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诚:从台北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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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冬交替，台湾海峡海水转凉，中国国民党入主台湾，约两百万官兵眷属，有人匆忙登机，更多人被塞在窄小船舱里，孑然一身，从沿海各港渡海抵台。

党内CC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从沪港辗转抵台。抵台不到一年，1950年8月，陈立夫以参加“道德重整委员会”名义离开台北，定居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农村小镇，常常穿着西装弯腰喂鸡，也曾卖皮蛋维生。还没习惯美国农场生活，一年后，哥哥陈果夫病逝台北，陈立夫没能参加哥哥丧礼。

陈立夫再回台湾定居，已经是17年以后，他是“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要角，是“孔孟学会”理事长，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取下别在身上多年的政治扬声器，执手中华文化传承的号角。

蒋经国掌权大位，经济已然腾飞的1982年台湾，惯说英语的陈立夫幺子陈泽宠带着儿子陈绍诚、陈绍仁飞回台北，自启用不久的中正机场入境，定居台北，开始自己的贸易事业。

陈绍诚后来拍过台湾电视广告，上过台湾各大电视节目，但不认为自己是艺人。2012年元宵前夕，陈绍诚在台北接受《看历史》专访，透露他不凡家世下的平凡生活。

《看历史》：随父亲从美国回台北定居，入读名门后人者众的再兴小学，为什么中学转到台北美国学校？谈一谈你在台北美国学校的生活。

陈绍诚（以下简称陈）：在美国长大的父亲，其实不谙中文，除了自己名字与几个大字以外，他可以说是不懂中文。读完再兴小学，父亲认为我的中、英文双语教育应该双管齐下。读台北美国学校，其实是父母亲几经思量的安排，不是我个人的选择。知道可以脱离私立再兴小校的严格管理，去自由校风的台北美国学校，一开始少不经事的我，其实感到非常开心。

但是一开学，就知道痛苦了。课程教材都是全英文，只会26个英文字母，想要在一夕之间看完全英文的数学、历史课本，对当时小学刚毕业的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入学前，我的父亲对于我读台北美国学校，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忘记中华文化”。所以为了不荒废我的中文，父母亲安排了一大堆课后家庭补习。每天三点半，台北美国学校下课，是痛苦的补习“大工程”的开始，补习完的晚间十点钟，才又开始我在台北美国学校的功课，持续中学六年，寒、暑假不间断，周末也逃脱不了，那更是加倍学习的重点特训，补习全年无休。

父亲觉得台北美国学校一周一堂的中文课并不足够，去过《国语日报》中心上过写作课，父亲请日报中心的老师特别开班授课教我一个人，也特地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班请来家教老师，亲至家中对我进行一对一教学。

当时背诵古文感到很痛苦，后来才知道有益处。尤其是去到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反而回头读更多中文书，读祖父的书，也读外祖父的书。读到外祖父林尹先生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一书时，艰涩的内容简直使我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心虚。

《看历史》：除了加强中文的学习，你父亲对你与弟弟两兄弟的教育，有什么特殊之处？

陈：记得小时候住在师大路，不长的整条街上每个人都认识我爸，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是陈立夫的儿子，只知道师大路住着一个有礼貌的陈先生。我们家从小是很典型的儒家教育，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有礼节，告诉我们生活中不能吝啬说“请、谢谢、对不起”。

父亲认为应该要学着自己独立。所以我读台北美国学校时候，从学校搭着606路公交车回家，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不搭台北美国学校校车，因为校车车费也很贵。

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他让我们兄弟玩很多益智游戏，从中解释物理现象，也刻意让我们玩模型，培养我们的专注力与耐心，甚至把钢弹机器人拍成影片。我也常玩他的化学实验器材，直到现在我的左手大拇指还有伤口，就是小时候硬塞试管时受伤的。

师大路的家里，当时有个大约两个车位的院子，我和弟弟喜欢运动，父亲特地安放了一个篮球架，也有台北美国学校的同学来家里一起打球。打完球，同学也会留在我家一起吃饭，虽然每天赶补习的生活很痛苦，但是和同学还是有很好的感情连络。

