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纪念堂

摘要：广州中山纪念堂是与南京中山陵齐名的中国地标性建筑物：她是吕彦直将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的又一杰作，诚然，由于吕彦直的早逝和纪念堂设计图纸，施工文件的散失，致使关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理念，向无定论。

本文作者深入发掘民国档案和历史报章，在2003年出版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一书中，为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立起了一整套建筑历史档案，进而对纪念堂的构造经过和设计理念等难题展开了研究和考证。

关键词：吕彦直　广州中山纪念堂

中国宝塔：设计理念　木桩地基

中图分类号：TU25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62-08

广州中山纪念堂坐落在广州越秀山南麓，山脚建堂，山顶筑碑，以天然之形势，成前堂后碑之布局，是继南京中山陵之后，吕彦直的又一应征获奖作品。关于她的建筑历史，笔者在2003年12月出版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一书中已有翔实的记载，故此处不再赘述。只就新近研究所得，对其设计理念、建筑特色及木桩地基等问题，作一补充。

以中国宝塔为设计理念

由于一直没有找到吕彦直关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说明文件，所以，关于中山纪念堂设计思想的各种猜测就一直不断。最流行的一种“权威说法”就是“纪念堂八角形的堂体，暗喻国民党的党徽”。“专家”者还称：纪念堂的堂体是一只“老虎头”，而背后山顶上的纪念碑，则是“老虎尾巴”，老虎蹲伏着面对珠江，是“风水设计”。还有的凭主观臆测，人云亦云：由于吕彦直留学美国，所以，广州中山纪念堂“明显留有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大礼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篓氏图书馆的痕迹”，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篓氏图书馆的翻译”。

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其一，国民党的党徽，是12角而非8角。硬把八角形的堂体往国民党党徽上套，是牵强附会和不严肃的。其二，把纪念堂的堂体形容为“老虎头”，把纪念碑说成是“老虎尾”，还拉扯到了“风水”上来说事，则是无稽之谈。其三，“痕迹”之说，只是持见者的臆测。然而，要推翻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还必须找到证据。

幸而黄檀甫的后人保留了黄檀甫当年的谈话纪录。黄檀甫生前曾多次解说“吕彦直是用中国宝塔的理念来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黄檀甫是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师吕彦直的全权代表，是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计划工程师，主理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全过程。在找不到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说明文件的情况下，黄槽甫的这个解说，就成为理解和认识吕彦直有关纪念堂设计思想的重要线索了。

宝塔是佛教建筑物，在汉代与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并逐步演变为中国的传统建筑物的。中国的古塔，最早是方形的，后来发展变化为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多种形状，塔身的层数，则必为奇数，最高为13层。

平面为八角形的塔，结构最稳定，也最为普遍。中国佛教徒为了强调宝塔的宗教意图，往往在塔顶竖立“刹杆”，环绕“刹杆”，层层向下垂挂铃铛，名曰“风铎”。

笔者认为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堂体，是中国宝塔的变体。她具有中国宝塔形制的四大特征——平面为八角形的塔身；奇数的塔层，强调宗教意图的刹杆；比喻诵经的风铎。

当你站在纪念堂南面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的台阶上，遥看对面300m外的纪念堂堂体时，你就会很清楚地看见纪念堂其实是一座塔。理由如下

(1)中国式的宝塔，就是亭子的叠加。下一层的亭子尖顶，都被叠加进上一层的亭子里去了，结果，一座宝塔就以最高处的一个亭子顶为结束。纪念堂堂体南、北两面的坡形重檐，其实就是两层重叠的亭子，它们与最高层的八角亭子，构成一座三层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吕彦直的设计十分严谨，无论你从任何方面看，纪念堂堂体的瓦檐都是三层的，而且这三层的瓦檐都是连续不断的。不仅如此，连堂体内部的回廊也是三层的，从而构成了一个里外一致的、完整的八角形中国宝塔。

(2)纪念堂堂体南面的柱廊，以及堂体东、西两面的立柱，其实就是中国宝塔塔层之间的立柱。它们直接与堂顶八角亭子的立柱相对应。

(3)八角亭子的“宝顶”，实际上就是塔的“刹杆”的变形，以往，人们称之为“攒尖顶”，看来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

