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摘 要 张志毅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词汇语义学家、辞书学家。他的学术思想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以理论为灵魂、实践为基础的交互研究;二是以学术思想史为制高点的创新研究;三是贯通古今中外的融合研究;四是以整体观为原则的宏观非自治研究;五是以系统性为统领的微观研究;六是追随时代脚步的前沿研究。

关键词 张志毅 词汇语义学 辞书学 学术思想

张志毅先生一生致力于汉语词汇学、语义学及辞书学研究，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生先后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20多篇，出版了《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2005）、《理论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15）、《语言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16）、《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等专著、论文集，以及《简明同义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反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反义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商务印书馆2004）、《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商务印书馆2004）等多部词典，其中《词汇语义学》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他还参与了《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晚年受聘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审订委员，并作为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主持《当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更是第二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先生从同义词辨析起步，“由这一点光，向周围辐射：同义词理论，词汇学，词典学，语义学，类型学，文字学，汉语史，等等。由点而面，由面而点;由实而虚，由虚而实。点点面面，实实虚虚地，整整地走过了五十个春秋！”（张志毅，张庆云 2007a）张志毅先生对教育事业、词汇学、语义学和辞书学研究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思想。本文拟对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既是对其学术成就的总结，也是对先生的纪念。

一、 以理论为灵魂、实践为基础的交互研究

张先生一贯强调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在《语言研究创新论》（张志毅，张庆云 2016a）[1]一文中对该观点进行了充分阐释，他认为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理论是科学的灵魂。没有理论的研究，只能是事实的描写，材料的堆积，感性的循环，技术的记录”。先生认为，严格来讲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研究，因为其中没有理论，并提醒我们牢记中国人记录了两千多年的彗星资料而结果却叫“哈雷彗星”的教训。对于一名研究者来说“学者只有长于理论模式，才能脱去匠气，生发学魂，孕育大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想站在世界的顶点，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总之，“科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理论体系的构建;没有理论，就无所谓科研”。（张志毅2008）

先生在词汇学、语义学及辞书学理论方面多有创建与发展之功。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词汇语义学》（张志毅，张庆云2012）具有多项理论创新：义位结构论、义位定性论、义位语用论、义位演变论，构成了严密的词汇语义学理论体系。《理论词典学》（张志毅，张庆云2015）“理论”二字揭示了深厚的理论底蕴，李如龙先生（2015）评价该书：“面向古今中外，纵横有致;登临理论高峰，一览无余。”在多年的语言学研究及辞书编纂基础上，张先生创立了系统的辞书学理论体系。在《理论词典学》一书中，先生提出“辞书理论，是辞书科学动力的第一要素”， “理念演绎辞书，理念领跑辞书，理念升华辞书，否则辞书只能在低层次上循环”。在该书的“《现汉》的原型语义观”部分，先生指出原型理论对语文辞书的认识和编纂有推进作用，抓住原型语义这个释义的焦点，能够以点带面，以个体驱动群体，以原子拨动整体。《现代语文性辞书的整体观》（张志毅，张庆云1999）指出，传统语文性辞书编纂思想是原子观占主导地位，而现代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促进了辞书编纂整体论的发展，并提出了辞书编纂的宏观整体论和微观整体论。《语文性辞书的语义学原则》（长召其，张志毅1999）认为，语义学理论的高度决定辞书编纂理论的高度，是辞书编纂理论的支撑点。《语文辞书元语言的规则》（姜岚，张志毅2004）提出，语文辞书越是现代化，越离不开理论，并吸收现代词汇学、现代语义学及现代词典学的理论成果，总结了同质规则、科学规则、等值规则、整体规则、组合规则、简化规则等12种辞书元语言的规则。《同义词的界说和辨析》（张志毅，张庆云2007b）指出，要想编纂出理想的同义词词典，首先得解决兩个理论问题——一个是同义词界说，一个是辨别同义词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词汇语义学理论，到辞书学的宏观理论，再到指导词典编纂的具体理论，张先生建构了全方位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先生认为“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张志毅，张庆云2015），所以他“重视理论而不轻视应用”（李如龙 2015），以理论为灵魂，以实践为基础，二者从不偏废。张先生从同义词词义辨析发轫，取得了辉煌成就，究其原因，他是真正吃透了具体的实践内容，真正吃透了汉语的实际，而后上升到理论高度。唯其如此，他才能每为文便归纳出若干条若干目，词义的分析更是条分缕析，纤毫毕现。“编纂辞书，对于词汇学家和语义学家，正如调查方言对于方言学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张庆云1994）正是长期的辞书编纂实践为先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成为他一系列理论升华的重要来源。同时，对词汇语义理论及不同类型辞书理念的研究又反过来应用于实践，成为辞书编纂的理论指导和原则。深入而独到的研究，使张先生的理论饶有张力和解释力，这样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又使得张先生的辞书编纂既有理论高度和深度又脚踏实地。比如《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张志毅1980）、《同义词词典的体例》（张志毅，张庆云1994a）、《反义词词典收的应是词的最佳反义类聚》（张志毅，张庆云1989）、《反义词词典的体例》（张志毅，张庆云1994b）等理论催生了一系列优秀如《简明同义词典》、《反义词词林》、《反义词大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等词典，都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最好证明。好的辞书编纂并不是材料的堆积，而要有足够深厚的理论支撑。正如张志毅等先生（2005）总结：“编同义词、反义词词典又成了我们研究词汇、语义、词典的田野调查。整个过程我们对词义的认识发生了‘宏—微’‘虚—实’的互动升华。其中点点滴滴的心得已经写入拙稿《词汇语义学》里，还有些零零星星的体会将要写进《现代词汇学》里。反过来，词汇语义理论又指导着辨析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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