我“痛苦”的学习模样，感染了小两岁的弟弟绍仁，绍仁持续在再兴念到高二，才又赴美。那时候呼朋引友一块儿到忠孝东路的钱柜KTV唱唱歌、逛逛商场，那都是一种太幸福的奢侈。

《看历史》：家族的背景，对于你小时候的学校生活，有什么特别影响？

陈：平心而论，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根本对祖父或家族的故事没有什么深刻认识。他究竟做过什么事，他究竟做过甚么事，一直到去美国念书，我都还不太清楚，只觉得他是个风趣幽默的老人。直到2000年和弟弟从美国回台北圆山参加他的百岁寿辰，从宾客拜寿流泄现场的感情，听他们讲述祖父的故事，才激发我想了解祖父的以前。之后，我才翻开他的回忆录，再到他过世，我才搜罗他全部著作，一字一句地读。

还记得中文家教老师在书房看到我外祖父林尹字画时的惊讶，其实当时的我，并不清楚外祖父对于国学及台湾师大国文系的贡献，我更吃惊中文家教老师的反应。

记得懵懂的八九岁，再兴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全班五十几名学生，我的成绩不算特别突出，只排在全班二三十名左右。有次特别被老师叫出教室，他告诉我“你是陈立夫的孙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当时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也根本不晓得大人口中的祖父事迹，究竟和我的成绩有什么直接关联？当下只有被老师指责的惭愧感。不过事后因此进步到了前十名。

补习课程，老师也拿出“国立编译馆”版本课本当教材，挑选其中历史课程部分要求我念，中国近现代史当然也有，但老师只是行云流水的一般讲述，没有特别仔细解释，记得老师曾说“你一定要读好中国近代史，这和你们家族是有关系的”。可是十三四岁的年纪，年纪尚小，每天又被补习课程疲劳轰炸，根本不知道近代史中哪些与我家有关，更没有多余心力再深入、再关心。

《看历史》：小时候和祖父相处，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之处？

陈：祖母过世以后，祖父就从原来的房子搬走，在士林租房子住。房子很大，在杨丽花（按：台湾传统戏曲歌仔戏著名演员）家的隔壁，祖父房子里有篮球架也有游泳池，我们就常在祖父家打球、游泳。篮球架就在祖父房间正上方，还好当时祖父已经重听，球声的嘈杂没有对他造成困扰。

在祖父家的院子，我们养了十二只鸡。祖父和父亲因为美国的那段生活，他们都很懂得怎么照养鸡只，结果有天去看祖父，看到桌上怎么有鸡腿，原来是佣人把我们养的鸡宰杀了。

小时候常听祖父陈立夫说着吴兴话，但已经重听的他，导致我没有更多机会和他练习口语，更多时候我们用笔谈，这些和祖父笔谈的字条，好多还留在家里。祖父用过的桌子，至今我们还留着。甚至我们有成立立夫、果夫纪念馆的想法，但纪念馆的地点、呈现方式都还在讨论当中，一切尚不具体。我自己没有去过祖父湖州老家，只有弟弟绍仁和母亲去过一次。

印象中，祖父对养生的重视，让我佩服。祖父教我，洗热水澡时候从头顶的穴道，逆时针十下、顺时针十下，一直按摩到脚底板的穴道，我自己试过一次，简直累翻。真是佩服他的毅力。患有糖尿病的他，除了甜食，其他不怎么忌口，每天下午，都还要散步一万步，九十多岁才减量到一千步，他这个运动量真的很惊人，身体非常健康。一百岁时看报纸，连老花眼镜都不戴，他根本没有老花眼。我觉得他的逝世和他的性格比较有关联，比如每年他都要驱车南下到台中的中国医药大学进行校庆演讲，从来不中断。当年我们看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希望他缺席一次没关系，但是他个人坚持一定要去演讲，结果在台上演讲站了两小时，吹了冷风，引发肺炎，手术以后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导致他根本不能像以往那样运动，然后身体就开始衰老。

申请上了。想念动物学，我爸分析告诉我，动物学可能将来从事动物园的工作，和在大自然里观察动物截然不同，工作内容还包括帮大象清理粪便。也认真想过读兽医，但就在申请美国高校期间，台北家里养了多年的狗突然去世，我觉得兽医工作更多的是医治患病的动物，和我想象有落差，所以后来还是选择念工业工程。

