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本色：刘节在“文革”之初

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温州朔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与他同届的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1928年刘节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应聘到南开大学任教。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教授。不久，去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后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4年间，索居于重庆南岸，专心于古代史研究，生活极其艰苦而失志不移。1946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杨荣国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反客为主”，取刘节之历史系主任而代之。从此，刘节教授执教于中山大学，直至1977年辞世。刘节除了在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始自1939年，终于1977年，总字数87万字的《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版）。也因此为我们弄清这位被视为“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的学者在“文革”那个沧海横流岁月里的经历提供了最原始也最可靠的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形格势禁，刘节在“文革”中的日记往往是寥寥数语，跟他日记之初的1939年比，这特点尤其突出。不妨将他1968年11月前十天的日记与1939年1月1日的日记做个对比：

1968年1月

一日，星期五，天晴。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读“稼轩长短句”。

二日，星期六，天晴。上午学习。下午劳动。今日宣布我于六日到英德支农一个月。历史系共四人，我之外有钟一均、蒋相泽、董家遵。

三日，星期日，天晴。在家未出门，读“稼轩长短句”竞。

四日，星期一，天阴晴，早起有阵雨。上午学习，下午劳动。

五日，星期二，天阴。今日放假一天。上午在家洗衣服。下午到历史系定案。晚住学生宿舍，准备明日出发支农，至十时左右忽通知因道路难行，我一人停止参加。

六日，星期三，天晴。上午下午皆在生物系作清洁工作。傍晚通知自明日起集中住在一起学习并劳动。

七日，星期四，天阴。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集中住中区第五宿舍。我和叶启方、徐贤恭、王正宪、梁钊韬同住一室。

八日，星期五，天微雨，下午放晴。上午学习，下午劳动。

九日，星期六，天晴。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傍晚回家一看。即返宿舍。晚写思想小结。

十日，星期日，天晴。上午学习，下午劳动。中午回家洗衣服。晚读毛著“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9年1月

一日 星期日 阴

早上六点起床，盥洗畢，早茶。阅报，知汪精卫主张对日议和，和议诚然不可，但汪氏之主张必定失败。中国之前途当会走上英关法一集团里去，我认为这是最正当的步骤。

八点过海至九龙，先访中央研究院喻洽尔君送以新年小物件一个，以谢代办护照之劳。九时左右抵陈寅恪师母家，始悉寅恪师下学期有英伦之行，该国大学聘为教授，年俸千镑，可谓丰矣！十时半至虚心家，中午虚心约宴大华酒店，座客有陈观龙等八人。

二点半渡海，与虚心同访郑亦同，稍谈即出;继访香港大学马季明，稍谈即出。与虚心同访伍尚武君，取来虚心旧作《陈同甫年谱》读之，知虚心于此造诣甚深。

晚六时半与虚心同饭于英华西餐馆，七时送虚心过海，返至香港已八时左右。即写新年之感想一篇，十点半入睡。今访马季明时忘带名片，心中歉然，以后务必留意！李照亭托带孙述万之药六瓶，亦存马君处转去矣。

除去时间气候记载，“文革”时十天日记的日记字数，还不及39年时一天的日记字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据说一个编辑看到他“文革”日记后的反应是一一“哇，这个人好时髦耶，那时候就在写微博了！”不过，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难明白：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稍有不慎，就会因为文字而身败名裂。日记要想记下来且保得住，当然就只能写成这样的“微博”了。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有这样几句话：“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刘节的“文革”日记总是这么寥寥数语。不过，文字虽然简单，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出丰富的内容来，所谓“一花一世界”是也。

