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文章另类与春秋笔法

一

这是本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做教师的都知道，试卷的最后一题，往往被称为压轴题，它难度最大，也是广大学生最重视最害怕的一题。我们也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极其重视这篇文章，想挑选一篇有代表性、阐释空间巨大、思想含量厚重的课文来研究。遗憾的是，翻遍了必修和选修的教材和读本之后，我们十分迷茫。不是说这套教材编得不好，相反，我们一致认为这套教材编写得很好。正是因为它的选文和编排体系很好，所以吸引了众多的语文教师和专家对其进行解读，从而有了经典课文大多已被专家们解读过了这一可喜局面。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或较少被解读的课文并不适合从写作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就像餐馆里的学徒做菜，手里拿着一个特定的菜刀去切菜，发现框子里并非所有的菜都适合用这把刀子切，还有一些菜已经被高明的厨师切过了。

“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我们在翻阅教材的时候，发现了一篇极易被忽略的文章——实际上我们确实已经忽略了它——《金岳霖先生》。

二

《金岳霖先生》（被编在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的“慢慢走，欣赏啊”专题）由于是选教课文和自读内容，所以我们大多数老师都没有注意过它。这篇文章并非小说，准确来说是一篇写人散文。说到写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不管是大作家还是小学生，都有一个简单而朴实的目标，那就是把人物写得达到我需要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要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活，写出个性，写出丰满的性格。否则，千人一面，人物只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故事和情感的参与者，这样的写作是失败的。

在《金岳霖先生》这篇文章里，我们看不到矛盾冲突，没有精心设计的艺术手法，甚至没有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修辞手法，近乎白描的手法就把一个人物写得恰如其分、活灵活现。读罢此文，金岳霖先生的个性就跃然纸上。联想到《现代散文选读》里的《葡萄月令》，我们很容易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汪曾祺老先生的确是写作大师。在别的作家笔下可能会以科学、直白、浅显的文风呈现的状物文章，在汪曾祺老先生笔下竟然是《葡萄月令》！在别的作家笔下可能会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出现的写人散文，在汪曾祺笔下竟然成了《金岳霖先生》！

我们来看《读书》1999年第9期的一篇写金岳霖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文字：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还戴着。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知识论”课。他高高的身材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 ；虽然面对学生，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自己一面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 ，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将原稿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有的因为在别的课程中听到过，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便跟不上了。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先生、沈有鼎先生、周礼全祖孙三代是其中的代表，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 。

——汪子嵩《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之一）》

这段文字的内容和汪曾祺《金岳霖先生》中的一部分内容一致。但是两篇文章的表达却有很大不同。这段文字写金岳霖先生的特征、上课的情形，以叙述为主，外加一些评论，如：“但不管跟不跟得上，对金先生那种细致的一层层深入的分析，感到启发思想，真是一种精神享受。”而汪曾祺的文字通篇是散文化笔调，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看似没有什么章法，但读了之后又毫无杂乱之感。就像有的人喜欢喝浓烈的白酒，有的人喜欢喝醇厚的咖啡，有的人喜欢喝清淡的绿茶，各有妙处。在我们看来，《金岳霖先生》的风格，如同一杯清茶，淡然而又有独特的风味。品不到浓烈，谈不上醇厚，就是一个人物形象，写活了，让人读了感觉人物形象丰富鲜活，这就够了。

汪曾祺曾说自己的语言受“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影響较深，的确如此。但我们认为这种散文化、蜻蜓点水式的写人方法，其实更是和中国文学传统里的“品评人物”这一常见文学行为极其类似。甚至后者就是前者的源头。我们不清楚“品评人物”在文学上起源于何时，有何丰富的文化原因，但就现象来说，魏晋南北朝时“品评人物”最为盛行当无可争议。郭豫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说“品评人物”：

汉末以来，清议品评人物，流为士人风习。魏晋玄学兴起，清谈蔚然成风。

对于《金岳霖先生》，我们既可以说是汪曾祺在“写”金岳霖先生，也可以说他在“品评”金岳霖先生。“很有趣”“有点怪”，应该是汪曾祺品评金岳霖先生的结论和关键词。品评人物，既是作者边写边品，也是读者边读边品。记得王安忆曾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下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世说新语》。在《世说新语》里，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来讲一个故事、一则对话。人物、故事的背景、发展方向一切与作者无关也与读者无关。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们发现这段文字的叙述节奏、语言风格、人物特征和《金岳霖先生》中金岳霖上课、分梨、请客吃饭以纪念林徽因等故事十分相似。主人公的行为超出常人的意料，更关键的是作者对这种故事的叙述十分简洁，仅仅是把故事放在这里，让你读者去体会思考，这就是“品评人物”。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这种文学传统在文学创作史上并未流传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物、故事、细节，少一个都不行，只有这样才是写人物，没有这些就是流水账。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岳霖先生》实际上是重新拾起了这一传统。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汪曾祺的创作路径。同样是散文化写作，废名能写出古典诗词的意境，沈从文的字里行间有学者审视的气息，汪曾祺的文字更多是世俗化的趣味。我觉得汪曾祺先生不是在写金岳霖，而是在讲金岳霖。如同“负鼓盲翁正作场”的那种讲，讲者和听者无拘无束，兴趣浓厚，这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