(4)各重檐和亭子檐口悬挂的“风铎”，是中国宝塔所特有的配件。而不是以往所解释的“寓意唤起民众的警钟”。

(5)八角形的堂体，更是对中国宝塔平面结构的直接承袭。它的稳固性和最大容积性，都符合大型纪念堂这个公共建筑的设计要求。

一旦抛开中国宝塔这一形制根据，就无法解释纪念堂的平面为什么要取八角形?纪念堂的屋顶为什么要分开三层设置?堂顶为什么要安装一座“八角亭子”?为什么要悬挂那么多的风铎?相反，一经归于中国宝塔的形制特征，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吕彦直之所以要取中国宝塔的理念来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还在于他十分注重建筑语汇要与建筑物本身的“语境”相协调这一设计原则，十分强调要用最贴切的建筑语汇，去表达该建筑物的兴筑意图。

中华民族历来有兴建宝塔纪念先人的传统，孙中山的陵墓，已经先期兴筑于南京紫金山了。广州此地将要兴建的，是一座能容纳5000个座位的、用于大型纪念性集会的纪念堂。中国宝塔的纪念特性，恰好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语境”相吻合，用中国宝塔的理念去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是最贴切不过的。

因此，无论从设计理念，还是从建筑形制上去考察，广州中山纪念堂都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宝塔的变体，而绝非什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蒌氏图书馆等外国建筑的“翻译”。

当然，以中国宝塔的理念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并不排斥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相反，纪念堂这个中国宝塔的变体，正是借助于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才得以建成的。一如吕彦直所说的：“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

在笔者看来，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堂体建筑，其实就是在中国宝塔的外壳内套一个体育运动场!西方公共体育运动场的建筑模式，源于古罗马角斗场。它具有快速聚集和疏散大量观众的特点。这一建筑模式是1925年左右才被引进中国，并于1932年以后才逐渐成熟推广的。

直至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还没有一座能同时容纳5000个座位的大型公共集会殿堂。对于如何建造一座能够同时容纳5000个座位的大型公共集会殿堂，没有先例可循。而要设计一座能够同时容纳5000个座位的大型公

共集会殿堂，必须首先考虑它的安全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够快速疏散大量观众。为此，借鉴古罗马角斗场的模式，用现代体育场的理念来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观众大厅，就成为吕彦直的不二选择。笔者所言，并非妄语。在笔者看来，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观众大厅与古罗马角斗场有太多相近的地方了：

(1)近似圆形的、阶梯式扇面观众席。

(2)在观众席上，每隔一定距离，就设置一条纵向的过道。这些过道呈放射线状分布在观众席的斜面上。方便观众快速就座和离场。即使发生火灾等意外及其他混乱，观众也能轻易而迅速地疏散离场。

(3)观众席斜面的背后，是回廊，环绕观众大厅四周。广州中山纪念堂共设置三层回廊，分别与首层观众大厅的11个出口、二层观众席底部的5个出口、二层观众席上部的5个出口相通。其中，一层有8条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渠式通道、二层有5条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渠式通道，呈放射线状平均分布在观众席的斜面上。此外，首层另有1个大门与2个小门直接与回廊相通。即首层观众大厅共有11个出口(目前，中间最大的一个出口被改造封堵严紧。实际只剩下10个出口)。5000观众可以在5分钟之内，全部撤离观众大厅。

由于中国宝塔的建筑语境，与纪念堂的使用功能相吻合；八角形塔身的平面又与平面为圆形的体育场模式最接近，二者可轻易相套合，而不会造成建筑形式的冲突和建筑材料的浪费。因此，吕彦直把中国宝塔和罗马角斗场的理念结合起来，设计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及东南亚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型公共集会巨厦，历80年之久而不衰，并沿用至今，实在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需要补充的是，吕彦直所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观众大厅中央，原为平坦的木地板，并没有安装固定的座位。用意是供集会者按照每一次集会的要求灵活布置。1962～1963年的大修理当中，修理者把这个平面，改造为南高北低的坡形斜面，并在斜面上安装固定座椅，致使“体育运动场”的真面目被掩盖了。据说，1950年～1960年之间，当局曾经在纪念堂的观众大厅内，举行过诸如羽毛球等体育运动项目的比赛。可见，吕彦直的设计思想，早就被使用者不自觉地默认了。

