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的中篇小说创作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和谐的互补关系。首先是城市文学与农村文学的互补，作家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关注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其次是历史和现实的互补，有的小说虽写历史，但有着鲜明的现实感，大量的作品写现实，又大多能在作品中时时回望历史；其三是理想与俗世的互补，既有对理想执著追求的作家，也有不少以写市井生活为长的作家。2006年，作家的创作心态更加平朴、自然，笔力更加扎实和稳健，绝大多数作家从各自熟悉的题材领域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切入点对当下生活进行描述。相对不少长篇虚假空洞、乏味无聊和大量短篇充塞小情小趣、轻无力，数量可观的中篇小说充满了对崇高的敬畏，对神圣的虔诚，渗透着批判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倾注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不仅拥有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动人欣悦的美，更有难见的高贵的气质甚至自由的梦想。这些在这十余年文学创作中很难见到的构成伟大文学的重要条件和品质，在本年的中篇小说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家以他们可贵的信念和理想在作品中执著倾诉其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和思考，激情表述自己对时代生活的切己感受，充分演绎他们对生活的一份新鲜体验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的创作充满生命的激情和个性化的特色，这使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在感觉、形态等各个方面得以多维度的展示。

现实的生命激情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对现实生活是充满热情和激情的，虽然风格不同，手法不同，感情不同，但大都是饱蘸真实感情的，激扬着作家自身的生命思考和冲动。

社会生活中强大的世俗化思潮，致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乱失控状态，很多人亲近欲望而疏远良知，对欲望的张扬甚至到了足以蔑视法律和伦理的程度，优秀的中篇小说不遗余力地关注这种社会思想和文化问题。《命案高悬》（胡学文）是一篇值得特别重视的优秀之作。小说原写一个单相思的偷情故事，但随着故事的深入，作家却将笔触指向了权力、金钱干预下的世道人心。类似浪者的主人公吴响，被乡政府安排看管树林和草地，本没有什么权力，但由于公有草地与私人放牧的矛盾，他几乎把它弄成了权力，竟然靠设套去谋取女色，乡政府也以此谋取钱财。尹小梅是吴响看中的女人，当她把牛赶进草场，被吴响拿个正着时，他欣喜不已，他希望尹小梅在无法接受重重的罚款时会像王虎的女人以脱裤子作为交换，但事情的结局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尹小梅并不就范，于是被带到乡政府，莫名死在那里。吴响因与这起悬案多少有些牵连，出于良心的不安与自责，他以自己的方式不顾一切地探究尹小梅死亡的真相。吴响是一个地道的乡间小人物，甚至就是一个多余人，但在对尹小梅死因的调查过程中，似乎又是一个民间英雄，他与副乡长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长，以及卫生院长独眼周的较量，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更有重财轻义的尹小梅的丈夫黄宝被八万元买通而与权力达成的合谋，就使死亡的真相迷雾越来越大，一桩命案隐于无形，同时由于他对尹小梅死亡真相的苦苦相逼和乡政府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黄宝投河而亡，他自己也走投无路，悲剧在延续。胡学文在谈这篇作品时曾说：“贫依然存在，困则显得尤为突出……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整个故事都与隐约朦胧无处不在丝毫不容侵犯的权力有关，吴响因为靠近它而获得了在北滩的地位与威严，甚至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同时又因为与之对抗，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小说没有把吴响放浪的带有流氓习气的行为大肆渲染，极力铺排，不是在讲述婚外性行为的插足者的故事，更不是宣扬人生以放荡为快、生活以奢靡为佳的生活哲学而把小说写成隐私报告或生理反应报告。小说叙事策略的高明还在于，尹小梅的死因到结尾也没有交代，哪怕黄宝跳河也似是而非，不予指定。这使案象更加扑朔迷离，无形增添了想象空间和煽动性。重要的是，《命案高悬》选择欲望作为叙事的动力与逻辑，人物出场、矛盾组织和情节发展，均因原初的欲望推动。故事的建构让作品思想高屋建瓴，深刻透彻。小说找回了对现实的诠释能力和动员功能，借以洞察并说出生活内部隐藏的秘密，与那些有肉无骨的作品比较，我们看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超常领悟，看到对真理的诉说和对理想的迷恋。特别可贵的是作家绝不对肮脏和无奈的生活原生态进行仿真与临摹，而是超越平庸琐碎的生活本身，希图打通开启未来的精神之门，暗示人们在辗转挣扎于世俗的泥淖时，举头凝望理想的星空。

