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酝酿

过剩产能输不出去，就会激化国内供需矛盾。而要让过剩产能恢复平衡，要么淘汰部分产能，让大批工人失业;要么创造性地向外输出产能。

过剩产能的源源累积，内需爬升的绵绵无期，两者持续纠结，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一块“心病”。就在“外需美景一去不返”的哀鸣中，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向全国政协正式提交了拯救经济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求解决外需萎缩之下中国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

“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二战期间，美国的生产支撑了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飞机、大炮、坦克等军火，包括食品、服装鞋帽大多数都是美国人支援的。但是二战结束后，军火的需求一下子降下来了，此时若不采取措施，美国就要面临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表示，美国有两项过剩的资源，一个是产能，一个是黄金储备。马歇尔提出拿出18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借给其他国家，让它们来买美国的东西。随着欧洲10多个国家表示愿意加入“马歇尔计划”，美国成功地救助了欧洲的复兴，也把自己过剩的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

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美国经济不但避免了资产缩水、经济负增长、工人失业的情况，反而进入了经济发展最快时期，此时美国GDP增速达到8%。

凤凰周刊：您是怎么想到用“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来求解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的？

许善达：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与美国当年类似。不管怎么分析，上半年外贸出口下降20%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搞外贸的方针，已经难以为继了。

过剩产能输不出去，就会激化国内供需矛盾。产能过剩要恢复平衡，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破坏性的方式，就是工人失业，一部分产能被淘汰，资产所有者财富受损;而第二种方式就是采用马歇尔计划的经验，创造性地向外输出产能，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产能的大量过剩。目前我给这种方式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做“和谐世界”计划，另一个叫做“共享增长”。

凤凰周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个中长期的安排，其间如何化解货币在国际上的风险？

许善达：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现在已有8015亿美元了，缩小个一两千亿关系不大。考虑到美国的影响，至少我们可以每年不再增持美元，把每年新增的美元用来实行这个计划，那这个风险就比买美国国债小。

其实如果美国愿意参加，我们可以和美国一起合作，共享增长，关键就是谁也不要掠夺谁，在经济发展中间大家共享成果。

贷款给拉美非洲，用美元毕竟存在贬值风险，我认为首先还是用人民币。这也有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考虑到中国资金的充裕程度是足够的，我觉得连人民币带美元，搞个5000亿元没什么问题。

凤凰周刊：贷款给遥远的非洲拉美目的是要其消费我们的产能，贷款给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不是更好的替代吗？

许善达：国内的需求需要考虑支付能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真正有效的需求。比如说现在西部修高速公路，最好能通到每一个县，通到每一个乡，但你有钱吗？中央同意地方发债，但很多中西部省份的债发不出去。发了债可以修铁路修公路，但是没人买你的债，因为怕你没还债能力。自己的收入还不够吃饭，还要依靠中央的补贴，你怎么还债？

相比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的支付能力自然强一些。比如说非洲的安哥拉，安哥拉的石油98%卖给世界三大石油公司，2%卖给中国，但是安哥拉所有的成品油都靠进口，如果中国帮它建一个炼油厂，即使它现在没有钱，但它是有支付能力的，毕竟它有石油资源，可以让它用石油来还。

凤凰周刊：中国实行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其可操作性与当年的美国比如何？

许善达：我举一个例子，我是工商银行独立董事，工商银行有一个项目在非洲博茨瓦纳，博茨瓦纳过去用的是南非的电，它自己不发电，结果现在南非电力不够了，就减少了对博茨瓦纳的供电，但博茨瓦纳没办法解决自身的电力需求，于是机会来了。目前在博茨瓦纳的一个电站，就是工商银行提供的贷款，由中国企业承建，博茨瓦纳以本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双重担保我们的贷款。整个环节中，博茨瓦纳不需要现在花钱，电站修好了，发了电、赚了钱，最后再来还。这让几方都很满意。现在好多非洲国家都要求工商银行比照这个项目到自己的国家做。

