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之行与探险新闻采访

摘要 记者特别是科技记者,在自己的职业素养中应俱备一种探险精神,这种探险精神是获得重大题材的需要,也是抓住采访机遇并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本文以作者的两极采访经历,形象地印证了这一概念。

关键词 两极探险;科技记者;偶然性

中图分类号 G2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13-0248-05

4年前,在内蒙古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神舟”六号发射升空的现场,由于车祸,我胸椎骨折,造成九级伤残。8天后,部队513医院做了一块木板,让我躺在上面抬到担架上,再用救护车送至机场,飞到京城入住同仁医院。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不能起来吃饭喝水解尿,疼痛难忍,也翻不了身,只能面对着白白的天花板。有人问我:值不值?

我在医院躺了71天后出院,从北京回沪,在家养伤,许多领导、同事、至爱亲朋来看望我,他们说:“老李,你是到过四极的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怎么到过四极?”我不解地问。

“嗨,你不是去过南极、北极、西藏吗,这次去极乐世界,阎王爷不收你罢了。你可是个‘四极’记者呢!”

取笑,取笑。

我的后福又在哪里?在朋友们的关爱之中!朋友们慰问我的同时,跟我商量,可否在方便的时候,写篇东西,谈谈南北两极采访的事,我便答应下来,一则养伤之时,有事可做;二则回忆往事,做些总结;三则在动身锻炼之中,也能动脑动手,何乐而不为?于是乎,写了这么多……

重大采访机遇常常蕴藏于偶然之中

光阴如箭,日月似梭。25年啊,仿佛就在昨天。

1984年11月,我作为《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有幸参加了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亲身经历了横渡太平洋,穿越西风带,登上南极洲,建设“长城站”,挺进南极圈,攀登南极大陆等壮举。

10年前,我又作为《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成为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员,乘坐“雪龙”号破冰船,直驱北冰洋,穿雾破冰,战风斗浪,跨冰踩水,艰难采访两个半月。

由于我参与了我国南北两极的首次科学考察队,又是全国新闻单位中惟一“两个首次”赴地球两端采访的记者,同行们称我是“脚踩两极第一记”。

许多朋友曾问我,你去南极、北极采访,是你自己要去的,还是报社派你去的?我回答:两者兼有之。

记得当年盛夏,我国派出考察船前往南太平洋进行锰结核调查,硕果累累,返航上海港。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邀请记者到停泊在黄浦江码头的考察船上采访。参与采访的记者是上海新闻媒体的科技记者, 我是其中一员。中午,东海分局局长董万银在船上设饭局招待记者。老记们频频举杯祝贺我国对太平洋锰结核调查取得成功,董万银局长兴奋地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话:更大的海洋调查在今年实施。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对南极洲、南大洋进行科学考察。

老记们还没反应过来,坐在董局长旁边的我立即说:“派不派记者去?”董局长回答说:“派,当然要派。”

“我去行不行?”

“只要你们单位打报告到国家海洋局,我看问题不大。”

在饭局的吃喝之际,暴出一个重大信息;在欢乐庆贺之中,一个重大行动在争取。人们说,新闻无处不在。只要记者头脑中的新闻弦始终绷紧,并且牢牢抓住,那么,这个重大机遇是属于你的。

回到报社,我立即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他们说:“好啊,好啊”。并要我把情况详详细细摸清楚后,向报社党委报告。在我了解南极考察的目的、意义和考察航线等具体情况后,于1984年8月14日,正式向党委报告,郑重提出派一名记者随科学考察船采访。记者中谁去,也要求党委定夺。

经体检、政审等一系列繁文缛节的事,我终于成了一名南极考察队队员。

如果说我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是“偶然”,那么,我参加中国首次北极考察队是“必然”。

1999年春,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消息一传出,全国众多媒体申请参加的电话和报告,涌向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可是,名额有限。谁家去,谁家不去,由海洋局裁决。尽管如此,各家媒体为争取一个名额,争得不亦乐乎!

