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启河洛

大学城市与环境管理学院教授于希贤说,河图洛书形成的时间非常早,它的出现是先人观察大自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得到的结果。表现的哲理是大自然、生物界、人类社会、天地人之间都有根本规律,这个根本规律就是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归结为两张图:河图、洛书,这是中国人世代相传形成的变化万千的魔方。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客家”的源头在大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图2)

毋庸置疑,客家人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后裔,是炎黄子孙。夏商周这三代,是我国奴隶制自起始期到全盛期,也是百家姓得以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其中夏商两个朝代的中心区域都在河洛地带。“客家”人实际上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中原人。

当年南迁的中原难民大多数渡过黄河,沿着颍水、汝河、淮河南下,经汝颍平原到达长江沿岸,散落于江淮一带和太湖、鄱阳湖之间。其中相当一部分沿长江继续南下,最后辗转迁入闽粤赣交界地区。他们举族而走,原想待战事平息后再归故土。不成想历史在河南几度洗牌后,给他们留下的竟是缠绵的寻根絮语:“本是河洛郎,祭拜河南堂”。

文献记载,中原大地曾遭受无数次重大劫难,或天灾,或战争,人祸大于天灾,这些劫难险些致华夏文明堕入死亡之门。

西晋末年,晋武帝死后,皇族之间争夺政权,揭开了连绵16年的“八王之乱”序幕。八王之乱后,匈奴贵族刘渊乘中原内乱,率5万大军呼啸而来,大举南侵,其势力迅速扩大到了黄河以北。公元311年,匈奴人在宁平城即今天的河南鹿邑西南歼灭晋军十万余人,并攻克京师洛阳,大肆杀戮王公士民三万多人,史称“永嘉之祸”或“五胡乱华”。

到了公元316年匈奴占领长安,晋元帝南迁时,大批中原百姓、皇室与门阀贵族、士大夫为逃避战乱杀戮,成家族的相随南逃,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衣冠南渡即中原人向南迁徙;入闽八姓,指林、陈、黄、郑、詹、邱、何、胡。除此,还有王、刘、谢、袁等望族大姓,自黄河以南的河洛一带迁往闽粤。

这次移民达百万之众,占当时中原人口的五分之一,声势之浩大,其景之惨烈,惊天地泣鬼神。

永嘉五年,流民杜弢聚众起事,反抗西晋政权的压迫,结果8000流民被官军沉杀于长江中。

客家人的迁徙是一部流亡史、血泪史。他们闯过一道道死亡之门,沿途留下一串串血染的足迹。他们是“政治难民”,也被称为“灾荒流人”。

可以说,客家精神与文化的渊源正是形成于历史上那数次艰难迁徙的过程中,那是一个痛苦迷茫的过程,谁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要去的地方到底还有多远。伴随着沿途原土著居民的挤迫,他们流离失所,始终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这一历史的行程,最终以中原汉人定居岭南而宣告结束。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着南迁的步伐洒向了大江以南,闽粤之地。

客家人眷恋祖先的乡音,铭记先人的姓氏。至今,台湾有着“林陈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一说,而这四大姓的地望均在中原一带。

林姓的姓氏发源地在今河南卫辉市以北,他们是商朝末期重臣比干的后裔,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比干的庙宇和墓葬。比干为商王太丁之子,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执政期间,暴虐淫乱,横征暴敛。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比干冒死劝谏,却被纣王剖心而死。

比干死时,夫人陈氏已怀有身孕,为躲避灾祸逃入深山老林,生下一男儿,取名坚。此后不久,周武王灭商得天下,为了弘扬比干的忠肝义胆,特赐比干之子林姓,封为大夫。

“天下郑氏出荥阳”。在今郑州辖区荥阳市东南角的檀山脚下,坐落着郑氏祖先的塑像。他们分别是春秋时郑国的国君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亡国后的郑国子民以国名为姓。后居于荥阳郡的一支,人丁兴旺,于是“荥阳”便成了郑姓的郡望和堂号。(图3)

陈姓源于五帝之一舜之后,祖上在周族担任陶正,专门负责烧制陶器。因深得周文王的赏识,文王的儿子武王灭商以后,封其到陈地宛丘建立陈国,宛丘即今河南淮阳。其子孙以国为姓,便有了血缘家族的符号。

黄姓是帝舜时期我国东部沿海一带东夷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传说伯益的后裔有14支,其中的黄氏大约始于商末周初,在今河南潢川建立黄国。春秋时,黄国被楚国所灭。亡国后的黄国子孙,同样以国为姓。黄姓大举南迁始于西晋末年。如今的黄国故地,历史上的文化遗存随处皆是……