蒋韵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自己对人生、文学的独特理解进行精神创造事业，悲悯的情怀向来是她小说创作的底色。多年来被评论界边缘化了蒋韵从另一侧面触及边缘生活状态，于是我们看到了少见的佳作《心爱的树》：梅巧嫁给了大先生，生了四个孩子之后，又爱上席方平，并与其出走。在经历了一番沧桑与波折之后，她又见到已续弦了的大先生，他依然那么温婉而节制，不事张场。小说由此高潮迭起，阴差阳错，爱恨交加，扑朔迷离。蒋韵曾非常动情地说：“我自己也是在写到最后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君子’的故事。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和‘君子’这个词，相距何止千里万里……我心痛如割，为大先生，为剑气箫心，为这个早已没有了‘君子’的世界……能够穿越时光和一个有情有义的‘君子’一晤，我很幸运。”小说中的人物大先生无疑是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形象，其君子情怀更多地说明他是一位有崇高精神操守的人，无论是他在强敌面前的大义凛然还是他四十多年来对梅巧的难以忘怀，都在证明着这一点。小说与世俗、物欲相对立的审美意绪，使人深为感动，其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蒋韵很多年来一直坚持以自己对人生、文学的独特理解进行精神创造事业，悲悯的情怀向来是她小说创作的底色。多年来被评论界边缘化了蒋韵从另一侧面触及边缘生活状态，于是我们看到了少见的佳作《心爱的树》：梅巧嫁给了大先生，生了四个孩子之后，又爱上席方平，并与其出走。在经历了一番沧桑与波折之后，她又见到已续弦了的大先生，他依然那么温婉而节制，不事张场。小说由此高潮迭起，阴差阳错，爱恨交加，扑朔迷离。蒋韵曾非常动情地说：“我自己也是在写到最后时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君子’的故事。我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和‘君子’这个词，相距何止千里万里……我心痛如割，为大先生，为剑气箫心，为这个早已没有了‘君子’的世界……能够穿越时光和一个有情有义的‘君子’一晤，我很幸运。”小说中的人物大先生无疑是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守护者形象，其君子情怀更多地说明他是一位有崇高精神操守的人，无论是他在强敌面前的大义凛然还是他四十多年来对梅巧的难以忘怀，都在证明着这一点。小说与世俗、物欲相对立的审美意绪，使人深为感动，其震撼力同样令人惊心动魄。

黑七和马杰的身份可以完美地互换，倘若就相互攻击和暗算的兽性指数而论，作为人的马杰一点不比作为驴的黑七高明或高尚，甚至歹毒阴险更有过之，他在虐待牲口的过程中体验快乐。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写人性的作品给读者的启发应是多方面的。

此外，如曹征路的《霓虹》、马晓丽的《云端》、方方的《春天来到昙华林》、魏薇的《家道》、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北北的《右手握拍》、王松的《福升堂》、苏童的《弃婴记》、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叶舟的《目击》等作品，它们都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观社会，深刻揭示了生活本相。

尖锐地触及矛盾和不幸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强烈关照现实生活的同时，相当数量的作品还把视野投向了现实中最令人感觉沉重的矛盾和不幸当中，如此的规模，是很多年来少见的现象。这些并不以社会批判为旨归的小说精妙地表达了作家对人生不易与生存无奈的焦灼、痛苦，凸现了个人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协调的尴尬。尽管这些小说的叙事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都是一致的，即，作家们都试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叙事建立在社会生存的焦点现象之中，自觉充任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从公众关注的现实命题中果断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体现自己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

韩天航《母亲和我们》是一篇很耐人寻味的作品。母亲刘月季是一位平凡、真实而崇高的形象，她根植于中国五千年优良传统道德的沃土之中，但又是真实地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读者身边的人。刘月季善良、坚韧、决断、包容、深明大义，她一生历经了太多的不幸，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她毅然承担；在遭受抛弃的刹那间，她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她的影响下，前夫、儿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前夫的后妻，都显出了人性的亮光。她在善良、隐忍和包容之外，兼有男性的侠义与豪情，所以，刘月季身上的道德力量是震撼人心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虽然现实中这些母亲们还大有人在，但已很少被人提及，她们自身的这种精神在不断萎缩甚至丢失。作家在今天写她们，只是想把那些已经丢失但本不该丢失的东西找回来。作家从熟悉的生活中找故事，写人物，在粗粝苦寒的大西北中，造就出一位面对生活重击依然胸怀博大的母亲形象。