由于随队采访的记者经费国家没有预算,其他新闻单位派出的记者,每人要交10万元考察费。我非常幸运。由于我在南极考察中的良好表现,被国家海洋局列入邀请名单,而且待遇从优。在报社的热情关心和全力支持下,经家属签字同意,我就成了一名中国首次北极考察队队员。

探险采访要有足够的勇气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陈云同志题词“南极向你招手”。万里、胡启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接见考察队总指挥陈德鸿将军时说:“你们是开拓者、开创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要准备得尽可能充分些,要把条件想得艰苦些,设备准备得牢固些,生活准备得丰富些,船要保证不出事。船经过考验了吗?”

万里动情地说:“你们为十亿人民作贡献,祖国不会忘记你们的。等你们胜利回来,我们再来开会欢迎你们!”

中国南极考察,关键在“首次” ,前无先例,也无故人,有着极大的风险。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明知南极考察有风险,偏向风险行。南极考察体现在一个“险”。险,就在不测风云之中。

为此,考察队做好了各种物资准备,就我国第一艘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红10号来说,是江南造船厂生产的,据说它的船体钢板是从日本进口的,主机是从荷兰进口的,卫星导航仪器是从美国进口的,但它到焊接是国产的。船级鉴定认为,它可以除极区以外的所有海域航行,能抗12级以下的风浪。考虑到首次南极考察要进入南大洋,起航前对船体的龙骨进行了加固,以防不测,做好了“万一”。又如,在考察船上准备了收尸袋,“万一”有考察崇队员“光荣”了,就装在塑料袋中,存放冰库中运回。对考察队员来说,也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做好“万一”。因此,考察队离境之际,有的队员写了遗书。

我也做了准备,仅向妻子做了一个暗示。

1984年11月20日,这是中国科学考察史和航海驶上的一个重要日子。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就要起航了。我也要离家了。这一去,就是半年,是凶是吉,未卜。我一大早起床,向老母告别说“我出去采访了”。但对妻子怎么说呢?她是一个农民工,考虑问题转弯抹角少,直接跟她说我做了“万一光荣”的准备,她在毫无思想准备下是经受不住的。我只能暗示--把一张护照上的照片,事先放大12寸,恭恭敬敬地放在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对妻子说:“你要是想我的话,就看看照片。”我再在五斗橱上放上一只青翠的国光苹果,对妻子说:只要苹果好好的,就平安无事。半年后,南极采访平安归来,这只苹果依然青翠。

条件很差,也要把稿件传回报社

如今,电信通讯相当发达便捷。依妹儿、笔记本电脑、手机、短信和程控电话等铺天盖地。外派记者与报社通讯、发稿、传真照片,只要轻轻一点鼠标,即刻发回编辑部。而25年前的南极采访,真是今非昔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言。

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之中和改革开放之初,物质比较匮乏。平时,记者采访的装备就是一支笔,一个笔记本和一只包。人们讽刺记者是“手拎一只包,会说会写会提高”。即使我赴南极采访,我随身携带的“装备”是:一只微型录音机、两支圆珠笔,一盒圆珠笔芯,四本日记薄,一捆稿纸。市科委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主任李树钧先生,得知我去南极采访没有照相机,花了上万元,特地买了一架新的尼康照相机及设备,支援我使用。此外,上海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委托我在南极采访活动中,不失时机地为上海人民采集各种标本。临行前,还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作了短时的标本采集、保存、装箱等训练。

再说到了南极,发稿是一个头痛的问题,通讯是一大难。国家包下了记者食宿行的费用,但不给通讯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各自带了海事卫星传真设备,并携带了外汇。报社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不拨一美元,我可以说身无分文。如何发稿?我写了个采访计划,报社领导从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念云,到党委副书记冯士能,副总编辑周瑞金、居欣如、陆炳麟等,都十分关心,也都作了批示,出谋划策。如何采写新闻,如何发稿,成为报社领导共同关心的事。领导们提出的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中,其中要我随船去,“随船返回”,始终与科技人员和船员同呼吸共命运。

