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艰履险成嘉墀

太湖孕育的“江南才子”

杨嘉墀1919年出生于江苏一个殷实家庭。祖父杨晓帆一生坎坷波折，年未弱冠，便继承父业，与丝织业结下不解之缘。几度春秋，惨淡经营，竟成震泽的首富。在20年代与日本进行的殊死较量中，他深深体悟到复兴丝织业必须培养人才，于是在任丝织业会长时，出巨资兴办了“丝业小学”，为的是给儿孙们留下一片成才的绿地。嘉墀出生后，老人又把无限希冀寄托在小孙子身上，期望他能一步一个台阶地成为有用之才，更期望他能成为国家繁荣的一个石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出一份力。

江南的湖山孕育了他的灵气。杨嘉墀从丝业小学开始，一步步走上了求学之路，小小的震泽盛不下他的时候，乌篷船把他载到了大上海；上海交大也太小了，满足不了他对知识的渴求，于是他又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哈佛；后来不可捉摸的命运之手接着又把他推上了驶往探索宇宙空间的航船。一次次的离开，是为了一次次更好的起飞。从那里他成长为应用物理学博士，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三、四、五届代表……可谓是文武全才，丹墀生辉。

用美军换回的学者

1949年10月，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取得了哈佛博士学位的杨嘉墀便作好了回国的准备。但朝鲜半岛的战火，使这一愿望化为泡影。

无奈的杨嘉墀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工作。系主任钱斯看了他写的毕业论文《富氏变换计算装置及其应用》后，握着被美国朋友称为“书生杨”的杨嘉墀的手说：“我们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位曾参与制造出先进雷达使美国在二战中掌握了制空权的专家没有看错人，当他把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光谱记录仪的自动化课题交给杨嘉墀后，副研究员杨嘉墀用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快速模拟计算机和快速吸收光谱仪的研制。这一成功，不仅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还被专家定为“杨氏仪器”，如今它仍被当做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保存着。30多年后，杨嘉墀的美国同事来中国，竟然带来了一张杨嘉墀当年与“杨氏仪器”合影的照片。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用美国飞行员换中国留学生的建议，杨嘉墀等一些急于回国报效祖国的学子们，才转道香港，从罗湖桥踏上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大地。

事实证明，这些被美国人视为珍宝的留学生，一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提出：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杨嘉墀等一行6人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向中央提出建议：我国应从探空火箭开始，循序渐进地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60年代初，我国探空火箭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卫星研制打下了基础。

1963年，中国正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原子弹，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仪器。于是杨嘉墀受命负责研制原子弹爆炸试验配套仪器— —火球温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及地震动测量仪。这台仪器的研制成功为我国留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宝贵的原始资料，立下了大功。

心中有数的书生杨

1975年11月26日，甘肃省北部的大戈壁滩上，升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欢呼的人群里，没有见到杨嘉墀。卫星发射出去后，杨嘉墀不敢有丝亳的放松，时刻监控着返回的数据。一段时间后，人们收到了一组不妙的数据，显示靠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来实现姿态控制的卫星，由于气压下降过快，将会因氮气消耗殆尽而提前返回。

指挥卫星发射的钱学森，把杨嘉墀等专家请到一起，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如果不行，将比预期时间提前返回。返回式卫星发射升空后只有安全回收才能算是成功。当时的气氛是如此的沉重，专家们的计算结果希望几乎是零。钱学森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了一直低头计算的杨嘉墀。杨嘉墀用沉稳的语调说：“从我的计算判断，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卫星上天时温度高，空间温度低，卫星进入轨道后，冷热悬殊过大，气压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但到一定的时候，气压就会稳定下来，支持卫星在空中飞行三天问题不大，我的意见是飞行按原计划进行。”在作出卫星按原计划返回的决定后，杨嘉墀借着冬夜的月光，爬上了三四百米高的观测山顶，在寒风中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气压完全稳定下来后，才从山上下来。

11月29日，返回式卫星环绕地球47圈，按原计划安稳着陆，国内外无不为之一震。可又有多少人知道，主持研制这颗卫星的姿态控制系统的杨嘉墀和他的同事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一干就是十年。

