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二篇）

“坏学校也出好学生”是胡适先生晚年形容曾经偷听他上课的安徽老乡黄晖之言。事见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月22日的记载：

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按理说当年的中国大学不算是一个坏学校，可能因为政治原因，引起了胡适先生的“坏学校”之言。胡先生此时当然不知道，他关心的黄晖不在云南，而在西北大学；刘叔雅也已于两年前的1958年去世了。巧的是，黄晖在此就读期间，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何其凡也是安徽桐城人。

关于黄晖其人，除了专门研究《论衡》之人外，已基本无人提及。我也是通过谢泳先生发表《文汇报》上的《胡适关心黄晖》一文才得知有黄晖这么个人的。看了谢先生的文章后，上网检索，有关黄晖的资料寥寥无几，想深入探究黄晖其人的念头才算熄了下来。

上面提到的胡适先生晚年之言，最初也是从谢先生文章中看到的，直至后来自己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重温胡先生“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之言后，找了几本有关安徽、安庆、桐城等地的志书，也未见有关于黄晖的记载。但谢先生文章中提到了《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在桐城友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由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桐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内部出版物《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内收有黄河写的一篇《黄晖传略》，因文章流传不广，现简述如下：

黄晖，字政庵，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桐城孔城镇人，1909年生出于执孔城镇商界牛耳的黄永成商业世家，其父黄莲伍工书法、擅篆隶。黄晖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后就读于“桐城派后起之雄”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考进了中国大学，期间与胡适、刘文典等学者常相过从。在此之前，黄晖对《论衡》研究校勘已经起步，曾将初成型的《论衡校释》若干卷和王充年谱见正于刘文典。同时，还请教于胡适。胡适对黄晖的研究支持有加，将他本人的手校本和珍藏的宋版本都主动借给黄晖参阅。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教授对黄晖的研究成果都交口称誉，并借出手校本和珍藏的元版本，供黄晖研究参考。这些都给了黄晖极大的帮助和鼓励。1938年，经胡适极力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时正值抗战军兴，书稿付排后，辗转到香港出书，在重庆发行。中国大学毕业后，黄晖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期间常为《皖报》写稿。1948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950年春，黄晖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黄晖传略》中写作“候”）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先后教授中国通史、近代史等专业，并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边疆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史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因被长期凌辱、备受诬陷，1974年8月遽尔谢世。死后所藏书籍和有关手稿都由遗属献交给了西北大学图书馆。

《论衡校释》出版后，《黄晖传略》中说“初版面市不胫而走”一点也不为过。周作人1939年1月5日在《实报》上发表了一篇《印书纸》，谈的就是《论衡校释》：

闻怡谷老人言，桐城黄君的《论衡校释》已出，前日往琉璃厂，因买得一部。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论衡》中九虚三增至今犹有万丈光焰，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觉不易读耳。黄君此著有功于后学不少，鄙人大受恩赐，批读数章，豁然意解。但用纸稍差，质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实以那么的高价发售，似亦不妨用竹纸矣。（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周作人此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在此文发表前几日，即1939年元旦在家遭受枪击，终于促使了他的下水。他写本文时，大概不会想到在战火纷飞下，《论衡校释》能出版，已经大为不易了，还谈何“不妨用竹纸”。该书出版后，甚至作者连原稿和样书都未拿到。黄晖所留作纪念的孤本还是抗战后期向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函商所得。

胡适去世前一年还在想着黄晖和《论衡校释》，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2月14日条将此记了下来：

今天是阴历除夕，先生到钱思亮家去吃年夜饭。在车上，先生对胡颂平说：“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论衡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如果商务害怕不敢出的话，我可以替他写一篇序，你告诉他。汤用彤在那边（指大陆），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清算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505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本条下还有一则编者附记：以后胡颂平告诉了赵叔诚，商务印书馆借了先生的藏书影印，才有《论衡校释》和《汉魏南北朝佛教史》的台北版。

事实上，胡适先生提议再版《论衡校释》前，在大陆，商务印书馆也曾有再版的打算。据《黄晖传略》记载，1954年波兰汉学家来华访问，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论衡校释》，以微型胶卷影印，拟议作文化交流科研项目，商务印书馆也同作者约议再版，均因运动迭来，搁置没有下文。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衡校释》寒斋藏有一册。2013年春，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3月18日下午到天通苑东三区菜市场去逛书摊，在某书摊发现了一册《论衡校释》，书品完好。摊主见是残本，便要价五元，我赶紧买了。我买的这册是《论衡校释》（一），32开本，书的封面简洁朴素，分三行竖排从右至左印有：黄晖撰 論衡校释（一）商務印晝馆發行。因仅买到第一册，其后几册未见，也不见本书版权页，出版年月也暂未可知了。

商务印书馆未再版的《论衡校释》，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时将此书收入并于1990年出版发行。那么，我买到的《论衡校释》当是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胡适藏书影印而成的了。