此外，用中国宝塔的眼光来审视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你将发现围绕纪念堂、纪念碑四周的所有灯柱上面的灯箱，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型中国宝塔；纪念堂四周的铁花栅栏(通透式围墙)的墩柱同样也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型中国宝塔。吕彦直设计的严谨，其注重建筑附件与建筑主体之间的细部呼应，可见一斑。西式为里中式为表的建筑特色

吕彦直留洋读书前后共14年，占他生命历程的1/3强，本该被洋所同化。但他却能不忘本，习洋而不崇洋，自觉地(一个很高的认识层次)保持着民族意识，主张大型的纪念性建筑物，一定要采用中国的民族形式。

值得称道的是，吕彦直的民族意识超越了狭隘和保守的藩篱，是立足于对东、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和理解的深厚基础之上的。1920年代的吕彦直，面对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世界建筑潮流，时刻都在思考如何既跟上潮流，又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运用先进的西方建筑技术和先进的建筑材料去表现中国古代建筑的民族式样。在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之后，吕彦直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西式为里，中式为表”即用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构造中国民族形式的现代建筑框架。然后按照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包装之。我们可以从剖析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结构中，清楚地看到吕彦直的这一思路。

先自中山陵始。中山陵的全部建筑，包括牌坊、墓门、碑亭，祭堂、墓室、墓塘，甚至连392级石台阶、大小10个平台的毛胚，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成型的。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框架结构毛胚之外，包装花岗岩、大理石、琉璃瓦、砖块、描绘中国式图案等等。仅以中山陵的石台阶为例——由于392级石台阶、大小10个平台的毛胚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成型后，才在其上铺设花岗岩石板的，因此，这些石台阶和石板平台，在历经近90年亿万人的反复蹬踏之后仍岿然不动，更没有一个台阶垮塌。连台阶都固若金汤，主体建筑的质量之高便不言而喻了。

再看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方法一如上述。在地基之上，纪念堂的整个八角形屋身，包括堂体所有进出口通道、所有楼梯、堂内弧形楼座飘台(原称“花楼”)、礼台(即现在的舞台)、乐池、地下室、重檐屋面、歇山屋面，以及所有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构件，诸如桁条、宝瓶、斗拱、雀替、藻井、廊柱甚至重檐博脊上“天下为公”的牌匾，都是用钢筋混凝土作框架结构式整体浇筑成型的。纪念堂南面的碑亭(即“外门亭”)，也是用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筑而成的。

在整体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外表，分别包裹花岗岩、大理石、泰山砖、琉璃瓦，配置隔扇门窗，悬挂风铎、宫灯等等。至于桁条、宝瓶、斗拱、雀替、藻井等，则直接用清水混凝土塑出，表面再施以彩绘、纹饰。由于设计精细，施工技术一流，纪念堂的全部仿古木构件全部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使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所有参观者，包括广州市公安局消防部门，都认为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廊柱、斗拱、桁条、藻井等等“所有古老建筑构件，全部是木质构造的”。据此，广州中山纪念堂一直被公安局消防部门列为“广州市十大消防隐患单位”，直至1998年12月第9次大维修完成才获“摘帽”处理。

据黄檀甫后人提供的黄檀甫笔记记载，仅广州中山纪念堂观众大厅二层“观礼台”(又称花楼)，就使用了美国加州长滩的BETHELHEM STEEL CO，钢铁公司所生产的优质钢材100余吨。那个比二层“观礼台”更庞大的八角亭大屋顶所使用的，同样是这种优质钢材，其数量则是“观礼台”的好几倍。1998年11月，笔者实地采访纪念堂第9次大维修时，工程技术人员告知：“支撑二层观众席(即观礼台)的悬臂式钢架的钢材真厉害，连钢锯都锯不动。”还说：“那防锈油漆也厉害，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用钢丝刷也刷不动呢!”

由于当年没有其他的检测手段，因此，纪念堂“观礼台”建成后，黄檀甫曾经专门组织了1000名士兵和工人，肩并肩地站立在总长约160m的“观礼台”弧形外边缘上，并在此弧形边缘上同步跳跃，用以检测其安全性。

也就是说，为了使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垂之久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永久性大型纪念性建筑物，吕彦直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整体框架结构这种当时最新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方法。从而，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开创了“使用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构造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型

纪念性建筑”的先河。

由于长期的忽略和冷落，致使人们把吕彦直这位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建筑师所开创的“西式为里，中式为表”的建筑设计理念，抛诸九霄云外。这实在是中国建筑界的一大损失!