这种模式已不同于以前的援助模式，也不同于中投海外投资模式。但现在问题是像工商行的项目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做，太慢，靠这个方式做不大。国内产能过剩、资金过剩的情况需要更大的动作去解决。而我是想把这个模式上升到国家战略。如果中国政府公布一个“共享增长”计划，建立这样一个框架，我相信会有很多国家找上门来的。

凤凰周刊：过剩的产能包括围绕城市化的基础建设产能和服务于欧美消费需求的外贸产能，后者恐怕是非洲、拉美难以消化的。

许善达：寻求拉美、非洲解决的过剩产能，主要指的是基建方面产能，至于电动玩具、衣服鞋帽等外贸型产能，这些只能通过结构调整、“腾笼换鸟”来解决。

外贸产品一定是萎缩的，就像当年从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转移到中国内地一样，将来中国加工贸易行业肯定要转移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年有人提出把珠三角的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湖南、江西，说那工资低，土地成本低，但是最后发现运输成本增加的幅度，抵消了工资和土地成本降低的幅度。解决中西部承接的物流成本，商务部已经做了很多年，实质上成效并不是太好。

凤凰周刊：寻求过剩产能的外部解决，会不会带来固化既有外延式增长模式的风险？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与国内加大改革和调整力度是一个什么相互关系？

许善达：我认为过剩产能输出与国内产业转型不是矛盾的，因为这种输出都是修电站，修港口，修公路、铁路，包括修住宅，这种城市化的建设，这种东西不是我们转型要淘汰的东西，“腾笼换鸟”换的不是这种鸟，换的是加工贸易的鸟，所以这两个战略是相辅相成的。相反，我认为中国模式的“马歇尔计划”有助于“腾笼换鸟”，因为一部分就业会转移到这个领域中来。

凤凰周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看作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一种过渡性方案。那么在解决内需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您的相应设想是什么？

许善达：在全国政协会上我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制定一个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规划。咱们现在有很多振兴产业的规划，但是没有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消费需求的规划。

解决需求，这必须是一个“一揽子”的总体规划。分两条战线，一条是国内增加消费需求，一条是把多余产能输到境外去。

对于增加内需，现在有一个“家电下乡”，这也是鼓励农民去买，但这是从供给方面实现的。关键是要提高需求来解决问题，那就是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民收入最大的来源是销售农产品。

设法让农民进城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现在城里能吸纳多少农民，现在农民工都回家了。

另外，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做过一个研究报告，认为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第一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而解决收入差距过大，我认为最根本的政策就是国家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就是农民，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粮食价格如果提高一角钱，农民收入增多的是1200亿元。不仅如此，粮食价格提高将连带使得农民养的鸡鸭、种植的果树也涨价，所以粮食价格增长一角钱，农民整个收入的增长绝不止1200亿元。

对农产品涨价最大的担心是带来物价上涨。但现在CPI是负的，我在政协发言时就说如果中国连续5年的5%～6%的CPI增长，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凤凰周刊：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多大程度上从一个政协委员的建言上达政府操作平台？

许善达：为什么“马歇尔计划”不是美国财长也不是商务部长而是国务卿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是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种政策统一的战略，不是孤立地一个一个去做的。

“共享增长”计划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外汇管理局对外汇的出去怎么个审批手段，回来怎么结算，这跟企业外汇、结汇制度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现在允许人民币在境外发债，人民币再贷给境外企业行不行？

不过最关键的是战略判断。如果领导层觉得这个战略是可以的，那么具体方案可由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等专门部门研究。

政协委员的建议以什么样的名义上报到什么级别，这个取决于建议重要性和政协领导人的判断。有的建议小了，发个简报就算了。重要的则要请一些部门来座谈，最后会有一份书面报告报到主席办公会上。经过政协领导同意，报告就会被送到国务院、中央、全国人大，觉得可以领导就会批。

现在我提出的“共享增长”计划，已被列为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项工作，这已经不完全是理论研究了，在政协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作阶段。

现在政协还委托我来牵头请一些部委同志和企业来谈谈对“共享增长”计划的看法。下一步政协经济委员会还要再开座谈会，开完之后要形成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当然最后成果怎么上报，现在还不能确定。

编辑 王何畏 美编 虎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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