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总在风雨后

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

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52年秋转入北京大学，师从彭桓武先生研究基本粒子。

1957年至1961年任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级研究员，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他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赝矢量流守恒律，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很高评价。

1961年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担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负责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以后在氢弹等核武器的研究中担任领导职务。1979年先后担任九院理论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

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1980年至1982年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研究员。1982年至1984年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

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兼理论物理所所长。

1987年至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

1997年起任中国科协主席，199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光召院士在理论物理的各主要领域都有过杰出的创造性成果，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等，并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1994年3月被意大利政府授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8月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授予“中国杰出科学家”奖，1996年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将国际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周光召星”。他目前是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院士，是目前中国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者。

从清华到北大

周光召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就连中国的不少科学家对他的个人经历也知之甚少。听说我们要采访周光召，他们都说，无论周光召说什么你们都会觉得很新鲜的。

20世纪80年代，周光召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光召曾在清华园和燕园里度过了自己的求学时代……

我小时候是一个顽童。上个世纪40年代，我和我哥哥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学。在中学所有的课程中，我的成绩都不是非常好。后来我进大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1946年回到湖南的时候，我中学才念到五年级，不能一下子就考入清华当正规的学生。我被招进了清华大学的一个选修班，实际上就相当于高中的最后一年。清华大学集中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很笨，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那个时候晚上图书馆没人管，我就主动去管，那样我就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多学一点，总之是经过很艰苦的努力才跟上了整个学业。

大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竹溪先生和叶企荪先生。王竹溪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做科学的基本态度，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严谨的态度。叶企荪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前辈，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非常爱护年轻人，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毕业以后，我在清华做研究生，院系调整后又到北大，彭桓武老师做我的导师，所以我研究生是在北大毕业的，毕业以后就被留校了。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最早想的还不是学物理，是学工程。1945年，正好原子弹爆炸了。我的同学陈远很敏感，他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受了他相当大的影响。物理确实是很奇妙的，等你逐渐熟悉了以后，你就会被它自身的一些规律——也是一种美吧——所吸引，就会沉浸到里边去了。

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杜布纳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聚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进行高能物理研究，中国也派出了王淦昌、周光召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参加联合研究。

周光召在那里工作了4年，展现了杰出的物理才华，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有一次为了相对性粒子自旋的问题，周光召和苏联专家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他用了100天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当时世界上高能物理也正在发展，相对性粒子的性质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苏联那位教授得出了他的结论，我研究以后，觉得他这个结论恐怕不一定对，所以我就在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因为那位教授已经比较有名了，朋友也很多，他们就觉得我这个想法绝对不可能是对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恐怕都很常见，一个权威忽然发现一个年轻人提出一个什么不同看法，那当然就要斥之为无稽之谈了。但我还是很自信，经过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证明了那位教授的结论是不对的，于是他们就没话好讲了，当然后来他们跟我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正当周光召在科研上突飞猛进的时候，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

1960年，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来到杜布纳，和在杜布纳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给周光召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震动是难以言说的。

在后来的一次支部会上，周光召等三名支部委员给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钱先生当时谈到了中国处于被包围的情况，不仅是同美国，跟苏联的关系也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当时我们也知道中苏关系恶化的消息在苏联内部已经传达了，研究所的苏联科学家觉得中国实际上是反苏的，但他们对我们个人还是很尊重。在支部会上我们就讨论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怎么办？大家基本的见解就是，我们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定要为中国的富强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写了一封信回来，明确表态，如果国家需要，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立刻放下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回去做什么。

十年埋名为一爆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召回到祖国，担任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和邓稼先、彭桓武等一批科学家一起，开始进入中国原子弹研究核心部门。

从此他也开始了10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我在国外的很多好朋友发现我们回来以后就不见了。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上就传说我们逝世了，说是在我们回国的时候飞机爆炸，我们就都不在了。其实在当时，把原子弹很快地做出来，这是压倒一切的事情，各种传说我们都完全顾不上了。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1960年到1962年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大家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工作也是日夜干的。

在原子弹设计的初期，有一份苏联总顾问口授的简要记录，其中的数据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争议，正是周光召，花了许多精力进行了计算，最后证明是记录错误。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

