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实用类文本阅读

《考试说明》（2013年）指出实用类文本包括传记、新闻、访谈、调查报告和科普文章等。“传记”一般通过写实手法记录人物的人生历程，刻画人物的精神风貌。“新闻”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经常使用的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调查报告”是以调查的方式向公众报告事件。“科普文章”是用浅显的文字阐述或者介绍科学现象、科学知识。实用类文本侧重考查文本的筛选、概括、整合以及评价。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打而不痛”是诚信滑坡的重要原因

3月17日，教育部公布消息说，目前已抓获今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泄题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教育部要求认真核查试卷，对作弊考生严肃处理，强化复试考核，确保录取公平公正。

对此，网上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质疑：考试作一次弊，就开除学籍和上了失信“黑名单”，终生都受到不良影响，对于这些多数尚未出校门的孩子，处罚是否“过于残忍”了？

尽管考研作弊的考生是少数，但如果他们得逞或败露后不受到严惩，对绝大多数认真学习和诚实考试的孩子来说，既有失公平公正，也是更大的“残忍”；同时，还会形成不良的导向，刺激更多的人铤而走险。

诚信是一个人基本的品质，也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基本要素。诚信意识的树立，固然需要个人的道德修养，但法律框架下的威慑和处罚也是非常必要的，有时甚至比个人修养更必须。有些老外在本国即使没车没人也不会闯红灯，以前都解释为其修养和习惯好，可同样是这些老外，他们到中国来很快就学会了闯红灯，这里就有一个“敢与不敢”的“违法成本”问题。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有不少在诚信和质量上如雷贯耳的著名国际品牌在本国是不敢弄虚作假的，可到我国却屡屡失信。没有对失信“打痛”的制度，仅靠个人或企业的“诚信自修”，是很悬的。

我们必须这样狠。因为，实践不断证明，如果不用法律的铁腕和完善的制度把失信者都打痛打怕了，如果制度不能保证形成“守信者得利、失信者受罚”的利益导向，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一时失信、长久受制”，凭什么让人们相信在如今“陌生人社会”的“短暂性关系”里，坚守诚信会得到公平对待而不吃亏？凭什么使所有人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自觉追求？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对诚信滑坡问题解决得不好，甚至有些地方或领域的失信越来越严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说得狠，却下手软，漏洞多，处罚不到位。

就拿教育部门来说，类似这次重拳痛打考试作弊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新招，前几年就有，可真正落实了吗？有威慑力吗？如真有，这次即使有人违法泄露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题，大概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坦荡荡”地做买家吧？

而泄题的考研辅导公司竟敢公开拿此做营销卖点，这可是“重拳痛打”诚实守信的广大考生了，同时，也是在讥讽所有还有些诚实和良心的人们。如此种种，再不痛打，如何了得？（选自2012年3月21日《扬子晚报》，有删改）

1 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作者认为当前对失信者的打击“我们必须这样狠”的理由有哪些？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据文意，分条概括确保国民诚信不滑坡的举措。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生命是什么

薛定谔是一个典型的书斋里的学者，他把自己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但是他的人格使他在政治上有基本的准则，即保持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保持探讨科学问题所必需的宽松和民主的环境。这对于人的生存和科学的发展而言是不可被剥夺的。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因不属于“纯雅利安人”而被剥夺继续学术研究的权利。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妓视、奴化教育和法西斯暴行，薛定谔无法容忍。虽然，他的雅利安人血统和作为普朗克继承人的地位使他并未遭到打击，并没人逼他放弃职位，更不必离开德国，但他自愿这样做了，他不愿效忠这样的政府，不能容忍在野蛮的法西斯制度下工作。他以他能选择的方式来反对纳粹对他的同事的迫害和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否则在他看来就等于同纳粹同流合污。

薛定谔在柏林的美好时代结束了。1933年11月初，他借口休假离开了德国，来到牛津大学。在牛津，他接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因为发现原子结构的新的富有成效的形式”，他与另一名科学家狄检克一道被授予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来，不仅薛定谔本人非常高兴，奥地利国内舆论也欢欣鼓舞，薛定谔为自己的祖国第二次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36年，薛定谔回到了奥地利。但两年后，德国吞并奥地利，薛定谔立即遇到了麻烦，1938年9月，薛定谔被纳粹从格拉茨的教职上解雇，他再次出走，开始了逃亡生活。

1939年10月薛定谔到达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开始了他生命旅途中最后一段富有创造性的征程。正是在这一时期，薛定谔的目光更加开阔和深刻，他为致力于科学的统一而写成的《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一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学的统一是薛定谔毕生的信念和追求。他是理性主义者，坚信自然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追求对自然界和谐统一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对科学统一的信念。薛定谔并非生物学专家，但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用深邃的眼光对生命物质和遗传机制等问题发表的精湛见解，开拓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薛定谔认为，他写作《生命是什么》的唯一动机，是揭示生命物质在服从迄今为止已确立的“物理学定律”的同时，可能涉及迄今还不了解的“物理学的其他定律”。《生命是什么》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并不止于倡导从分子水平探索遗传机制和生命本质，并且引入了“信息”、“负熵”等物理概念来说明一系列生命现象。它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提出了下面这个重大问题：在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空间范围内：在空间和时间中发生着的事件，如何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同时薛定谔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解释和有益的尝试也正是他对生物学的主要贡献。由于薛定谔本人的声望，他提出问题的鲜明性，他的倡导和尝试给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以极大的推动，薛定谔成为探索二者统一的先驱，同时促成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生命是什么》一书，也就成为给予生物学界以革命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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