根据领导的意见,发稿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由考察队总指挥、海军作战部部长陈德鸿将军批准,用海事卫星通话,电话传稿。报社准备一架录音机,配备一名得力的帮手—胡廷楣,帮我把电话传回的稿件整理出来。二是搞好考察船上报务室内报务员们的关系,尤其是报务主任的关系,由他们把我的稿件译成电文,发报到上海电报局,再由电报局译成稿件,送到报社。(见附件)

如此复杂,如此繁琐,但解决了当初被认为是极大的难题了。从现在的眼光看,真是不可思议。我也体会到,我去南极采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整体--《解放日报》。

考察船餐厅地上的庆功宴

去南北极考察采访,作为一名记者不光是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向读者传播,还得作为一名考察队员,当餐事员,轮流做饭端菜给大家吃;在南极又当搬运工,把建设长城站物资从船上卸下来,渡水涉滩,送到岸上。我们把建站物资卸完后,留下大部份考察队员和记者,继续建站外,考察船要向南极圈挺进,进行南大洋调查。在南进的6名记者中,有我。

挺进极圈,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优秀的中华好男儿,迎着极地刮来的狂风,脚踩惊涛骇浪,长驱700海里,向南极半岛北边的阿得雷德岛考察站奔驰。

是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只有郑和下过西洋,可是谁也没有驾船到过南大洋,进入南极圈。如今,我们作为第一批进入南极圈的中国人,谁不为之激动、自豪!

进入南极圈,更是探险考察的一个创举。历史上的1773年1月17日,英国航海家库克,驾驶“决心号”和“探险号”,到达南纬71o10",西经106o54",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闯进南极圈的人。他的南进纪录保持了近50年。1819年,俄国的航海家别林斯高晋,也闯进了南极圈。1838年,英国人罗斯打开了通往南极的大门,现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派出的“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在气象多变,海情复杂,航路不熟的情况下,正在向南极圈挺进。

“重任在肩,希望在前,为祖国争光,奋勇当先”,《考察队员之歌》激励着大家。船长张志挺已经几个晚上没有睡过安稳觉了,他的牙床肿了,装配的假牙被迫取下,48岁的船长,没有了假牙,显得老了。可他,为了船的安全,忘却了自己。他要求每个航海人员不准擅自离开驾驶室,不能有任何疏忽。谁去厕所,须得报告。严格的要求,是为了防范情况的急剧变化。

南大洋海域,尤其是极圈,要防止出现的浮冰和冰山。雷达只能有效地发现大冰山,对一般高出水面1米左右的冰山无能为力。这种冰山,水下部位无比坚硬,重达几百吨,颜色呈绿或蓝,与浪花相混。只有用肉眼观察,才能有效地发现它们。航海人员的责任无比重大,他们当班之时,全神贯注,严守岗位,一丝不苟。

海天茫茫,大雾重重。船在涌浪中摇晃、颤抖,上下颠簸10多米,发出吱吱嘎嘠的声响。人站立不稳,躺在床上也会滚动。哗哗的巨涌大浪,扑向船舷,飞向甲板,浪花一片,水珠漫天。挺进极圈的航程极为艰苦。

涌浪一个接着一个,掀起8.6米高的波峰,排山倒海地向船冲击。“向阳红10”号船曲折地呈s型地向南挺进。一个巨大的涌浪从左前方横向扑来,船长张志挺早已发现,发出了“右满舵”的指令。操舵手把舵向右一转,巨轮转到右方,巨涌扑空。可是,紧接着而来的又一个巨涌向船体冲来,发出“嘭”的巨响,船体立即向右倾斜30度,继而又向左倾30度。

此刻,正是下午5时40分,考察队员和船员为欢庆进入南极圈,正在餐厅会餐。一张张餐桌上,摆满了茄汁对虾,油汆花生米,炒猪肝,皮蛋、上海牌啤酒、双沟大曲和茅台酒。不知怎的,船体又是一个摇晃,只见桌上的酒菜,一下飞出桌面,落到地板上,叮叮当当地洒了满地。人,也几乎是同一时刻,身不由已地从座椅上摔倒在地,一会向右边滑去,一会儿又向左边滚去。人倒在地上溜冰似地滚来滚去。人们身上满是酒菜的油腻和汤水。饭没能吃成。精彩的场面,却引来满厅的笑声。

