历了三个理论世代的转变。第一阶段是以西蒙·德波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阐明富有时代意义的“第二性”理论，旨在批判古典社会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并试图走出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西蒙·德波娃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并非自然的两性关系，并不是自然界的阳电和阴电之间的那种关系。“人类被说成是男性的；人和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自身、而是根据相对于他的关系来界定女人的。女人并不被当作是一个自律的生命生存物。”“女人，除了男人决定她以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当人们谈到‘性’的时候，基本上是想说：女人主要是相对于男人才是一个有性的生命体；也就是说，只有对于男人，对于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绝对的女性。……他是主体，他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在实现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和平等化的当代社会中，女人始终都是被当作男人的附属品，根据她同男人的关系而决定其社会文化地位。“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正因为这样，西蒙·德波娃说：“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变造出来的”；女人不单是“女性”，更确切地说，她是“第二性”。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被称为第二波的“解构的女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1932－)等；当时还年轻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经是这个思想队伍的一个成员。在这一时期，为了彻底批判传统的男性夫权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和语言霸权，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思维模式进行彻底的解构，试图颠覆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解构”成为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的基本范畴。

进人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两期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使理论探索向两个层面纵深发展：首先跳出二元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模式，不从“男女对立”的视野，也不再一般地围绕“女性”范畴进行研究，而是以特殊的“女性身份”，特别是“母亲功能”(fonctionmaternelle)为典范，通过一系列具体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以无以伦比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向世人展示贯穿人类历史的“女性效果”的无可辩驳性及其不可取代性，更广阔和更深刻地朝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结构进行分析，由此进一步揭示人的个体性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异质性；其次，在彻底批判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及其有限性的基础上，重新探索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女性在创建新型文化模式中的关键角色。

所以，在名目繁多的当代女性主义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贡献，恰恰在于巧妙地处理女性主义思想与人类文化重建的内在关系，开创一种超越传统“一般／个别”、“主体／客体”、“真／假”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的新视野，以“现象学还原”方法，让“最原初的现象本身自我显现”，即“通过生物学和生理学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现为一种象征性的事实，也就是说，变成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对抗社会的一致性标准和语言霸权”。

克里斯蒂娃总结了女性主义的历史经验，强调当代女性主义的内容和基本诉求已经不是重复古典女性主义单纯争取改善女子社会地位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口号，也不是像西蒙·德波娃那样停留于一般地分析女性的条件，而是发扬邓斯·司各托的个体化原则，主张把生命个体当做完善的存在，当做自然的真正目的，当做一个无法否定的独立实在，以便向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度结构进行全面探索，试图解决人类社会和文化创建以来长期埋伏在深层结构中的基本矛盾。

二、人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复杂异质性

克里斯蒂娃新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对近50年理论研究成果的深刻总结，尤以吸收精神分析学、符号论、宗教学、语言学和文学评论的最新成果为重点。

克里斯蒂娃对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是法国思想界、特别是拉康和罗兰·巴特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和符号论新成果；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对女性精神心理特征的专门研究及其重要发现，而在这方面她又比法国同时期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更重点地吸收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克莱因等人的特殊观点。

1　“尽可能趋近话语”

克里斯蒂娃极端重视语言与精神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她引用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的话说：“正是在、并通过语言，人才建构起自己的主体。”克里斯蒂娃不把语言当成不可破解的密码防线，而是把它当成储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意义储藏库，也是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历史的和未来的、现存的和潜在的各种意义的海洋，又是过往的和即将创建的生命体的诞生摇篮。

因此，只有接近和深入语言，才能揭示进行思考和创作行动的个体的复杂思路，才能揭示其思想奥秘。

为此，克里斯蒂娃严厉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采用的传统线性时间观念，特别批判弗洛伊德关于“记忆痕迹”、“过度加工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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