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产阶级成长的“双刃剑”

中产阶级衰落导致西方社会沦为“富人”和“其他人”两个阶层

文汇报：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牛津词典将“受挤压的中产阶级”选为2011年度最热门的年度词汇。过去的一年，西方學界和舆论界就“中产阶级”面临整体“崩溃”风险这一话题作了很多讨论。您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的中文版译者，对中产阶级素有研究。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方究竟是怎样界定中产阶级人群的?

周晓虹：通常来讲，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有两个，一是职业，一是人均或家庭收入。

米尔斯曾指出，在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换句话说，现在西方对中产阶级的划分，很多人不再去关注财产的多少，而是关注职业特征。

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最大区别有二：其一，老中产阶级大都拥有自己的财产；新中产阶级则是高级雇员。因此，middle class既可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中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更合适，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中产阶级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被称之为“白领”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文汇报：在2012年元旦的新年贺词中，奥巴马特别强调，要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使中产阶级更加壮大。其实，奥巴马执政后就提出了拯救中产阶级的口号，还设立“白宫中产阶级任务办公室”。奥巴马为何要高调救援中产阶级?

周晓虹：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左右，是美国的社会中坚。在美国文化中，中产阶级既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平，也是“美国梦”的延伸。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受打击最沉重的就是中产阶级群体，这犹如橄榄球落地一样，摔得最重的就是球的中间部位。奥巴马本人就来自中产阶级，他对中产阶级的状况要比前任总统们有更深的切身体会。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所大学讲演时就指出：“强大的中产阶级等于一个强大的美国。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这也许就是奥巴马政府救援美国中产阶级的重要原因。

文汇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中指出，中产阶级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政府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取悦富人。更多的舆论也认为，中产阶级的衰落越来越导致整个西方社会沦为“富人”和“其他人”(therich and the other)这两个阶层。是否可以认为，要拯救美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来讲需要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周晓虹：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塌陷，这令人想到大前研一提出的“M型社会”：在全球化趋势下，富者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跟“M”字型一样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贫富差距在美国已不单单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它直接伤害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利益，影响了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白宫目前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延长中产阶级减税计划，这些是奥巴马试图帮助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的一些基本办法。

文汇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以高消费著称。大多数美国家庭的中产阶级梦都是通过消费信贷来实现的。我们如何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解读中产阶级的消费特征?

周晓虹：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那么，新中产阶级作为“白领”，他们的消费一般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的追求生活品位和格调的趋势。

文汇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否也可理解为中等收入者在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晓虹：是的。我国中等收入者在扩大消费需求中具有独特优势。中等收入者消费倾向高，而且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可以预见，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继续扩大和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

中国中等阶层的成长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文汇报：中产阶级曾经被普遍看作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力量，也就是理想状态的橄榄型社会的庞大基石。但是另一方面，“向上爬”是中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导致了中产阶级缺乏确定的阶级或阶层认同，很容易出现分化。您如何看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周晓虹：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格调》的作者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的—个突出特点。

文汇报：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亨利·劳埃德的《财富反对共和》，林肯·斯蒂芬斯的《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监管员的角色价值。今天，新中产阶级能否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继续其自由主义

的传统?

周晓虹：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但众所周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仅在欧洲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中，其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锋芒一向犀利无比，他们获得财产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从来就是政治前卫的直接结果。就美国而言，老中产阶级的没落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因为从来没有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之自由经济和媒介所起到的政治消解作用，美国新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是后卫的。

同欧美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韓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

文汇报：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给我们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始末。教育在培养新中产阶级方面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周晓虹：单纯的教育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教育在培养中产阶级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到7％，也就是说，你多上一年学，平均比少上一年学的人收入要多6％到7％，这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是，去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则表明，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此外，如今大学生就业难也是一个突出问题。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文汇报：从全球化的维度看，未来的中产阶级将由谁来扮演?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您认为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

周晓虹：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级成长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影响到收入分配，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指出：从工厂流水线，到数据录入、证券分析、会计以及放射医学等，都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个全新的中产阶层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迅速成长起来。然而，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及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中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它既有通过实现初步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收益的一面，但也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的消极一面。

文汇报：根据您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崛起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力量是否同样程度地得到了壮大?

周晓虹：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中等收入者群体或西方所谓的中产阶级的逐步壮大。国家通过一系列朝向市场的改革和推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包括对私营经济“放生”、确立市场报酬体系、调整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格局、实行税收和住房制度改革、鼓励日常生活消费，在过去30年中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孕育了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一群体的比例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占到20％左右，这个阶层群体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还面临许多严峻考验，需要我们很好地解决当今中国社会贫富不均、庞大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巨大压力，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关障碍等一系列问题。

(摘自1月1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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