极圈风浪不一般。庆功宴没能吃上,肚子空空。船还在摇晃,人们在餐厅的地板上聚在一起,谈论刚才发生的事。原定的联欢晚会,也不得不取消。但大家盼望着进入极圈的时刻。

23点01分24秒,“向阳红10”号船闯进了南纬66o33"00"",西经69o15"50""。船上的广播喇叭,响起了副船长沈阿坤宏亮的声音:“我们进入南极圈了!”巨轮拉响了汽笛,全船欢腾。人们忘却痛苦,发出“我们到了南极圈”的欢呼。25日凌晨1点45分,“向阳红10”号到达南纬66o54",西经69o14",的第2个考察站位。队员们在风浪大,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开始了紧张的极圈作业。

生死之间的搏斗

“向阳红10”号船进入极圈后,不规则的巨涌和三角大浪不时向船体猛烈冲来。万吨巨轮犹如一片树叶,在浪尖深谷中挣扎着,时而抛向浪尖,时而跌进浪谷,150多米长的船体在“格格”地剧烈颤抖。南大洋考察队员们,身系安全带,在暴风中取样,在波涛中施放底栖拖网。他们在极圈内采集到的肉红色的海鳃,又名海笔,是腔肠动物,形状如一支毛笔,有杆有头,长51厘米。笔头散开,似朵朵的散开的花,实为少见。还有海参、水螅虫和各种各样多毛类环节动物。这些标本是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采集到的,十分珍贵。科学家说,这些标本可供我们划分海洋动物自然单元的依据。

“向阳红10”号船战风斗浪,到达南纬66o54",西经69o14",胜利完成极圈的科学考察,于25日上午9时26分30秒,调转航向,准备驶出极圈继续进行考察,可是极地狂风还是一个劲地吹,大洋狂浪还是不停的翻卷!风越刮越大,涌浪越来越高,出现了空前险情!

11时30分,迎面刮来的北风,每秒达29米。到14时42分,风力增强,每秒竟达34米,风力已超过12级(每秒32.6米),船体左右摇晃到70度(单边倾斜35度)。各个舱室瓶飞椅倒,人仰马翻。我扶着拉杆,艰难地“走”到驾驶室,举目远望宽阔的海面,风雨交加,白浪滔滔,巨涌滚滚,狰狞可怕。往日昂首挺胸的船头,一会钻进波涛,一会儿站立浪尖,100多米长,14米高的巨涌与船头相撞,“嘭!嘭!嘭!”飞起几十米高的水柱浪花,随即,船体剧烈颤抖,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船处在危险之中:后甲板进水,6厘米粗的尼龙缆绳被巨浪卷进汹涌的大海;6000米长的卷扬机的马达和进口的电机设备浸泡在海水中;5吨液压吊车被海浪砸倒,摧毁;尾部埋在水下7米多的两个主机推进器露出水面打空转,原来每分钟153转,此时达到200多转,自动舵、机械舵、手工舵全部失灵,船失去了控制。

更严重的是,船的第5层甲板有6处裂开!主甲板两舷加强柱有4处裂缝!险情丛生啊!在船上租用的船长顾问和两名直升飞机驾驶员,身穿救生衣,跪倒在甲板上,左手拉着扶手,右手在胸前比划,口中念念有词:“上帝啊,保佑我们吧!”

此刻的我,从船底到驾驶舱,拉着扶手,避开巨大的吸力,从下往上,一层层甲板观察。我发现,此时的人们却没有一个晕船,也没有一个呕吐。人们脸庞上的表情严肃、紧张。人的精神绷紧了!在一个舱室内,只见几名船员打开白酒瓶盖,一个劲地往嘴里灌。他们冲着我说:“老李,快把自己灌醉!船翻了、沉了,人死不痛苦!”

