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分途与魏晋杂传的文体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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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史学从经学的束缚下渐渐脱离出来，经、史开始分途。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繁荣与高涨对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杂传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杂传虽然受到文学的影响，并在语言、叙事上体现出文学性，但它依然保持了两汉史传的“本色”，在体例、名称及分类等问题上明显地继承、发展了两汉史传。

关键词：杂传；经史分途；史传；本色；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206.2；K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50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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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传是产生于魏晋时期的一种新的史学著述形式，它是一种以记叙人物为中心的人物传记。杂传与史传同样是人物传记，但二者有着很大区别。明徐师曾认为“史传”专指正史传记，陈兰村先生也秉持这样的观点：“史传，主要是指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我们所说的史传，则主要指汉代以后出现的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传记。”[1]《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说杂传“别于正史”，指的就是杂传不同于正史传记即“史传”，故而正史列传之外的人物传记统称为“杂传”。杂传之名始见于梁阮孝绪《七录·杂传部》。《七录》今已不存，但从所存《七录序》来看，“杂传部”所收应该就是人物传记的杂传。《隋志·史部》单立“杂传”一门，并作小序简单论述了杂传。至此，杂传正式成为史部的一个门类。

魏晋杂传是产生于经、史分途的历史背景下的，在两汉史传的基础上融合多种文学体裁形成的。因而对杂传的研究需要对经、史分途的历史背景与杂传的文体特征进行必要的考察。

一、经学的衰落与史学的独立

伴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定于一尊的儒学陷入了低谷。儒学式微的表现就是盛行于两汉的经学在魏晋衰落了。皮锡瑞《经学历史》谓：“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2]儒学在魏晋思想体系中不再占据中心地位，甚至沦落到了思想体系的边缘位置。与此同时，先秦诸子学说又再度兴盛起来，外来的佛教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整个时代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3]伴随着儒学的式微与经学的急剧衰落，史学开始走向独立。（1） 

汉魏之际，经、史开始分途，史学渐渐从经学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到了魏晋时期，刚刚从经学脱离出来的史学与已经具备独立条件的文学互相影响。魏晋时期“经史”一词开始频繁使用，如虞预“雅好经史”，谢沈“博学多识，明练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等等。史学不仅像经学一样成为了教授与学习的对象，甚至成为了家传之学。《晋书·孝友传》：“（刘殷）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这些都是经、史开始分途的表现。《史通》对此有所论述：“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4]经、史分途在目录学上也有反映，梁阮孝绪《七录》第一为“经典录”，著录儒家经典及小学典籍，第二为“纪传录”，著录史著。从阮孝绪的《七录》来看，史学著述已经脱离经学独立了。

大约在史学开始走向独立的同时，文学也开始了自觉的历程。随着经学束缚的解除、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情感的表达成为了文学的主张，于是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潮出现了。加之曹魏统治者的推动，文学迅速繁荣壮大，比起同时代的史学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更为成熟，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的条件。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5]，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5]766， 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体风格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种种现象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特质以及文体的特征都有了自觉的认识。

虽然文、史在魏晋时期分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泾谓分明的。相反，文、史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由混而不分到界限清晰的过程。在魏晋时期，“文”与“史”的观念还未完全厘清，《七录·纪传录》著录鬼神小说，直到《隋志》时“史部”中还阑入很多文学著作，如志人小说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志怪小说的干宝《搜神记》等，而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也将“史传”列入论述范围，这些都是文、史界限还未清晰的表现。而“文史”一词成为文学与史学的合称，这也表明了二者的密切关系。

虽然在魏晋时期史学还未完全独立，但刚刚脱离经学束缚的史学与文学之间还是存在相互影响。自魏晋以来，不少诗人都写过咏史诗，《文选》中单立“咏史”一目。钱谦益说“三代以降，史自史，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王》，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希望升降，感欢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6]在钱谦益看来，魏晋以来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史学的影响，诗歌之义是“本于史”的。虽然二者互相影响，但相对来说文学对史学的影响要大一些。[7]在魏晋时期，总的来说，文的地位是要高于史的，魏晋史学著作受到文学影响开始重视修饰与辞藻，史著语言呈现出骈化的特点。而魏晋时期史官的选任也以“文”为标准，“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4]233，史官必需“才堪著述，学综文史”[4]287。《晋书·文苑传》录传主18人，其中左思、李充、伏滔、庾阐、曹毗、成公绥都是文名盛极一时，但六人都曾典掌史职。这种史官的选任标准既说明史学与文学结合的紧密程度，又说明魏晋时期大致是“文”重于“史”的。纵观整个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可以看到史学脱离经学独立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经、史分途的过程是缓慢而迂回的，贯穿了整个魏晋时期。[7]50在经、史分途过程中，已经具备独立条件的文学对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一种新的史学著述——杂传形成了。

二、魏晋杂传的史传“本色”