《论衡校释》一书，现在坊间不难寻到。倒是黄晖去世后捐献给西北大学图书馆的有关手稿，不知是否有面世的那一天。

送我书的那个人走了

晚上下班回来刷微信朋友圈，看到消息说诗人顾丁岜下午四点在上海去世了。看到消息，我一愣，继而不相信。

我和顾老师没有联系，但看前两天的晚报，还有一篇《顾丁昆：永不忘伊犁人民的深情厚谊》的新闻，是顾老师通过晚报记者之口对伊犁人民为他的病举行的爱心捐赠表示感谢。他说：“从未想到，离开伊犁这么多年，依然有如此多的人在牵挂着我，关心着我的病情。有生之年，我一定会铭记伊犁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也正是因为这份人间大爱，让我更加有信心去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创造生命的奇迹。”新闻后面说：“目前的治疗十分顺利，病情已有所改善”，没想到还未过一周，顾老师就走了。

我在昭苏，平时消息也闭塞，知道顾老师得胰腺癌，也是从新闻上知道的。上月中旬，看新闻得知伊犁州文艺界组织义演义卖为他募捐，猜想顾老师的病应该不轻。但也就在一个月之前，也是从新闻上得知顾老师还回伊犁参加建州六十年大庆。没想到短短两个月就人世两隔。

印象中，我和顾老师也就见过一两次面，至于是一次还是两次，已经记不住了。那一两次也没来得及问他的名字到底是“顾丁昆”还是“顾丁崑”，后来看他的书，也时而写作顾丁昆，时而写成顾丁岜。前一段时间，我在写《刘亮程的第一本书》时，曾动念头想和顾老师联系，询问一些过去伊犁文学界的旧事，后因害怕打扰他创作而作罢。实际上却不知，他那时就已经病重住院。

和顾老师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10月19目。想来应该是提前约好的，顾老师让我去他位于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四巷的地委家属院的家中去看书。已经忘记是怎么和顾老师联系上的，他为什么又让我去他家看书，翻当年日记，也未见记录。

那天到了顾老师家，屋内比较乱，应该是刚搬家还未收拾。他直接把我引到了书房，就闲谈起来。边聊天，他边从书架上拿书，问我是否喜欢。因为是第一次见，也不太了解他，尽管我自诩爱书如命，那时也实在不好意思开口。顾老师见我不吭声，就凭他的喜好，送了我一包书，计有十种二十一本，这在当天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

《蓝马车》，顾丁昆（原书即为此字）诗文集，顾丁昆著，文汇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出海口诗文集之一。该书的扉页原写着“X×雅正”的字样，顾老师说其家人从上海寄来寄错了，于是就将错就错，裁去扉页签上了“毕亮诗友存正顾丁昆（并钤印）二〇一〇年金秋”字样。

《新疆有条美丽的河——顾丁岜歌词作品集》，顾丁岜（原书为此字）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并签有“毕亮存正顾丁昆（并钤印）二〇一〇年金秋”（竖排）字样。

《李贺诗歌集注》，（清）王琦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扉页盖有“上海图书馆藏书”的藏书章，藏书编号为：A868446。

《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鸣笺注，夏承焘题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出版，扉页盖有“上海图书馆藏书”的藏书章，藏书编号为：A892764。

《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下），于春松、孟彦弘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顾老师拿着这两本书时，对我说，王国维是他的老乡（浙江海宁人），他在海宁时的家就在徐志摩老家隔壁，他的父亲还见过并认识徐志摩，但他对徐志摩并没有多少好感。

《胡适文集》（三卷），包括《读书与胡说》（散文、随笔、讲演），《雾中落日》（日记、书信），《一念一笑》（诗歌、小说、戏剧、传记）；回顾中外文学大师丛书之一，乐文、施伟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顾老师送此书时，我说胡适是我老乡，就请他在该套书上题写几个字，他在《读书与胡说》一册的扉页写下了“要细细领略大师的风采与毕亮共勉顾丁昆二〇一〇年金秋”（竖排）。

《伊犁诗丛》（九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伊犁诗丛》编委会编，顾丁昆编辑。包括王建刚的《西部在召唤》、刘明轩的《西流的河》、刘亮程的《另一只眼睛》、张国明的《套马车》、张晓林的《这方水土》、单守银的《蓝蓝的赛里木》、屈直的《绿海》、陶若凌的《遥远的独白》、梅子的《紫苜蓿花》等九种，全套独缺顾丁昆本人的《魔鬼的诱惑》，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每本定价0.4元。该套诗丛当年影响极大，可以说是当年新疆文坛的重大事件之一。顾老师说，杨牧等人当年为该丛书写下过一万余字的评论。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年我在采访《伊犁河》杂志复刊及创刊三十周年专题时，很多当事人及当年文坛亲历者谈起来，依然神往。有一年诗人杨子应邀到伊犁，还谈到这套丛书，并专门和编者见了面。我请顾老师为这套丛书写一段话，最后他在刘亮程的《另一只眼睛》一册的扉页上写下了：“毕亮诗友留恋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而我们常常还看见那一片风景。