著名客籍学者、外交家黄遵宪在他的《已亥杂诗》中对客家人的南迁有着这样的抒怀:“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诗中高度概括了客家人千年迁徙、万里长旅的艰辛与刻骨铭心的思故之情。

据广东韶关张氏家谱提供的信息,唐代开元年一代名相张九龄的祖上就是两晋时期从中原迁往岭南的客家人。被誉为“岭南第一人”的张九龄曾预言,安禄山日后必反,并上谏唐玄宗对此人早作提防,以防后患,但唐玄宗不以为然。在张九龄死后不久,果然爆发“安史之乱”。被迫奔往蜀地的唐玄宗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广东曲江祭九龄,但事已晚矣。安史之乱又一次引发了中原人离乡背井大举南迁。

史料显示,唐代天宝至元和年间的河南府人口,由原来的十二万七千四百四十户,锐减到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九户,其中的十万零八千六百多户人家在数十年间不知所向,史料中未作任何交代。

安史之乱爆发,战争延续八年,主战场集中在秦岭到淮河以北这条线,老百姓没法过日子,而当时南方人口稀少,土地比较充足,中原地区的流民就纷纷地往南边迁徙。

安史之乱后,又爆发了以黄巢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给中原百姓又带来一次灾难。祖籍嵩山脚下、伊洛河畔的诗人杜甫对此战乱悲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蓠。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中原人第三次南迁,发生在金人占领开封,蒙古人入主中原期间。宋王朝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仓惶渡江南迁的同时,相随着的是大批中原百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政治、文化的南迁。自此,延续了数千年的黄河文明开始步入低谷。

大批的中原人流入岭南,落足于闽粤赣一带,其中有伟大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的祖先。正是这位由中原辗转流落至江西吉安的客家之后,在南宋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刻挺身而出,率义军于赣粤一带同蒙古铁骑进行了殊死抗争,其情之惨烈悲壮令后人仰慕。尤其是他留下的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客家人在与岭南土著居民融和中,曾经历了漫长岁月,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土客争斗”时有发生。客家人正是在这种争斗与歧视中凝聚成一个整体,从而激发了他们奋发与闯荡的精神。今天已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客家土楼就是当年“土客争斗”遗留下的痕迹,它是移民内向心态的折射,是历史凝结的建筑符号。(图4)

有人说古中原人的传统文化、原始语言,今天要到客家人那里去找,此话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当年带过去的是先进的文化,先进取代落后是历史的必然。加上客家人所处的环境大都在偏远的深山僻壤,受外界的影响较少,他们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连同语言一起被比较好地保留下来,今天已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说,当时有一句话是“宁卖祖宗田,不换祖宗言”,他们的客家话,保留中原音韵,中原古音,所以用现在的普通话来念唐诗宋词不太押韵,用客家话念味道就出来了。

客家人重视文化教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根源,依然是中原文化的浓厚底蕴所致。“耕读传家”是中原地区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修身齐家之宝,客家人的祠堂就是他们办学的地方,而且大多是义务办学,资金来源完全靠他们中的有钱人资助。读四书五经,行孔孟之道,“学而优则仕”,是延续多年以改变他们命运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一位在广东梅县传教20余载的法籍传教士赖里查斯,曾在他的著作《客法词典》中写道:在嘉应州这个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小城,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他惊叹道:“这是一桩惊世骇俗的事实,按照人口比例,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其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

客家人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有时候全家甚至全族供孩子们读书。这种文化血脉流淌在客家人的历史中,让他们形成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崇文重教的传统,这使得客家人在求生存的路上总能另辟蹊径,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历史上一大批客家仁人志士,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先后离开客属之地,飘洋过海,走向世界。今天的客家人遍布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中不乏政要、学者,但更多的是商界大亨。靠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祖先留下的开拓精神,以及中原人骨子里的经商基因,在大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碰撞中,重塑了他们薄利重义、无信不立的经商意识,使得他们能够在险恶丛生的商海中越走越远。目前能够统计的,现存的海外多个国家有三千万左右的客家人,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客家人“根”的意识非常强,这已成为他们漂泊在外的精神支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生前曾对人说过:“吾家之先,固客人也”。开国元勋朱德,在他的《我的母亲》一文中念念不忘地写道:“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 历史上,客家人中走出的精英比比皆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北伐抗日名将叶挺、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实业家田家炳等等,这一串串名扬海内外的名字,都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重重一笔。

2005年6月,世界客属文化中心在郑州郑东新区动工兴建,占地1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区域内分布有文化馆区、纪念馆区以及商务会馆。这里将成为客家人又一处精神家园。(图5)

世界客属总会有人预言:“ 本世纪内,将有大批的客家人回到他们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谋求发展的空间”。古商都居中的地域优势,祖先遗留下的人脉资源,冥冥中都将成为他们再造故地商业辉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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