魏晋杂传虽然是受到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但在根本上杂传仍然是两汉史传的继续与发展。可以说，杂传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但正如刘勰所说：“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8]，在不同文体互相交融依旧存在文体的“本采”即“本色”（2）。《隋志·杂传类》“小序”说杂传“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就是说，杂传虽然是史传与文学相互参涉、渗透的产物，但究其本源依然是“史官之末事”，依然保持了史传的“本色”。

对于杂传的史传“本色”，我们大致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杂传的体例与命名来看，“传”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依经起义、阐发经典的著述，故而《春秋》的解经之作被称为“三传”。刘勰对此已有论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8]284章学诚认为，《左传》虽然“依经起义”，但其“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影响到《史记》、《汉书》，才有了《史记》、《汉书》“包举一生而为之传”的纪传体。[9]“传”也就从注经之作演变为史著，徐师曾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案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11]。杂传与《史》、《汉》纪传体一样，是“包举一生”的，即在时间上纵贯传主一生。《隋书·经籍志》认为，杂传是继承《史》、《汉》等著述的。杂传类史著的名称上也体现了两汉史传的特色。我们对二者作一简单比较（如表1），可以明确看到，杂传的体例和命名方式都是源于两汉史传的。

其次，从内容来看，杂传大致可分为三类：别传、家传、类传。别传、家传脱胎于两汉史传，这是无需赘言的。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杂传中人物类传比较多，如《列女传》、《文士传》、《先贤传》等，刘知几谓“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4]172，这些类传都是两汉史传中诸如《刺客列传》、《儒林传》等的继续发展。《史》、《汉》传叙传主是有固定形式的，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开头：“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划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12]而魏晋杂传的开头往往也是如此，如《先贤行状》：“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渤海人。丰天资环杰，权略多奇，少丧亲，居丧尽哀，日月难过，笑不至矧。博览多识，名重州党。”[13]（《三国志注》引《先贤行状》）两汉史传传叙人物，首先介绍人名、籍贯、个人品行，这些要素都在杂传中得到了继承。

再次，杂传的史传“本色”主要体现在叙事上。刘知几在谈到史书叙事时说：“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4]156杂传的叙事也未出此四体，在谈胡母班时，就直言其尚侠任气的特点，不仅写出胡母班的特点，也交代了“八厨”的共同特点，言约意丰，是史家叙事所推崇的：

班字季皮，太山人，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三国志注》引《汉末名士录》）《步里谈客》云：“范史《黄宪传》，盖无事迹，直以语言模写其形容体段，此为最妙。”[14]可见言语叙事可以收到其他叙事方式不能达到的艺术效果，而《曹瞒传》就用言语来刻画曹操的狡诈、多疑，尤为精彩：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三国志注》引《曹瞒传》）

《史通》有言：“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4]185故而史家好假赞论彰显心志，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也是如此：“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音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远终业，惜哉！”[15] 《史通·叙事》有言：“几原务饰虚词，君懋志存实录，此美恶所以为异也。”[4]154史家著述首要在于实录，是以刘知几扬王邵而抑裴子野。而杂传虽然难免“杂以虚诞怪妄之说”[16]、“言皆琐碎，事必丛残”[4]257等弊病，但大抵还是实录的，对于这一点连苛刻的刘知几都没有否认：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史通·杂述》）

杂传对国史有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故而是修史者需要关注的，对于这一点刘知几也进行了论述：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史通·杂述》）

杂传虽然是魏晋时期新出现的一种史著形式，但我们从杂传的体例、名称及分类与叙事等方面来看，杂传的确是两汉史传的继续与发展，也很好地保持了史传“本色”，而文学体裁的参涉又给杂传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

三、魏晋杂传的文学性

魏晋杂传虽然以史传为基础，保持了史传的“本色”，但杂传呈现出不同于两汉史著的新特点则是因为文学体裁的参涉与渗透。不同文体的交融打破了史传文体的规定性，为杂传注入了新的审美内涵。

魏晋时期，社会上涌动着一股尚文思潮，“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4]139。东汉以来，文、赋开始骈整，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东汉文浸入排丽”[17]。到魏晋之时，追求骈俪成为了风尚，刘勰《文心雕龙》论道：“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8]588这种追求文章骈俪的风气也影响到了杂传，杂传的语言由两汉史传的散文向骈文靠近，刘知几谓“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锤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4]162试举两例：

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三国志注》引《英雄记）》

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庾无积，赋役方殷。（《三国志注》引《献帝传》）

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三国志注》引《献帝传》）

这一时期的杂传已经不同于两汉史传了，两汉史传追求实录，言必雅信，而魏晋杂传普遍注重文辞修饰，讲求骈俪，对此刘知几有所批评：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史通·载文》）

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篇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史通·核才》）

刘知几认为，史著当要“实录”，宜朴宜淳，应该排斥修饰、辞藻。但随着文学的自觉与尚文思潮的兴起，散文骈化对史著的影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可以说杂传的语言骈散有致是与魏晋时代散文骈化的倾向是一致的。

魏晋杂传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叙事上。魏晋杂传的叙事成就是很高的，以人物刻画为例来看看：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注》引《曹瞒传》）