木桩地基

吕彦直虽然因获得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首奖而名重一时，却仍然是一介建筑师，须随时听命于南京中山陵的葬事筹备处和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的召唤，出席各种会议，向筹备处和筹委会汇报中山陵和纪念堂的工程进展情况。1926年～1927年间，吕彦直就曾经先后9次出席孙中山葬事筹备处的会议，向筹备处汇报中山陵的建筑施工情况。

1928年6月10日，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电告吕彦直建筑师，称将在本月20日召开“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纪念堂工程进度的汇报，务请南来出席。已被确诊得了肝癌的吕彦直，此时正扶病赶写《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无法南下出席筹委会的会议。遂授权黄檀甫，以吕彦直建筑师全权代表的身份，立即动身南下。

1928年6月20日下午，“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广州如期召开。

报界及时报道了“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情况。报道记载建筑师吕彦直的代表黄檀甫，因报告纪念堂建筑上之种种重要布置，特从上海来粤列席会议。李济深主持了这次会议，亲自听取了黄檀甫的报告。

黄檀甫还向与会的筹委会委员特别报告“至现在工程之进行，均能照预定计划完成。地脚安置各种大小桩式数千。业已竣事。现正从事于钢骨三合土趸柱等工程。水管电线等物料，不日亦登报招商投承。”

黄檀甫报告的纪念堂设计上之先进和建成后之辉煌，以及前期工程进度之神速，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人心振奋。李济深对黄檀甫的报告很是满意。筹委会的多数委员也交口称赞。唯独筹委会委员、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马超俊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位来自上海的广东台山同乡未免夸夸其谈，对其报告内容更是将信将疑。散会后，吩咐手下的人到纪念堂工地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得悉纪念堂地基打的是松木桩后，马超俊高度重视。先后成立“审查委员会”、“纪念堂打松木桩研究委员会”，对纪念堂使用松木桩打地基一事展开专项调查研究，召开大小会议不下数十次。为显示义愤，马超俊还亲自捉刀，向省政府提出“取缔纪念堂用木桩打地基”的议案，责令承建方立即停工，接受调查。

9月至10月的广州《现象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各大报纸，围绕“纪念堂打松木桩”一事展开了跟踪报道。暗指建设方有意掩盖用木桩打地基的问题。

面对来势汹汹的质疑和各方调查，彦记建筑事务所驻粤工程师据实回应“纪念堂地基所用之木桩，均系美国奥利近省之松木。其最大者为十寸，十寸四十尺长。最小者为6寸，6寸12尺长。”

马超俊不理睬彦记建筑事务所驻粤工程师的解释。吕彦直遂派建筑工程师裘燮均南下广州，向筹委会解释报告纪念堂地基打松木桩的理由。

后经孙科干预，取缔纪念堂松木桩地基事件才不了了之。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大型建筑使用木桩打地基是件很普遍的事情，上海等地的大型建筑都是用木桩打地基的。连开工晚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广州海珠桥这样的钢铁大桥，其桥墩地基也都是用木桩打的。当然，不是任何树木都适合做大型建筑的地基木桩的。前述彦记建筑事务所驻粤工程师告知广东当局“纪念堂地基所用之木桩，均系美国奥利近省之松木”的这一信息，是纪念堂松木桩问题的关键所在。可惜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查美国的奥利近省，为今译的俄勒冈州。

俄勒冈州在美国的西北部，西面太平洋。上世纪初，有人无意中发现，在太平洋西岸的沙滩上，树立着许多木雕神像。它们都是用直径约2m粗的整一棵大树雕刻而成的。这些当地的土著印地安人用作图腾膜拜的木雕神像，任凭日晒雨淋潮汐拍打浸泡，屹立千年而不倒，并且完好如新。这一现象引起了北美木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经研究他们发现，木雕神像所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作西部红雪松的针叶木材。它仅仅生长在北美大陆西部的太平洋海岸沿岸高山地带的原始森林中。从加拿大B.C省中部沿海岸线向南至美国的西雅图海岸，呈带状分布，是天然原始森林资源，属大型针叶树种。树干挺直粗大，直径可达2m以上，平均高度在60m～80m之间。这种红雪松又名“红杉”、“北美红杉”、“西部红雪松”。它包含有两种天然的抗腐蚀物质，一种是被称为Thujaplicins的醇类物质，另一种是被称为Thujic的酸性物质。这两种物质可以阻断任何腐蚀菌的生长和繁殖，还能驱避所有昆虫的蛀蚀。因此，“北美西部红雪松”被公认为等级最高的天然防腐木材。