三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汪曾祺在文坛上并没有存在感。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不能说明他的文学创作实力。可以说他是一个被主流文学界忽视的作家，更谈不上被认可。在1949到1980这段时期，汪曾祺的写作老师沈从文也是被排挤在主流文学圈之外。沈从文在80年代的复出已经不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复出，而是更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那么80年代，文坛恢复正常的创作氛围后，谁来延续沈从文在1930年至1940年实践的独特的文学创作？答案是他的学生汪曾祺。汪曾祺在1980年代进入文坛，并成为被热捧的作家，但是他的作品风格却与时代流行的主流风格和观念完全不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现代主义创作潮流，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种热闹纷繁的背景下，我们发现舞台上没有汪曾祺的身影，他以另外一种姿态吸引着广大观众，不与主流共鸣，却又收获了主流圈子的认可，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我们后来回望那段历史，会发现，在一个重大历史转变时刻里，他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简要来说，汪曾祺从80年代一开始走上文坛，就是那种富有传统文学、世俗文学特征的创作，扎根于大地鲜活的生命力，使得他的作品清新明快。

当主流创作取向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分道扬镳后，汪曾祺的创作却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个性创作”。

在上述分析下，我们看看《金岳霖先生》。金岳霖，一位洒脱的书生学者，作者并没有按照传统或新潮的文学观念进行虚构和创造，而是用小事情小细节的堆砌，把人物的真实性格和特征表现出来，在当时的文坛这是很少见的。王蒙那个时候写了《蝴蝶》等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社会问题小说流行起来。汪曾祺没有追求时代的轰动效应和与读者心灵沟通的共鸣效应，而是坚持自己的写作。这和沈从文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态度十分类似。实践证明，这种写作能穿破时代的迷雾，走到文学发展的道路上。当其他创作思潮逐渐由引领潮流到退出潮流，我们发现汪曾祺的作品依然有生命力并且影响深远，比如先锋派作家苏童突然在风头最旺的时候，回归传统写了《妻妾成群》。汪曾祺的创作说明：文坛落后者也是一个拾起文学传统开启新风气的领路人。

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创作更自觉地承担了“社会责任”，通过作品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反思与观照，这固然不错。但是文坛还需要一种无政治寄托、无功利追求的创作，它的社会功能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在人们茶余饭后的作用。《金岳霖先生》之类的作品就在新时期起到了这个作用。

四

所谓“春秋笔法”，我们并不陌生。“一字见义、一字褒贬”是对“春秋笔法”的概括。现在也可指作家利用较为隐蔽的方式与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们在上一部分说了，《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是一个很另类的作品，因为它没有政治寄托。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是政治寄托不明显而已。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写金岳霖先生坐在平板车上东张西望，仅仅是因为有趣？王府井人山人海之中，这样一位东张西望的老人，除了让读者感到有趣，是否能感觉到一些无奈？“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什么叫“好好写一写”？写出什么内容才叫“好好写一写”？

建国后金岳霖先生被政府重视并作为重要的学者人物安排了职务。他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依然进行着逻辑学的研究与教学。但是，时代的风气使得金岳霖和其他学者一样，有著自己的无奈与痛苦。王路在《金岳霖的孤独与无奈》（《读书》1998年第1期）中比较详细地写出了金岳霖先生建国后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

总结下来，金岳霖的痛苦与无奈主要体现如下：金岳霖一生学术辛劳的逻辑学发源于古希腊的现代逻辑学，而解放后我国高校开设的逻辑学是苏联的形式逻辑，内容相对简单。所以，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下，金岳霖不得不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修正。这种迫不得已的学术转向，对一个研究学术的“纯粹的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金岳霖的周围是大量的反对现代逻辑学的教授和老师们。他的逻辑学被认为是低级学科，对这一切金岳霖是不能进行解释和反击的。在《金岳霖先生》中我们看到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用经典的语言给学生解释逻辑学的知识，但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在社科院的研究所里，他是不能向周围的人解释现代逻辑的。这种痛苦对一个率性天真的人来说可想而知。

当在坚硬的社会政治世界遭遇了挫折的时候，人会本能地缩回一个安全的世界，在那里寻觅生存的意义。作为金岳霖当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汪曾祺发现了老师内心的这种痛苦，然后用文学把它委婉地写出来，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智慧。你看这段文字没有写金岳霖先生多么痛苦，只写了一个故事——八十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坐着人力车去东张西望观察社会，这是金岳霖天真的一面，也是他“表态”的一面。“好好写一写”金岳霖和联大的老师，这是汪曾祺表达的一个希望，也是自己的一个表态。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自由空气给了作家反思社会和历史的勇气与空间。最典型的是戴厚英在1980年写出了《人啊，人》。以汪曾祺的个性和文学风格，他不可能像戴厚英那样激烈地去控诉过去社会的扭曲，汪曾祺的文章虽然风貌游离于文坛主题之外，但是笔者认为这里他利用春秋笔法写出了自己对现状的看法。

（作者单位：南京外国语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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