我没有想到死,更想到的是责任,我要把这记录下来!我知道,船在人在;人在船在。在生与死的面前,船长张志挺,只见他两手紧紧抓住舷窗上紧固的螺帽,趴在窗舷,目不转睛地观察翻江倒海的巨涌,不时地发出口令:“右车进四,左车进二!左车进一,右车退二”,用一进一退,一退一进的方法,弥补失灵的舵,抗衡着山似的浪,调整着船的航向。整个驾驶室,空气凝固了,静得出奇。10多个航海人员的心,被揪紧了。船的安全,228名考察队员和船员的安危,都在张志挺的身上。他把船保持在345o~250o的最佳状态。此时,如有一丝疏忽,整条船就会倾覆!

与此同时,考察队的王荣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陈时华等7人,看到放在后甲板的科研网具、仪器设备被巨浪冲击得七歪八倒,随时有卷走的危险。他们不顾生命安危,打开紧闭的水密门,冲了出去,抢救器材。谁知,一个横浪扑来,整个后甲板浸在水中。陈时华的眼镜飞了,帽子跑了,他紧紧地、牢牢地抓住了一根电缆,人才没有被海浪卷走。真险!

飓风呵,你要撕裂万吨巨轮!巨浪啊,你要吞没第一次到南大洋的中国考察船!发出SOS也没有人来救护!我想到要把惊险场面拍摄下来,在驾驶室外的观察甲板上,狂风的呼啸,令人毛骨悚然。船身左右大幅度的摇晃,一不小心就会滚出栏杆。我一个心眼现场观察,现场采访。第二手的资料,怎能抵上亲眼目睹。在艰难的情况下,我摄下了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在舱室里,我趴在地板上,赶写了考察船在飓风恶浪中的通讯《在沧海横流中》。

如此可怕的惊涛骇浪,平生第一次看到,也第一次遇到。在船上工作的老船员,也是第一次碰见。罕见的风浪,

没有把船吞掉,可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但在船长正确、果断的指挥下,顶风踏浪15个小时,终于化险为夷!

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

1985年2月8日,北京时间凌晨2时35分,我们36个考察队员列队站在“向阳红10”号的甲板上,前方,是白雪皑皑、壮观无比的南极大陆。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总指挥陈德鸿和“向阳红10号”船长张志挺脸色庄重地走过来:“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代表祖国,代表全体中华儿女,登上南极大陆!我们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陆!”

一股激情从我们心底升起。

说起来,让五星红旗由首次考察队员插上南极大陆的建议,还是我和其他几个老记提出来的呢。

“向阳红10”号在乔治岛民防湾卸建站物资时,我们就向考察队领导提出,趁热打铁,把国旗插上南极大陆。理由是,中国人在乔治岛建站,仅是南极考察事业的开始,中国人的脚,应踏上真正的南极大陆。我们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的子孙今后一定有能力在南极大陆活动,为和平利用南极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领导经过郑重研究,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然而,登上南极大陆,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向阳红10”号这样的巨轮,不能直接靠岸,人员须乘小艇登陆,恶劣多变的气候和极不稳定的冰山,随时可能使小艇倾覆,人员没顶。

陈德鸿总指挥和张志挺船长亲自带队,由36名考察队员组成了登陆队,简称36勇士登陆队。我是其中一员。2月7日,“向阳红10”号上的气象部门报告,8日将有一个难得的晴天过程,机不可失,领导决定,是日实施登陆。

“突、突--”小艇犁开冰冷的海浪,向南极大陆进发了,说南极的气候像“神经病”,一点不假。忽然,小艇前方升起层层雾气,开始像炊烟,继而似云团,蔚蓝的天空瞬时变灰了,紧接着,雨夹着雪纷纷扬扬飘下来,天气变了。是进还是退?“前进!”张志挺大喝一声,小艇加足马力,向大陆驰去。

