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矢志不渝

报告,可以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因此,肩负国家使命的周光召很珍惜这次机会。

那个年代,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中国人是来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的,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大师,明显带有几分瞧不起人的神气。但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周光召陡增了一种豪情,他的想法是不能让苏联人看不起,而要改变苏联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必须要努力做个样子给他们看,为国争光。他深知“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杜布纳有丰富的资料,他就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绞尽脑汁地思索,严格地论证。实验室里有一台大型高能加速器,他就伴随着高能加速器低沉的轰鸣声做实验,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奇妙的物理世界,探寻其规律,生活紧张又充实。

慢慢地,勤奋而又聪颖的他渐入佳境。周光召在这里工作虽只有短短4年,但已展现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杰出才华。他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文章得到国际上的好评。《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最先提出螺旋态的协变描述;《关于赝矢量流和重介子与介子的轻子衰变》是最早讨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PCAC)的文章之一。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是对弱相互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很高的评价,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间,周光召较重要的学术成就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CP)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即在电荷共轭宇称时间(CPT)联合反演不变的情况下,尽管粒子和反粒子的衰变总宽度相同,但时间(T)反演不守恒,它们到不同过程的衰变分宽度仍可以不相同。二是简明地推导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世界公认他是PCAC的奠基人之一。三是他第一次引入了相对论螺旋散射振幅的概念和相对的数学描述。四是最先提出用漏失质量方法寻找共振态和用核吸收方法探测弱相互作用中弱磁效应等实验的建议。五是用色散关系理论对非常重要的光合反应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

在科学研究中,周光召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坚持真理。

高能物理是一门当时正在发展的学科,相对性粒子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苏联有一位教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得出了研究的结论。周光召组里的负责人马尔科夫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让周光召去了解情况。周光召接触后却对专家的结论不很认同,所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方是一位知名专家,一个权威忽然受到一个年轻人的挑战,所以会上一片哗然,周光召的不同看法被斥为无稽之谈。

然而,周光召没有就此止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凭空乱说,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严格推演、证明,然后把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理论与实验物理》杂志。过了一段时间,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不打不相识”,苏联教授也因此与周光召成了很好的朋友。

周光召的一系列卓越成就,不仅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也使他迅速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以致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对这段经历,周光召深有感触。他说:“我始终教导我们的人,对年轻人,对一些落后国家的人要非常尊重,不要去随意地看不起人家。”

隐姓埋名研制“两弹”

正当意气风发的周光召在杜布纳声名鹊起时,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1959年6月,苏联给中共中央发来通知,要撤走所有在华的专家。中国刚刚开始的原子弹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苏关系破裂,去留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周光召的面前。

作为中共党支部书记,周光召召集支部会议。会上,他与吕敏、何祚庥3名支部委员联名写信请缨,表示:“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改行承担国家急需的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等候回国的最后几个月,周光召在杜布纳集中精力阅读核爆方面的著作,为回国做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准备。

1961年1月,周光召回到北京。他未来得及与妻儿团聚,就搬进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5月,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进行有关核应用的理论研究,开始“秘密历程”,即“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这一干就是19年。

1961年开始,周光召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成功,我国战略核武器的设计和定型,以及此后核武器的预研和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攻坚战役中,困难是巨大的。周光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从公开、半公开及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材料中收集、筛选信息,再用科学方法推算。可利用的设备则是两架300次乌拉尔手摇式计算机和一些仪器。当时他们拥有的视若珍宝的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介绍情况时的一份口授的且极其简要的记录。这份资料上的一个数据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坚决相信苏联专家的科技人员认为资料上的记载是正确的,而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邓稼先带领年轻人夜以继日计算了8次,可结果仍与苏联专家的数据不一样。当邓稼先的攻坚队进行第9次演算时,中间的一段数据仍旧“塌方”,这就使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陷入迷雾中。

彭桓武请周光召复查邓稼先小组的计算数据。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另辟蹊径,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邓稼先小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对压紧过程的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数学家周毓麟等则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经过计算其结果也与邓稼先小组计算结果完全相符。这样才结束了争论,让大家确信数据不符的原因是资料上的误记。由于周光召、周毓麟等廓清了迷雾,设计工作才走出困境。

正是在这众志成城中,一个个秘密被揭开,一道道难关被攻克。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突然,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往北京,说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刘杰部长匆匆来到理论物理研究所,找到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急切地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8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周光召等接到这项特殊的任务,和同事们连夜紧张地运算。10月16日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建议按时起爆。”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发出了一声巨响,原子弹爆炸成功!