顾丁昆二〇一〇年金秋”（竖排）。

其他的还有《十作家批判书》、《500年的歌——王洛宾经典歌曲与创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等书。抱着一包书往办公室走，一路喜滋滋的。

其实，在那次赠书前后逛伊宁市的旧书店时，在一家常去的旧书店就曾发现过数本从顾老师家流出来的藏书，遇到的我都买了，不完全统计也有十多本之多。在《读书的艺术》（张之著）扉页上，顾丁岜用红笔写下了：“这本书不错！虽然只需一二个小时便可读完，但她带给你的益处，却是受用一生一世的！”其他的一些书上，即使没有这样的题字，但每本书的扉页都详细地记录下了购书的时间和地点。还有一些书上都盖着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章，当是他从上海带到伊犁来的。

我对顾老师了解很少，就在他去世后，无意中看到兵团第四师编的《浦江儿女在四师》（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的书中，有一篇他的回忆录《追赶太阳的河流》。本书是曾在四师生活的上海知青回忆录合集，而我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和他的部分诗集和歌词集。

想来，顾老师也是嗜书如命的书虫，如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肯定不会卖书的。后来听说，顾老师那次回伊犁，就是为处理房子而来，不能带回上海的书，只能送人或卖掉。当时买这些书时，我曾和朋友说，上海知青对新疆文学的影响，被学者注意到的不多，甚至没有什么人去提，即便他们本身创作成就有限，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给边疆带来了可以燎原的星星火种。这些人中，顾丁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我也曾想和顾老师探讨下这些问题，殊不知稍作犹豫后便没了机会。

送我书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而书还在。

历史的迷雾

历史总是扑朔迷离的，当年的一件偶然事件或不起眼的小事，在多年后也都值得再三解读，不断地根据各种史料来还原一段又一段历史。

这是在看王彬彬的《并未远去的背影》时想到的。这本注重对旧史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之书，我早在2012年6月8曰就买了（一同买回的还有高华的《革命年代》），却直等到2014年才想起去阅读，实在冷落得有点久，就像书里写到的有些历史，岁月经年，总有不少慢慢淡出了视野，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

如此说来，王彬彬的这本书，实则是在历史长河中，以旧史料编织之网，打捞些许尘封旧事。其实，说是旧事，也并未是想象中的那么久远，就如那些背影也并没有走远。

背影是毛泽东的背影，是鲁迅的背影，是瞿秋白的背影，是胡适的背影，是柳亚子的背影，是郭沫若的背影。

他们走远了吗？当然没有。

王彬彬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世，写起文学史外的党史文章，同样得心应手。行文没有以空泛的理论来夸夸其谈，而是就史料说史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所以即使对民国时期那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所知甚少的读者，读起本书也是兴味不减。

一场由《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而引发“谜案”，当年重病中的鲁迅大概也没有料到吧，即使在他生前已经露出端倪，怎么也不会想到越演越烈之势吧。当然，他也更不会想到，在他逝世后，一顶“民族魂”的帽子，“在特殊时期，由特定的一群人，怀着特有的政治目的”而戴在鲁迅头上的；那些制作帽子的人，当然没有考虑到戴帽子的将是“怎样一颗头颅”；鲁迅当然更不会想到，他的丧事会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当年的情景、各种细节到底是怎样的，王彬彬在《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一九三六年的“救国会”和“民族魂”》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

书里关于瞿秋白的几篇文章，写得尤其让人动容。从瞿秋自在上海的“不得不走”到在江西瑞金的“不得不留”，再到1936年被捕后的“不得不死”，这一系列过程，王明、博古都阴魂不散，也可以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悲剧。而在《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瞿秋白的“名誉”》两篇不短的文章里，对“两个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纠结做了一次细致的还原。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和作为普通文学读者、作为作家的瞿秋白之间的矛盾纠缠，直到临死之际还在反省、反思。

政治家瞿秋白是假茅盾之手，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其时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经济观点，表达了其时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尽管此时他已经走下了政治舞台，但“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并未消失”。文学家瞿秋白在被杀前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多余的话》，在文章最后也不忘提到他最留恋的七部文学作品，其中一部竟然是茅盾的《动摇》而不是之前他一次次赞扬的《子夜》，这个细节引起了王彬彬的注意，通过分析瞿秋白的一生，王彬彬说：“（瞿秋白）不可能再留恋《子夜》了：既然连整座舞台上的表演着的那一个自己，都厌恶了，又怎么会留恋一件小小的道具？”

还原历史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言外之意或许更多。这是在看书里的《辞典中的历史——读1953年版<新名词辞典>》时的感慨。其他诸如《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毛泽东：遗物见真情》等篇章，也都很值得一读。然美中不足之处，本书在校对上，实在不该犯诸多低级错误。

在看《并未远去的背影》时，常常会记起七八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看作者的《为批评正名》时的难忘时光，这本书之后也一直辗转带在身边，即使已经很少去翻它了。但两种不大相同的两本书，会把多少人的七八年连在了一起，期间又有多少背影正在逐渐远去、走进历史的迷雾，也是值得再三追寻的。

推荐访问： 外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