首先，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出刘节在那个知识分子落难的年代的艰难日子——财产得不到保护，人格受到侮辱。比如，在1966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就有“上午集中劳动，下午送书籍、文件、唱片等物至筹委会。理发，又送历史系书物两批。晚十一时半，有同学两批来封存书物至夜分一时。”而到次日，又有“上午小组学习，十时十分，物理系同学又来查封书籍、陈设。下午小组学习。晚写检讨交代一段。做高帽一顶。”5日再次记载“上午学习。下午搬筹委会所收各书籍至学生第二宿舍。”可见，“文革”到来，不仅私有财产书籍、文件、唱片等得不到保护，被人随意抄走，而且还得自做“高帽”一一这可不是什么吹捧人的“高帽”，而是写上自己罪名戴在自己头上供他人指着自己鼻子批判使用的纸糊的高帽！挨了批判臭骂还不算完，还得写“心得”：这一年9月16日的日记就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劳动。下工后在路边管教十来分钟。晚写管教后心得。”到17日，又有更古怪的事情发生：“上午小组学习。理发，剃去眉毛。下午劳动戴高帽。晚做顽固份子纸黑牌。”为什么“理发”会“剃去眉毛”？原因只能是造反派红卫兵对他的人格侮辱，所以有后面“下午劳动戴高帽。晚做顽固份子纸黑牌”的记载。而且，进行这种侮辱与迫害的理由随心所欲，千奇百怪——这个月21日日记就有：“上午小组会。因为着鞋，又被处罚戴高帽。”而24日的日记又有“上午在家写交代和检讨。下午劳动。因背语录不熟，又在路旁被训斥一番。”看到没有：因为自己穿鞋不如对方的意，或者自己背语录不熟，都会成为被侮辱的理由。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纵使在这样的高压与迫害下，刘节也坚持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批评态度。在1967年1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这么记下了一笔：“下午去广州文化公园看收租院塑像。题材很好，思想正确。传神尚属一般。”收租院塑像是那个时代不容置疑更不许说不好的政治宣传品，可刘节看后，还是实事求是地依自己感受指出其“传神尚属一般”。而在1968年7月11日的日记中更有“今早因思想小结中反对钢琴伴唱京剧，叫出门外挨打一次”的记载。在那个时代，敢白纸黑字需要交给上面看的“思想小结”中对江青抓的“钢琴伴唱京剧”提出反对意见，需要何等勇气？也难怪给叫出门去一顿暴打了。当然，刘节这样在政治高压下不畏强暴坚持自己观点的事儿，他干过不止一次：据1966年6月10日《中山大学校报》“揭穿刘节反革命面目”一文记载：1955年间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刘书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1958年他说：“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并批判大跃进夸夸其谈、浪费劳力，所谓“三年经济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说：“现在没得吃，不如抗战时的四川。”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学者本色。

除了挨批判被毒打外，那时候，刘节还要应付没完没了的“外调”。所谓“外调”就是外出调查，文革时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把家庭出身和成份作为阶级分析的根据，特别强调、依赖对历史情况的掌握;外调在当时被制度化为常规工作方法。它适用于对运动对象的甄别，也适用于提干、发展党团员前的政审。调查的内容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阶级成份（职业、经济状况、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私生活等。这在他日记中也有记载：比如1967年1月6日“八时左右，有学生十余人来检查我同陶铸的关系。”5月19日“上午哲学系二年级学生来此了解杨国荣情况”。11月22日“暨南大学物理系学生梁允晴、潘兴彦来访问王起事。”次年1月5日“写关于冯乃超同我的来往一千余字。”5月18日“上午劳动，中文系学生约谈王起历史问题。”6月1日“上午到革造会写关于金应熙的资料。”1969年4月15日“王家叔带杭州大学二人来打听夏承焘事。”日记中，刘节并没有记载自己在这些外调中，都对被外调人员说了什么。但依据他的秉性与品格，当不会有信口雌黄或落井下石的情形。

在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代里，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境遇。比如住房，1966年9月8日的日记有“上午小组学习，学校通知让出一间房子。下午劳动。五时半，邹立秋等二人来监视启封。迁出东边卧室一间。”10日又有“上午劳动。下午写检讨。晚洪耀根同志迁住此楼东房。”看到没有，那时教授的住房是可以随便让外人插入的——这种情形在那时好像很普遍：在北京，社科院（当时叫“学部”）文学所的钱钟书、杨绛夫妇，就是因为跟插入者居住时发生摩擦而与之大打出手。不过，刘节好像与插入者还处得不错，这个月19日的日记中有“晚为洪耀根写对联”的记载，而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又有“下午为洪耀根写毛主席语录。”既然这么好处，那就多安排一些，所以，到了1967年1月22日便有“今日林浩然、卢爱平夫妇搬住西边二房”的记载了。