这段叙事十分出色，作者在有限的篇幅里讲述了五个故事，将曹操的形象立体化了。先从曹操的生活细节入手，刻画曹操“佻易无威重”的个性，欢悦大笑连头都没入杯案中。紧接着又转折，谈到曹操的刚愎、苛酷，随意诛杀将臣，与上文形成鲜明对比，使文本之间产生了审美张力。后又用昼寝之事刻画曹操的残暴凶虐，用“调斛”之事来刻画曹操的狡诈与善谋权术。我们看到在数百字的短小篇幅里，作者综合运用了细节、语言和动作描写将曹操刻画得丰满、传神。曹操的形象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在刻画人物时，杂传也注意到了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与层次性，曹操虽然狡诈、刚愎，但他也有平常的一面。杂传往往选取日常化的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这是不同于两汉史传的。历史叙述往往是对重大事件进行完整的概述，而不太重视生活细节，而杂传却相反。另外杂传叙事还出现了虚构。福斯特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作品[18]，虚构乃是小说的重要特征，但在杂传中也有很多虚构，如《邵氏家传》载：

邵信臣为少府，南阳遭火烧数万人，信臣时在丞相匡衡坐，心动，含酒东向漱之。遭火处见云西北来，冥晦大雨以灭火，雨中酒香。（《太平御览》引《邵氏家传》）　这段描写很有神仙故事的味道，邵信臣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施雨救火。更奇异的是用酒灭火。《汝南先贤传》也记载了郭宪以酒救火的故事，这是明显的虚构，（3）是不同于史家著述的。史著追求历史真实，但文学却允许虚构，汉代赋中就有许多虚构。竹田晃认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就是一部虚构文学，《陌上桑》罗敷拒绝太守的说辞也是虚构的。可见杂传中虚构的出现是文学叙事影响的结果。[19]

历史在西方被认为是严肃的书写，在中国古代则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0]，其书写应该是庄重肃穆的。但小说品格不同，在语言艺术中，“幽默与小说的关系要显得更加亲密却无可置疑”[21]。魏晋时期小说的风格多是轻松、诙谐与幽默的，在《世说新语》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兹不赘论。《史通·书事》云：“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辫，嗤郑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4]214可见，幽默、诙谐是魏晋“小说”中普遍的修辞品格。这一时期作为人物传记的杂传也呈现出诙谐、幽默的品格：

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这是小说等文学体裁渗透的结果，因而刘知几说“体兼赋颂，词类俳优”[4]167，王夫之站在“辨体”的角度对此有所批评：“序事不入传记，俳谐不入滑稽口号”[22]，而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则谓：“若退之《毛颖传》，迂斋谓以文滑稽，而又变体之变者乎！”吴讷认为，幽默、俳谐的传记是传记的变体，而徐师曾则明确肯定这种幽默诙谐的杂传的传记属性。他说：“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10]153。文学体裁的参涉只是扩展了杂传的审美内涵，并未改变其基本的文体属性。这种诙谐、幽默是符合魏晋时代的审美趋势的，我们从《世说新语》不难看出魏晋士人的审美不再倾向严肃、崇高，转向轻松、诙谐。

杂传在魏晋时期发展兴盛，以致于杂传的撰写成为了衡量史官是否具有史才的重要手段，并在两晋形成了制度，“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23]。杂传在魏晋时代的兴盛有诸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原因，但根本的是魏晋文学体裁的渗透，改变了两汉史传原有的审美内涵，为杂传注入了新的审美趣味。但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时代的更迭，审美风潮的嬗递，杂传也渐渐失去了生命力。但在隋唐之际由于尚文思潮以及文化思想改变的影响，杂传吸收了文学精神和经验，实现了文体转化，形成了唐传奇（4）。

注释：

（1）金毓黻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最早提出魏晋史学独立是由于经学的衰落，万绳楠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中对此有所说明，万氏谓魏晋时期儒学失去独尊地位，因而人们不再受到经学束缚，史学与文学才得以独立。

（2）关于破体与本色问题，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较早关注到这一问题，而后吴承学先生《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蒋寅先生《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余恕诚先生《中国古代文体的异体交融与维护本色》（《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等对此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

（3）关于杂传人物传写及叙事的虚构与小说化问题，熊明《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写的小说化倾向》（《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文已有论及，请参考。

（4）关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与杂传的关系问题，详见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辫》（《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熊明《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吴怀东师《唐诗与传奇的生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及《文、史互动与唐传奇的文体生成》（《文史哲》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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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M].北京：语言出版社，1999：6.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1.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7.

[4]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3.

[5]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271.

[6]钱谦益.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00.

[7]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530.

[9]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8：248-249.

[10]徐师曾.文章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53.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8：531.

[1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59.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0：201.

[1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9.

[15]陶渊明.陶渊明集[G].北京：中华书局，2011：171.

[16]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982.

[17]刘熙载.艺概[M].北京：中华书局，2010：82.

[18]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

[19]竹田晃.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J].文学遗产，1995，（4）：14-20.

[20]司马光.资治通鉴[G].北京：中华书局，1976：9607.

[21]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75.

[22]王夫之.古诗评选[G].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23.

[2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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