原子弹研制完成后,周光召等科学家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中,在毛泽东关于“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指示下,又紧锣密鼓地探索中国的氢弹之路。

正当周光召等潜心攻关时,一场浩劫降临了。周光召受到冲击,成为所在单位受冲击最厉害的一个。周光召望着满地狼藉的书籍和论文手稿,心如刀绞。他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工作,心里很委屈,思想很苦闷。此时,主管研制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伸出了温暖之手。

1966年12月,周光召等要做一个原理性的实验证明设计氢弹的原理,去了试验场。聂荣臻元帅也在。当时的戈壁滩滴水成冰,受批判的周光召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周光召和于敏前去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时,一见面,聂荣臻和蔼的目光凝视着周光召的脸,关切地说:“我知道,光召的哮喘病还未好,经受了那么多折腾。你们跟我住在一块,就这么定了。”

领导的关怀之情,让周光召心中的热浪滚滚,心中的烦恼化为乌有。从基地回到北京,又带了一个小组去上海。

氢弹设计完了,实验成功了,周光召却“靠边”了。后来实验工作需要他参加,周光召才又回到核武器理论研究所。

在隐姓埋名的19年里,周光召对核武器理论的研究工作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和很强的指导能力。他参与并领导开展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为弄清核武器产品内部的运动规律,为核武器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1999 年9 月18 日,在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周光召作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之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表彰。在掌声和鲜花面前,他很谦虚,说:“‘两弹’有功人员远远不止几十位,为此抛洒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撰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10万分之一。”

天空闪烁的3462号行星

1976年以后,周光召逐渐将他的工作转入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理论的研究。他组织领导了中青年科研人员对相互作用统一、CP破坏、有效拉氏量理论、超对称性破缺、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及其与反常的联系等方面,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结果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他领导的小组发展了非平衡态统一理论中的数学形式──闭路格林函数方法,并把所发展的方法,尝试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力学、随机淬火系统等方面,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很快得到显示:发展了前人的思想,解决了不少理论问题。他的贡献得到了肯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由于参加“两弹一星”的核心研究工作,周光召长时间里从物理学界消失了。1979年,他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春,国际粒子物理会议在广州召开,才公开亮相,但同行们仍记得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向到会的李政道介绍周光召时说:“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中的佼佼者。”李政道说,在我们当中他也是佼佼者。

周光召回到理论研究领域后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站在学术前沿,这既反映了他很高的科学素养,也得益于他国外交流的经历。

对外开放后,周光召接受国外的邀请,迈出了国门,在美国和欧洲各待了一年。他出国的动机就是利用国外便捷的条件与国际同行建立广泛联系,广交朋友,把自己当作小学生,从头学起,广种广收,不仅弥补与世界理论物理学界隔绝十几年带来的科研信息短缺,而且要迅速站到学术前沿。

1980年9月,周光召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美国,周光召为中国物理学界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促成了中国学者赴美学术交流,二是帮助恢复中国物理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

第二年9月,周光召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科研以后,又来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他是该中心在20世纪60 年代以后邀请的第一位中国物理学家。钟情于学术的周光召,此时在理论物理领域好像又回到了生机勃勃的青年时期,研究工作强烈地吸引着他,并看到了学科前景。

正当周光召满怀热情地准备向新的理论高峰冲击时,1982年9月,他被召回国。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长。1984年4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22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成为继郭沫若、方毅、卢嘉锡之后的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自1983年以后,周光召承担了较繁重的社会工作,先后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物理学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等。同时,他还兼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杂志主编。

对于这些,周光召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大转折。那时候钱三强先生动员我,还有科学院的一些其他领导,我也没办法拒绝,后来就到科学院来了。”因为国家不仅仅是需要他做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需要他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担负更重要的使命。周光召作为中国科学院当家人的战略举措,就是进行科技体制改革。

作为一个科学家,周光召是成功的,成就卓著。1993年,意大利政府授予他“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1994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他“中国杰出科学家奖”。还荣膺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

周光召是个享誉国际、星光熠熠的大科学家,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关于他如何取得成功,他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个人与社会相比是渺小的,时代决定你选择的大方向。要做时代需要的事情。你不能确定一辈子做什么事情。往往你一心要达到的却追寻不到,无心要达到的事,反而实现的机会大。比如在科学上,我们应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带着怀疑的眼光,提出新的设想,从科学事业上考虑问题,而不要着意追求这以外的东西。”

他所说的正是他的心语。他的人生轨迹是顺其自然:自然成长、发展兴趣、顺应时代、服从需要,终成学界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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