涌浪不断,小艇颠簸,四周,环立着一座座百态千姿的冰山,晶莹剔透。突然,一座大冰山自动翻个大跟头,“轰隆隆”的巨响,使我们大吃一惊。

南极冰海上的冰山翻跟斗,是我们已看到多次的奇观,然而现在令我们非常紧张,冰山在水下的“根基”,由于水温的作用逐渐溶化后,会造成头重脚轻,翻跟头。万一小艇被倾翻贩冰山压着,非完蛋不可!张志挺极其谨慎地指挥着小艇前进。

小艇不时向左向右,避开冰山前进。不料,水中又冒出庞然大物—鲸。它们喷出10多米的水柱,黑色的尾巴一摇一摆,打出一个又一个旋涡。鲸鱼虽然不会伤害人,但如果过分靠近,也会使小艇产生危险。

南极海,可怕的海。但我们没有一个胆怯,有个考察队员背诵着他写下的对联:“顶狂风战恶浪,冰天雪地长城站;兴中华为和平,英雄男儿登大陆。”

经过30多分钟的航行,我们来到了南纬60o30"、西经61o47"的雷库鲁斯角。只见大陆海岸带上,厚厚的积雪压着冰盖,冰盖似一顶大草帽,压着山峰,绿莹莹的冰层,裂开一道道奇形怪状的口子,向海边倾斜,冰洞、冰峰、冰川连成一片。小艇在岸边开来开去,选择不到登陆点。

“那里有一块沙滩!”张志挺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地叫了起来。他指挥小艇慢慢地靠上了沙滩。他一马当先,跳下小艇,涉水把缆绳扎在一块巨石上。操舵的小孙,高举五星红旗,跳下小艇,向大陆登攀。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正像电影里战士发起冲锋一样。

往下跳的队员,脚上穿的都是到膝盖的防冻防滑的防水靴,而我们记者穿的都是棉靴。涉水,棉靴会湿透,行动更不便,时间不等人,“赤脚登陆!”不知谁叫了一声,我脱下了棉靴,脱掉袜子,卷起羽绒裤腿,把棉靴往肩上一放,赤着脚跳了下去“喔唷!”双脚浸泡在南极冰水中,刺骨似地痛。人,身不由已地颤抖,但我们斗志高昂,“哗哗”趟过了冰水。

走上滩头,我赶忙把双脚伸进棉靴,这时双脚像被火烧过似的,火辣辣的。我们几个记者笑哈哈地说:“这次,我们的经历太丰富了,参加了建站,挺进了南极圈,战胜了飓风的袭击,现在又赤脚登上了南极大陆,嘿!”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们终于登上了南极大陆!五星红旗在南极大陆上猎猎作响。登陆的队员们马上散开,有的观察生态,有的敲冰取样,有的架起摄影机,拍摄这动人的一幕……

探险采访永远是记者的重头戏

首次南极科学考察和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上的壮举,也是人类史上重墨浓彩的一笔。但是,我们的考察装备与条件,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然而,随着国力的不断壮大,我国的科学考察水平也在提升。作为记录历史的记者,参与到国家的重大科学考察活动中去,即便是有危险,既是一种光荣使命,也是一个重大责任。如果没有记者参与,那些悲壮而振奋人心的镜头就埋没了。

记者记录伟大事业的瞬间,就是记录我们民族之魂。当年被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并被我们媒体广为传播的南极考察事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之今,这就是“南极精神”。南极精神--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奋力拼搏的缩影。

在世界范围内,记者的行档是一个有凤险的职业,据有关资料统计,记者每年的伤亡率,仅次于矿工。但为了新闻事业的追求,有多少媒体的记者去冒险,去奋斗。探险采访永远是记者的重头戏。为了吸引受众和读者的眼球,在重大的探险活动中,记者有必要去冒险。冒险,不是去送死。冒险,是在有风险的采访活动之中,首先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其次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把有声有色的新闻记录下来。否则是一句空话。平平淡淡,出不了名记者。庸庸碌碌,写不出好新闻。