1981年9月20日，我国用一枚火箭同时成功发射了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实践二号乙三颗卫星，俗称“一箭三星”，当时杨嘉墀是实践二号卫星的总设计师。

在一年多紧张的组织决策过程中，杨嘉墀看到了我国卫星研制过程中因受“文革”冲击而存在的种种极不利因素。深深感到，要使卫星很快由试验阶段转到应用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长寿命和高可靠性问题。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基础，在于提高设计、研制和发射质量。杨嘉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国外一些国家对卫星研制的管理及技术要求，伏案疾书，完成了论述性文章《人造卫星的质量保证和可靠性问题》。细致的分析、精确的论述、具体的措施，既是对卫星二十多年研制工作质量的总结，也成为以后卫星研制工作中质量保证的重要参照。

后来杨嘉墀曾查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我国应用卫星成就与效益分析》论文，对“七五”期间各种型号卫星所能获得的效益进行了估算(因为有许多效益是间接的)，结论是：五年里，我国发射卫星8颗，总投资6亿元，直接经济效益为42亿元。

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老这一辈子，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要旨，就是80岁高龄了，还常常在办公室埋头工作，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但除此之外，他还有四个爱好：一爱先进的仪器；二爱坐班车；三爱沉默寡言；四爱晚饭后散步。1956年，当得知可以回国的确切消息后，杨老首先想到的是带一些国外最先进的仪器回去。手头上的现金和变卖家当的钱几乎都用来购买示波仪、振荡器等当时先进的仪器。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光电倍增管，后来就成为了他所研制的原子弹爆炸试验火球温度测量仪的关键元件。

杨老1980年离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上班的地点移到了十几里地外的地方。官做大了，杨嘉墀仍然没有摆谱。20年里，无论风里雨里，无论天冷天热，都是准点到班车站，准点到办公室。他认为要摆谱，要摆阔，最好是去做商人，当官就要多想想国家的经济状况，多想想老百姓。不光是坐班车，就是住房，也从未想过调得离家近点，条件好点。回国后就住在中关村北区的青砖房里，几十年了还是老样子。他说那清静，还不时地可以拜访一下邻近的老专家朋友。谈到杨老的性格，杨老的夫人徐斐说：“他是三句话合一句说的人。”杨老自已说：“应该大力提倡少说多做。”正是这种想法，决定了他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遇事爱多思多想，不说则已，说出便是深思熟虑，语惊四座。也决定了他的工作作风：不办不说，说了即办。

散步散出“863”

偶尔，杨老也会抽空在晚饭后散散步，他爱走到街心花园，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看着那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有时信步走到老朋友家，向他们谈谈自己的新思考。鲜为人知的影响历史进程的“863”计划，竟与杨老的爱好散步有直接的联系，是杨老散步时到王大珩、陈芳允那里谈出来的。

1983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不久，日本的“科学技术立国”计划和欧共体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尤里卡)计划也相继登台亮相。这些计划的最终目的都是动员国家的力量，发展高科技，并由此带动综合国力，以便占据世界的制高点，在下个世纪称霸天下。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挑战，科学技术原本就落后很大一段距离的中国应该怎么办?杨嘉墀想到了这个问题，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1986年一个春风荡漾的傍晚，杨老散步和他们散到了一起。英雄所见相同。

于是，由王大珩执笔，其他三人签名的建议书没遇到任何阻碍，转呈到了邓小平手里。3月5日，邓小平在建议书上亲批：“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于是便有了“863”。

与西楚霸王同为江东人的杨嘉墀，虽无前者“力拨山兮”的勇力，但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展现的雄才大略，同样可以功盖天下。全国各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91年4月《人民日报》一版照片上，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允芳并肩进入会场，照片下的小标题：皓首献良策，四老志千里。简短的文字是：4月22日，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受到表扬。

八十多年涉艰履险的人生历程中，杨嘉墀时刻没有放松自已，凭着对祖国的真诚挚爱，对科技事业的满腔热忱，锐意进取，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显赫功勋，成为共和国史书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功臣。(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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