李唯曾以《腐败分子潘长水》和《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等官场小说引人注目，他的新作《跟我的前妻谈恋爱》是对当代社会婚姻关系进行解构的家庭题材作品。已有女友的马勇单挑了哥们张琪，要把自己的前妻俞晓红介绍给他。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经历了一波三折情感碰撞的张琪却退出和俞晓红的恋爱。马勇与俞晓红若即若离爱恨交加的婚姻历程，既令人啼笑更发人深思。马、俞离婚之后，当拉开距离去审视对方的时候，两人都获得了新的感受，对曾经发生的太多的生活困惑产生了新的理解。小说高明在对婚姻“覆水再收”的梅开二度的处理上，马勇与俞晓红经历过一番磨合历练之后再次走到一起，本应吸取教训，更应该懂得珍惜。但出人意料，马勇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刻意装出来的克制、忍让最终还是因生活小事酿成与俞晓红猛烈吵闹。作品涉及夫妻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读者也读出了婚姻无奈的苦涩的人生况味。所谓夫妻生活无小事，正是因为马、俞二人缺乏进一步沟通与交流，矛盾便日积月累如马蜂窝般越长越大，一旦捅破，被蜇痛的决不仅仅只是对方。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婚姻逃脱不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心灵上的隔阂已经把当代婚姻烧冶成了一件精美的瓷器，婚姻的稳定变得越来越艰难，家庭的矛盾使很多人成为受害者，它对整个社会、伦理、经济、文化等诸多体系的完整性产生动摇，诱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这部小说对当代婚姻家庭的情感思考背后暗含了深深的隐忧。小说没有塑造人物时任性而冷漠的态度，而是在以拷问的态度揭示生活矛盾的同时，用积极的态度肯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家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复杂与价值多元所导致的人们思想的瘫痪，认识的瘫痪，以真诚的创作与时代对话。事实上，如果小说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揭示矛盾触及不幸和担当道德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创作审美展开的耐心，一句话，失去了协调现实律动的渴望，不能凭作家的良知和智性去判断和选择，那是很可怕的。

陈应松的《母亲》沿续了他《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望粮山》等神农架叙事系列作品的一贯风格，以青香一家兄弟姐妹为母亲治病为线索，以粗粝的笔触展示了普通民众生活残酷的真相。全篇最揪动人心的高潮发生在儿女们在万般无奈之际毒死在病榻上挣扎的母亲。对这一大逆不道的事件的描述构成了作品特有的阴郁底色，作家在他所擅长的极端化的叙事中不断探索着人性中不为人所知的黑暗面，展示出当代生活中伦理的困境与脆弱。

除此而外，《守望》（葛水平）、《真的好郁闷》（史生荣）、《不过是垃圾》（格非）、《富丽山庄》（彭见明）、《金斗》（黄桦）、《失耳》（胡学文）、《王良的理想》（王雪梅）、《假牙》（阿宁）、《情感逃逸》（孙春平）、《壮阳草》（王石）、《来去匆匆》（阿成）、《向世俗情爱道歉》（叶舟）等等作品，都以写实的笔触，对现实生活进行严肃的剖析，小说对于无奈和不幸的揭示，以一种直面的姿态去释疑，对现实鲜盈的空间做出自己特有的理解和诠释，将生活的本真从生命躯体中剥离出来，又融会进去，用以表现自己对描写对象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和宇宙的认识。掩卷沉思，我们不免扪心自问：什么是不幸？什么是矛盾？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条件下，怎样去注销矛盾，稀释不幸？作家反思人们遭遇的苦难与不幸的真正缘由，精道地抒写人们在善恶交锋中的痛苦、绝望，并对矛盾与不幸作了主题的提炼与升华，在人物塑造上，也大致采用现实主义笔法，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它能够很理性地把生活中那些原汁原味的东西经升华后再度奉献给读者一个逼真的艺术真实。

抚摸底层的失范与守恒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读者广泛地抱怨作家，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生存真实，作品离普通百姓的生活愈走愈远，打不破模式化都市生活与乡村田园情调的围城，没有把底层生活这个盲区中隐藏的东西充分解放出来，仔细看一看那里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存在，有的作品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也显得过于诗意化。甚至有评论家根本质疑下层到底有没有文学，认为假使把挖地瓜的农民或捡破烂的老头请进小说当主人公，并不等于就能真切地刻画他们的面容；即便有心替下层人鸣不平，也有可能嘶声哑嗓，鸣不成调。实际上，文学要发展，文学刊物要生存，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争取到优秀的作品和忠实的读者。当代文学要想重新直面社会，踏出一条深切刻画“底层”的文学之路，是很重要的选择。正如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说的：“小说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确实在企图再现人生。小说家如果没有对现实的感觉，就不会写出好小说”。我们欣喜地看到，2006年的中篇小说以对底层生活的超常关注热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很多文学刊物纷纷调整版面，改变组稿思路，《小说选刊》甚至鲜明地提出了“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的编辑理念。作家们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自己的精神才智，他们在创作中努力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及传达出来的某种信息，正是这种敬下的智慧引领读者进入到他们对底层生活智性阐释的主要途径，在这种智慧中显示自己的个性、内敛性、道德性，它给整个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很有益的启示。