说到南北极科学考察,为什么说是探险呢?因为在中国前无故人。人们常常会问,国家为什么要花大笔资金去南极考察呢?答案只有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南极荒凉、神秘,是地球上没有居民、没有污染的大陆,更是全球最寒冷、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这块“白色大陆”,在远古时代(约2亿年以前)曾与非洲大陆相连。那时,这里曾绿树婆娑、草繁花香。近一、二千万年以来,南极逐渐漂流到地球的底部,成了现在的冰雪世界。这块大陆被人类发现以后,各国科学家和航海家纷至沓来,进行探险和考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它表明,这块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冰雪大陆,以它独特的环境和资源,为许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被称为“解开地球奥秘的钥匙”,有“天然科学试验圣地”之称。在这里可以获得其他大陆难以得到的异常的科学资料,对人类研究和认识地球整体环境,以及认识宇宙有着重大意义。

南极洲被发现的丰富宝藏,逐渐向人类展示了它的美好前景。在冰原覆盖下的不毛之地,蕴藏了近220种矿物。其中重要的有金、银、煤、铁、铜、镍、铅、锌、锰 、金刚石、石油、天然气、以及铀、钍等放射性矿藏。有人估计南极的石油储藏量达400亿吨,天然气约500亿立方米,比世界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藏量还多1倍。在南极横断山脉中,煤炭矿藏非常集中。其中维多利亚煤田总面积为100万平方公里,煤层厚度达6~9米,是当今世界上储藏量最大的煤田。

这些资源的全面开发和利用,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浓厚的兴趣。我国为了在南极有自己的科学实验基地,并在全世界对南极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因此中国也要进行南极考察。这就是我国为什么要耗资数千万元,调兵遣将去南极考察的原因。

南北极科学考察硕果累累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由上海驶至南极,穿越了98个纬度,183个经度,13个时区,往返两次驶过东西南北半球。“向阳红10”号安全航行十万八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勋。由全国23个部、委、市、局的60个单位组成的591名考察队员,无一伤亡。

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建成,填补了我国科学考察事业上的空白,为我国和平利用南极,造福人类奠定了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18个在南极拥有考察站的国家。经《南极条约》国批准,中国在南极问题上拥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南大洋考察中,取得了在极圈内及其附近海域的综合观察资料和样品等14项突破性成果,也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中国首次北极科学考察队,也由上海驶往北冰洋。“雪龙”号考察船穿越日本海、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白令海,两次进击北极圈,历时71天,安全航行14180海里。分别来自中央7个部、委、局的40多个单位和我国台湾省、香港特区,以及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共124人。在执行“探索北极、保护地球”的神圣使命中,进行了大规模、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考察,获得了一批极其珍贵的样品、数据和资料,为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北极地区的环境,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由于我在南极采访报道中的出色表现,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给我记了三等功;我与其他立功的代表,在中南海紫光阁的花园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发的立功奖状;报社给我记了大功,赠我奖杯一座;受全国记协通报表彰。撰写出版了《南极之行》、《南极掠影》两书。

在北极采访报道中,我除了为《解放日报》撰稿外,还承担了《新闻报》的报道任务。我发回的138篇电讯稿和四个版的彩色照片,分别在两报刊登。这些来自现场的生动报道,使上海人民及两报影响所及地区的读者及时了解科学家们的辛劳和伟大使命,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在方方面面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下,我被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破格晋升为高级记者。

我的南北极采访之行,既有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也有我的勇气。勇,不怕苦、不言累、不畏难、不惧死。