我主动和父亲商量，到耶鲁、康奈尔、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几所高校转了几圈，1997年决定去到父亲的母校美国普渡大学。父亲原本希望我当工程师，先读工业工程，但我深知自己更喜欢与人接触，所以衡量之后转读工业管理。

《看历史》：去上海念书以前，你去过大陆吗？为什么后来选择上海交通大学？

陈：在普渡念书时候，打算毕业之后再回到亚洲，我认为之后的世界局势与新兴市场是在亚洲，是在中国。如果趋势偏向印度，或许我也会去印度，不完全只是选择大陆。回台湾或是大陆念书摇摆不定时，父亲说如果我认为大陆将来很重要，何不去大陆读书？

其实在去上海念书以前，十二三岁时候就去过北京，那是父母亲带我们兄弟，全家一起去大陆旅行。初次的大陆印象，记得当时的北京吃饭好便宜，几十块钱人民币可以吃一大桌子菜，八达岭长城让我觉得好雄伟。

去上海念书以前，2000年前后，我们去过一次上海，我们从香港转机降落在晚上的虹桥机场，坐在出租车往市区的方向，看着窗外不甚清楚的上海，我转头跟我爸说，我将来要住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江浙人。再听到上海人说着上海话时候，感觉和我祖父说的吴兴话（今湖州）好相似，我感觉非常亲切，就好像小时候听着我爸爸和祖父交谈的感觉，上海菜就像是我们家里吃的家常料理。

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曾是考虑之一，那是祖父陈立夫的母校，还有伯父待过的南京大学，祖父发迹上海的复旦和同济，都曾是口袋名单，最终选择去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国际经济与贸易。因为上海交大和普渡性质相似，都是工程为主的学校，我想我会习惯。我到上海念书以后，父母亲及弟弟常在假期时候到大陆，顺道探望我，也顺道到大陆各地旅行。

2004年我和父亲去过南京的旧居，父亲向我一一介绍小时候他们住在南京的家，祖父的房间是哪一个，哪里又是奶妈的房间。南京旧居很旧，维修情况不太好。他自己也回重庆看过祖父当教育部长时的房子。父亲去上海和当地人用吴兴话交谈，当地人却说我父亲的吴兴话特别古典，熟悉又陌生。反倒是母亲以前常随着（台湾）中视《大陆寻奇》电视制作团队到大陆拍摄外景顺道来旅行。

《看历史》：你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期间，对上海的生活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陈：在上海交大期间，我其实没有非常认真在念书，我觉得课堂学习不等于学生生活的全部。上课以外，我参加很多同学会，台湾同学会、香港同学会、美国同学会、大陆同学会我都参加，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到上海的第二年便开始涉足主持工作，凭着主持商品发表活动，我的月收入可达两万人民币，经济已完全可以自立，我就告诉我爸，上海生活开销我可以自己应付了。

有个有趣的事，上海交大公共课程的英文课，因为我的争取，后来取消了对境外学生必修的规定。上公共英文课的时候，所有境外学生被集合起来做必修课，班级里有美国人、朝鲜人，彼此程度参差不齐，上课经验简直痛苦极了，后来我挺身而出去向老师与学校争取，如果通过考试，是否可以直接免修公共英文课。后来争取成功了，也成为后来的制度了。然后为了了解更多历史，在上海交大也修过一个课程“中美与台湾关系问题”，记得当时还好多朋友取笑我去修这样硬性的课。

《看历史》：你想过待在上海发展吗？后来回台北，和父亲的离世是否有关联？

陈：在上海交大念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过以后一定要待在上海或大陆其他地方寻求发展。如果父亲没有逝世，我不会接掌他的公司，可能只是去某个公司当上班族，或者按我自己的个性自行创业。

2005年，不识中文的父亲，已患肝肿瘤，突因身体不适急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因医治过程的单页手术同意书疑云，我们与院方发生了纠纷，后来经转院治疗，六十五岁的父亲，最终意外病逝于北京。

父亲过世北京，妈妈留下处理，隔天弟弟立刻回美国，我回台北，接掌父亲留下的宠勤雷达仪器公司。以前从未接触父亲的工作，那时以泪洗面强颜欢笑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对公司的事从不懂到懂，我只有一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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