那时候邓稼先去了基地，我在北京留守。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我想是周总理提出来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还是重新再查了一遍。我们回复报告说，除了有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没有问题。听到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我立刻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同志，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大家一片欢腾。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也好，氢弹也好，远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而且它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一个螺丝钉不对都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贡献，而且每一种贡献在我看来都很难分得出它的特别重要和特别不重要。“两弹”这个历史的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能够参与，而且完成，那是人生中做得无愧于国家，也无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它的最可贵之处，是训练出一个很好的集体，能够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这和一个人的某项成功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大家共同的自豪和高兴。

重回国际物理学界

由于参加了“两弹一星”的核心研究工作，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周光召从物理学界消失了。1979年，他才重新回到理论物理研究领域。1980年，周光召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这样隆重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是罕见的。

在美国的岁月里，周光召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

我在国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美国物理学会达成一个协议：他们每年接受一批中国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到美国进修两年，导师和经费由他们负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个计划持续了好多年，现在有一批院士就是经过这个计划训练出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恢复中国物理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那个时候台湾有关方面是在国际科联底下的国际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员，我们不是会员。这里面有“两个中国”的问题。当时我们请了李政道先生帮忙来和台湾有关方面谈判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另外，我们还请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和当时国际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长帮忙，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十年院长倡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周光召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研究以后，来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就在他满怀热情开始新的学术生涯之时，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又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将来会做组织工作。我在欧洲那一年，2月份合同还未满的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个急电要我回来。当时我说我的访问要到6月份以后才能结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去。可是国内用十二道金牌的召法来召，一定要我回去，而且动员了大使馆来做我的工作。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是科学院把我选为中共十二大的代表，同时要我来做理论物理所的所长，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

到科学院以后，我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科学院有批科学家希望能够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做基础研究，而这时中央又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的新方针，这样在科学院内部就激发了一场争论，有很多老一点的科技人员在讨论中就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我们后来组织了一批同志研讨这个问题，大家逐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于是科学院从1984年以后就开始改革。初步的改革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基础研究要开放。科学院不是编制在科学院之内的人的科学院，科学院必须成为中国的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就制定了当时第一批开放实验室的计划。第二个，科学院特别是做应用研究的这批研究所必须要为国民经济服务，做出有影响的重大成绩来。我们1984年就开始组织、动员一部分科学家办高技术企业。当然这受到了很多的指责。当时办了一些公司，包括“联想”就是那个时候办起来的。我们因为没有经验，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最后成长起来的公司是少数，但终归走出了这一步。

从1987年开始，周光召担任了10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在这10年中，他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方针，使中国科学院在打破僵化封闭的旧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他积极倡导中国科学院与高校科研之间的联合，成立了不少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高校与科研单位脱离的现状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一开始，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想像。

我想最困难的是观念问题。比如说做基础研究的这批人，对出来办产业的这批人是瞧不起的，有的研究所让一些他们认为不行的人去搞产业。其实，搞产业要素质很高的人，但是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子。

当时最关键的是要稳定科学院的基础研究的队伍。1987年定了这样一个办院方针以后，1988年我们就召开了基础研究的会议，把这部分同志稳下来。另外我们强调去办产业的这部分同志有他们的长处，不能用同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部分人。为了使他们不要互相牵制，当时提出“一院两制”的方针，就是说用不同的运营机制、不同的管理方法来对待去办产业和搞研究的这两批人，因为对他们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一样，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一样。

当然问题更难的是做高技术产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联想”总共就50万块钱，要自己扛东西到外头去卖，没有经验，还曾上当受骗。院里头当时每年投入3000万做高科技产业，10年时间一共投了3个亿，这10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因为这3个亿都被认为是做了无效投入，而且还制造了很多腐败者。的确这些投资中间有一些是失误，但是那时候我就反复强调，我们第一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世界是这样发展过来的。第二，这里头只要能够拼出一条路来，将来前途就是非常光明的。大概经过四五年以后，有一批产业逐渐形成规模，这种反对声才逐渐减少。

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任何一项措施都要影响到各种利益的分配或者结构的改变，我们力争尽量做到不伤害大家的积极性。但是要做到完全不伤害，确实也很困难。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因为那比较单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习惯是一件很难、很长期的事情，需要做很耐心细致的工作。

从我的一生来讲，我从来没有后悔什么事情，也没有因为命运要使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就非常不安。有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不过我也服从命运的这种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应该是一种平常心。有些事情就是时势要我做，我就尽我的力量来做。

（本文由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提供，魏薇整理）

（责任编辑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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