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考证

【关键词】马王堆汉墓；《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战国晚期

【摘要】1973年，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五十二病方》，学术界关于其成书年代有三种说法。本文从此书的内容、文字、语言等方面予以考证，认为《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应在战国晚期。

1972年，考古工作者对长沙市郊马王堆汉墓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又对马王堆汉墓2、3号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更加珍贵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帛书和竹简。这三座墓是西汉时期长沙国丞相侯家族的墓葬，根据3号墓出土的纪年木牍，可以确定该墓的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3号墓出土的帛书有12万余字，其中字数最多的是《五十二病方》（以下简称《病方》），全文共计14700字。《病方》书写在宽达24厘米的半幅帛上，埋藏时被折成30余层，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时折叠处已断裂，成为长方形“页”片，一部分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虽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整理小组的专家们尽力拼复，仍不能完全复原。这部书原无书名，书首有目录，正文中每种疾病都有抬头标题，标题与书首目录基本一致；每种病名标题下分别记载各种不同的方剂和疗法，各以“一”字作为标志（与后代的序号相似），少则1～2方，多则20～30方不等，内容为治疗52种疾病，因此，整理小组将其定名为《五十二病方》[1]，并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本文材料来自此版本。

一、《病方》成书年代

《病方》虽出土于汉墓，但是帛书的成书年代却无明确的记载。对于其成书年代，学术界有春秋战国之际说[2]、战国说、汉初说三种说法。我们通过对《病方》复音词构词法的探讨，认为《病方》的成书年代可能是战国末期。下面从《病方》的内容、文字、语言等方面予以陈述。

1、《病方》的内容

《病方》一共459行，约14700字，有283个病方， 243种药物，103个病名（包括题目和正文），涉及到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及五官科。内科中有肌肉痉挛、小便不通、精神病、寄生虫；外科中有械伤、化脓性疾病、动物咬噬、肛门病、皮肤病、肿瘤；妇产科有脐带风；儿科有痫病；五官科有眼病。药剂有汤剂、散剂、丸剂。治疗方法有灸法、砭法。《病方》记述的内容与传世古代医书对照，在医学理论、实际治疗法上更为原始古朴。据《汉书·艺文志》录，西汉时尚存医经7家，医方11家，共计书490卷。经过长期的历史动荡，现存最早的医书仅《黄帝内经》一书。以《病方》与《黄帝内经》相比较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在：《病方》很少提到脏腑名称，没有具体腧穴名称，很多病名不见于《黄帝内经》。全书药名243种，仅部分见于后来的《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若干病名不见于既往文献，也不详为何病。书中有汤剂、散剂、丸剂，不见水丸和蜜丸，却有温丸、油丸、醋丸；医方无名，用药剂量也不精确，大都为估量式，而无秦汉以来的度量衡记载；《病方》有灸法、砭法，而无针法，这些特点都体现了早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的研究：“《黄帝内经》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3]傅维康、吴鸿洲说：“大约在战国时代，《内经》已经产生，经过秦、汉时期增补修改，逐步充实丰富。以后，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又有所因革损益。”[4]如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书，《病方》最晚也应在战国时期产生。

2、《病方》的文字

《病方》正文系篆字，字体不同于秦统一后的标准小篆。与四川青川战国秦墓武王二年（前309年）更修田律木牍对照，从用笔、结构分析，有相当部分字体相似或几乎为同一模式，青川木牍带隶意，而《病方》字体尚为篆体，字体古拙厚重。《病方》中的“也”写成“”，这种字在秦统一以前的秦国铭文中亦可找到。《病方》335行：“病不囗者一入汤中即瘳，其甚者五、六入汤中而瘳。其瘳（也）囗痈，囗痈而新肉产。肉产，即毋入［汤］中矣。”古书中“择”与“释”通，汉代以前的人时常把“释”写成“择”。《病方》343行：“虽已，复傅，勿择（释）。”此行中的“勿择”即“勿释”。因此我们可以推知，《病方》的成书年代应在汉代以前。

3、《病方》的语言

《病方》词缀单一，只用了词缀“然”，而无《论语》、《孟子》中的“若”、“焉”、“如”、“尔”等词缀，这与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晏子春秋》相似。

称数法古老。《病方》属于口语性非常强的俗文献，特别是医学类的方剂文献，其称数法有特点，度量衡的单位词、分数表达法、倍数表达式都具有传世文献不同之处，新奇又古朴，表现了数、量、名扭结的历史面貌，体现了语言的早期性。

另外，《病方》中使用了楚地方言。《病方》中的用词有明显的方言词，如194行：“取芥衷（中）荚。壹用，智（知）。”整理小组注：“智：知，奏效。《素问·腹中论》：‘一剂知，二剂已。’《方言》：‘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

二、余论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丰富了学术研究内容，拓展了学术研究范围。出土文献因为深埋地下，少于人工增删斧凿之弊，在史料的真实性上，研究者往往注重出土文献。当年甲骨、青铜器、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学术界曾一片哗然，国学大师王国维独具慧眼，率先肯定了它们的学术价值。王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曾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古史新证》一文，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

问”[5]。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在他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也提出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的方法。“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著名学者李学勤不禁赞叹：出土文献的发掘，将改写中国学术史。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情况比较复杂，对于帛书《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笔者不揣冒昧，从内容、文字、语言三方面考证，推测帛书的作者应为楚国人，著作成书时代可能在战国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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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继兴、李学勤：《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9期。

［2］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3］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苏州嘉鱼坊西文学山房发行，1926年。

［4］傅维康、吴鸿洲：《黄帝内经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第23页。

［5］引自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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