现在有人对那个年代唱赞歌，吹捧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雷锋遍地的太平盛世。事实如何呢？不妨看看刘节日记。1967年1月9日，刘节记到：“小孩一群来击碎二楼玻璃。”7月23日又记到“今日清早在中山五路看见一个人给六七个人活活打昏在地，旁人不敢救。武斗日渐激烈！”到8月9日，“上午十一时半，有青年七人到我家洗劫而去。失落收音机、怀表、自来水笔、现款等物。即日报本校保卫科。第二天至公安局报失。”虽然报了案，但后面却没有破案返还物品的记载——也是，那个年代，人都可以活活打死，丢点东西算什么呀？到1968年8月7日，又有“下午有四个青年来抢去手表等物。”这次再没有去报案的记载，大概是因为上次没有结果，现在也懒得在去麻烦了。除了暴力抢夺，还有合法掠夺，1968年6月11日，“下午中文系二年级涂剑义来取去书三种，有收条。”7月1日“下午又二青年来搜查，又取去一些物件，钱包中仅有的二元钱也拿去了。”

在刘节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陈寅恪。刘节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都深受他的影响。在国学研究院时，陈寅恪应刘书等人之请求，于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碑文中一段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很显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刘节的人生准则。也因此，在刘节简单的日记中，与陈寅恪有关的记载却不少，比如：1969年10月7日“上午出席大会，因知陈寅老今日五时逝世。享年八十岁。午前与梁仿仲同去悼唁。”17日“上午在大礼堂听黄先同志报告。下午去东山送陈寅恪老师出殡。中夜大雷雨。”这“中夜大雷雨”既是写实，恐怕也是对自己内心风暴的记载。到11月22日，他又记载下了“上午到陈家悼寅恪夫人丧，下午到中山送葬。”这些记载都很简单，但其中包涵的悲愤与压抑，则是外人很难体会的一一举个例子吧：在196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刘节这么写到“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下午东区做清洁。晚穗孙回家，每日到市人代会开会。”简简单单，看不出什么激动人心之处，然而当事人（陈寅恪三个女儿）在《缅怀刘节先生》却有这样一段详细记叙：

1968年初，农历丁未年末的一天，有红卫兵来通知：明日要批斗陈寅恪，他不能走，就抬去现场，接受革命群众批判;届时来抬人，你们不得阻挠、拖延。父亲此时年近八旬，除双目失明二十余年外，股骨颈骨折卧床业已六年，身体极其衰弱。我们心里都明白，一旦他被抬到批斗会场，定然无法承受此番摧残，怕是很难活着回来了。第二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家人替父亲穿好棉袄和扎裤腿的棉裤，尽量做到保暖。朱佩贞女士自告奋勇，愿意全程陪护父亲去挨斗，表示要尽医务人员的天职，保护病人。长女流求时居四川，在广州的两个女儿做了分工：次女小彭去大礼堂现场观察，幼女关延则留守家中陪伴母亲，那时母亲也已是衰病之身，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安排停当不久，突然有人来通知：现在暂不抬陈寅恪去现场，你们在家中仔细听好喇叭播放的批斗内容。小彭带着大口罩，来到大礼堂窗外，窥视里面批斗的情形，看见现场被斗者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冯乃超和教授刘节，分别跪在台上。斗冯时呼口號：包庇纵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以后方知，批斗大会完毕，红卫兵问刘节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此言一出，难免不受到拳脚回应。父母和我们姊妹得知此事后，深受感动，更为刘节先生的人格所震撼，因为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敢于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是要有何等深厚的中华传统道德底蕴和刚直不阿的精神！

读了这样的记叙，我们对刘节在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里所展现出的士人风格，或许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吧？在《刘节日记》附录“我之信条三则”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相信为学问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我之个性偏于静的方面，自以忠于研究学问为最适宜。假如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不是光明的。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说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这，或许可以作为他何以能够在那个时代做到“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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