普通市民、农民、打工者是中国目前社会群体的主流，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传统的善良淳朴、勤劳自足的本质，另一方面，跟这个喧嚣的时代相应和，种种“逾矩”的事情也不断在他们身上发生着。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规矩不断被沿袭和继承，又不断被打破和重建的演绎场。和前几年同类作品相比，过去那种一味赞美、单纯颂扬的牧歌式作品少了，作家们更加逼近生活的真实，努力从对现象的剖析和批判中全面本质地把握生活，并更进一步地揭示出问题存在的根源。同时，揭橥底层生活现存各种问题的中篇小说也充分反映了作家丰赡的生活功底和很好的艺术修为。

陈启文《逆着时光的乡井》是一篇关于乡村命运的精神寓言。小说中，石泉村的那眼井既亲切又神秘，几十年来，它不仅维系着全村两百来号人的饮食起居，还担负着他们的心理抚慰和精神寄托的义务。作品敞开了当下乡村的真实图景：地方官员的参股、矿难的频繁发生、村民对金钱的渴望和对权势复杂的情绪、走出乡井的困惑。小说在描写乡村和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同时，也传达出了一种信息：“石泉村人在换了一种活法后，居然又活出了另一种滋味儿”。作品的抒写主体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一个有着丰富语码信息的乡村生存哲学。

马秋芬的《蚂蚁上树》同样是一篇描写底层的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中的“绿灯盏工号”既是一个建筑工地，又是人物活动的大舞台。这里既有城市下岗工人，又有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还有其他社会角色。在这个小社会中，制度分明，规矩繁复，等级森严，既有明争暗斗和利益交换，更有常见的苟且与屈辱，各种社会潜规则在悄然运作。酒店最后建成，民工们散了，恰如蚂蚁搬家。酒店是人家的，城市是别人的，与其何干？人说蚂蚁逢坡爬坡，遇树上树，但下一棵供其上的树在哪里？即使累死也得爬的坡又在何方？这些人带着行李，带着手艺，带着力气，带着各种各样的观念，更带着梦想和希望，以无比的韧性顽强而自尊地活着，来到把他们视为另类的城市的大街小巷，改变着城市的面貌（至少外貌），尽管城里人慢慢地觉着了他们的某种重要，但从心底里，许多人是没把他们当回事的，至于这群人下一步去哪里，更是与他们无关。范志军、廖珍等人都在命运中挣扎，在环境中妥协或抗争，在情感中欢乐并疼痛。小说让人物在痛苦中微笑，在失败后感悟人生。作品吟唱如歌的叹息以及制造的难言的遗憾，这不是作家的残酷，而是对现实的映照，这种信念与迷茫的交织显然寄寓着作家复杂的情怀，是作家对底层人群饱含情感的抚摸与宽慰。

其他作品如徐则臣的《我们在北京相遇》、于怀岸的《南方出租屋》、杨继平的《烟农》、罗伟章的《我们的路》、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等，都对底层或在中国急剧变化中受到损害的阶层有相当深入的表现，作品探讨底层被损害的困局，期望他们的命运被改变。这些作品没有通常的慷慨陈词，指点时事，也没有如流行病似的滥施同情，扬厉启蒙，而是借人物之眼打量这个社会，以其情感来体验人情冷暖，以其思维去琢磨与评判纷繁复杂的人与事。作品也写这一群体的苦与累，写他们生存的艰辛不易和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看到在他们面前摆着的太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无助、无奈甚至绝望的东西，但更提出了对当下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思考。这是很值得尊重的文学观念。

结语：成就中不乏缺失

2006年的中篇小说创作成绩的取得有其社会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主体意识自觉等方面的原因，作家创作出了富有现实哲理和人道精神的不少佳作，使2006年中篇创作在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以及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上，表现不俗。但看到，2006年的中篇小说仍有不少遗憾，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反应很突出。其一，缺乏足够想象力。小说创作本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并存的，但不少作品仍然没有充分展开，作家的现实的激情以及写真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他们创作往更深的层次发展。其二，文体和手法相对陈旧。作家在文体创新方面表现了过多的游移与枯竭，很多作品没有倾力去找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并以此作为创作支点，进行文体的创新与自立，特别是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视角存在不足。因为它表现为一个作家如何处理题材，熔铸主题，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运用表现手法和语言等各方面。其三，审美韵味不足。小说的韵味是情感和语言融合所产生的感染力或魅力。不少中篇，情感不真，韵味不足，不耐人寻味，不引人卒读，因而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自身综合功能，应该在凝情凝味上多下功夫。这些均有待作家进行突破和创新。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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