老大,不是好当的

参加北极考察采访的新闻单位有13家,记者20人。分为文字和影视两个组,统称新闻班。我被大伙选为新闻班的党支部书记。在文字组,我的年龄最大,大家呼我为“老大”。又因为记者中只有我一人参加过中国首次南北极考察,大家又称呼我为“脚踏两极第一记”。可是,这个“老大”不好当。大家为新闻而竞争,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而我,既不能争,又不能闹,更不能漏新闻。好在有首次南极考察的经验,我在上船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考察队人和事作了记录,从船的驾驶台、轮机舱,到厨房、图书馆、医务室,了解得清清楚楚;又把考察队的大洋组、海冰组到直升机的情况,掌握得明明白白。更重要的是,考察队长、首席科学家陈立奇,新闻班班长、国家海洋局极地办的秘书处处长与我相交甚深。他们对我相当关照,使我能够把这个100多米长,20米宽的铁壳子里发生的新闻,几乎一条不漏地每天从船上,通过卫星通讯发回报社。由于我承担起《解放日报》和《新闻报》晚刊的发稿任务,我只能抓两头。一头抓下午到晚上12点之前发生的事,为《解放日报》发稿;一头抓凌晨到中午12点之前发生的事,为《新闻报》晚刊发稿。因此,我固定在白天的下午一点和晚上凌晨一点发稿,做到雷打不动,使报社知道我的稿件发送时间,便于版面安排。

这样做累不累?岂能不累。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文娱活动,全身心投入抓新闻、挖新闻、抢新闻之中。每天要写,每天要发,因此我的睡眠极少。好在我能睡,稍有空闲,和衣倒在床上躺一、二个小时即可抵挡一阵。

由于忙、累和睡眠极少,人体生物钟全被打乱,内火很重。在北极考察的71个日日夜夜中,我几乎天天吃药,在后阶段,我又几乎天天打针,屁股左右打针的肿块隐隐作痛!我知道,现在的我,不是15年前的我,那时年轻力强,现在年过半百,体质毕竟不一样。然而,首次北极考察毕竟只有一回,我在同行面前,既要有“老大”的风度,又要在新闻报道上略胜一筹,为《解放日报》和《新闻报》争光,不能落后于人。所以,我要拼,我要搏。这次极地考察,我为《解放日报》发了68篇报道,我为《新闻报》发了70篇,总共138篇。彩色画刊4个版。

记者圈中找“独家”

在一条漂泊北冰洋的考察船上,聚集了20名记者,每个人听到的,看到的大都是相同的,如何找到“独家”的报道呢?看到大家没看到的,听到大家没听到的,做大家没有想到的。

1999年7月18日下午2点40分(北京时间18日上午9点40分),“雪龙”号考察船在前方一海里处的冰原上,发现了两只北极熊。这是考察队进入北极后第一次遇到北极地区的大型动物。家住上海浦东北蔡地区的报务主任龚洪清打开扩音器:“发现北极熊,发现北极熊,请记者们到船头摄影。”

大家立即穿上考察服,拿上照相机、摄像机、冲出舱室。船头甲板上站满了穿红色服装的队员,有的抢占了制高点。“雪龙”号减速,慢慢停了下来,向北极熊活动的冰原靠近。

北极熊是北极地区最大的食肉动物。如果说企鹅是南极的象征,那么北极熊是北极的代表。它全身披着厚厚的白毛,仅鼻子留着一撮黑毛。其毛的结构相当复杂,里面中空,起着良好的保温隔寒作用。因此它能在浮冰上轻松自如行走,完全不必担心北极的严寒。熊掌宽大犹如双浆,在那冰冷的北冰洋里,用两条前腿奋力前划,后腿并在一起,掌握着前进的方向,一口气可游四、五十公里。每当春夏,成群结队的海豹躺在冰上晒太阳,北极熊巧妙地用地形地貌,一步步靠近海豹,用巨大的熊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海豹捕获。冬天,北极熊久久守候在海豹呼吸孔旁,待海豹一露头,便猛击一掌,然后用力将海豹从冰洞中拖出食之。

考察队员和记者们,都在船头一睹北极熊的芳容。此时,我举起相机,一个劲地拍了冰天雪地中的北极熊后,立即返回船舱,直奔报务室,请报务主任通过卫星通信,拨通了报社的电话,把我的“腹稿”一口气“传”给了接收稿件的同伴——胡廷楣。他把稿件记录后,在第一时间发排、拼版,抢在《新闻报》晚刊出版之前,发表了我从北极传回的稿件。这是随队记者中“抢”到的独家新闻,也是数家新闻单位竞争中的第一。事后,同行们都说“李大哥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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