此外，红雪松的木质稳定性极强，在特别干燥或特别潮湿的环境中，都不会产生缩水或膨胀之类的变形问题。由于红雪松具有天然的抗变形和高度的防腐蚀能力，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被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选用为大型建筑的地基木桩用材。20世纪20～30年代之间，俄勒冈州所生产的红雪松方桩，曾经整船整船地大量出口到中国等世界各地。当时中国沿海的几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所有大型高层建筑，都是采用这种产自俄勒冈州的美国红雪松方形木桩打地基的。纪念堂地基打的就是这种产自美国俄勒冈州的尖头方身红雪松木桩。

笔者曾查阅过1928年广州市工务局所测绘的广州中山纪念堂一带的地形图。该图显示，纪念堂堂体西侧石板广场的所在地，原来就是一口大鱼塘。而在这口鱼塘的西南角，则还有另一口大鱼塘紧紧相连，东边吉祥路一带则有莲藕塘(这段吉祥路原名叫“莲塘路”)。也就是说，越秀山南面山麓，多为鱼塘、莲塘以及禾田等湿地。吕彦直一定是在详细研究过这一带的地质状况之后，才决定采用美国奥利近红雪松木桩作为中山纪念堂的桩基础的。

笔者有幸认识了建筑师张良皋教授。在张良皋教授的指导下，笔者终于从相关图纸中，获得了广州中山纪念堂木桩地基的具体数据。

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地基打下大小“PCS”桩共计2037条。规格、数目分别如下：

(1)直径10in(25.4cm)、长度40ft(12.2m)的“PCS”桩222条。

(2)直径8in(20.3cm)、长度30ft(9.15m)的“PCS”桩136条。 (3)直径6in(15.2cm)、长度24ft(7.32m)的“PCS”桩1351条。 (4)直径6in(15.2cm)、长度12ft(3.66m)的“PCS”桩328条。

吕彦直在纪念堂桩基础设计图纸上还明确规定：

(1)“大小‘PCS’桩的间距不允许小于2ft6in(0.76m)。”

(2)地基的“PCS”桩是打入“自然地面”即现在所称的“+-00”以下4ft5in(1.35m)以下去的。

(3)把2037条“PCS”桩，打入至地面以下1.35m后，再用1:2:4的碎石和鹅卵石配制混凝土封闭桩头；在桩基础所在的地面范围内，再整体铺盖一层以1:2:4的碎石和鹅卵石配制的混凝土。

根据吕彦直设计的纪念堂桩基础结构图纸所示，对照黄檀甫后人所保存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过程的照片，笔者终于弄清楚了1928年2月至6月，广州中山纪念堂地基的施工步骤

第一步，挖一道宽约2m，深约1.5m～2.1m的与纪念堂堂体相对应的平面为八角形的平底大沟。

第二步，木桩就打在大沟之内。根据建筑物不同的受力点，打下不同规格的木桩。这种桩式，称为挤压桩。由于地下的土层结构不同，因此，每一根桩打的深浅也都不一样。

第三步，把木桩打至硬土或岩石上之后，将露出地面的参差不齐的桩头全部锯至与沟底地面齐平。

第四步，用混凝土封盖桩头。

第五步，自封盖好的桩头以上回填泥土。按照裘燮均工程师的解释，回填之泥土“自桩面上计有五尺至七尺半之深度”，也即桩头被封盖之后，还要在其上回填1.5m～2.1m的泥土，并夯至坚实。

第六步，在纪念堂堂体所在的约5000m²的“楼面”范围内，敷盖混凝土，地基工程遂完成。

在吕彦直的带领下，彦记建筑事务所的全体建筑师，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斤斤计较”，一丝不苟。详细计算并列出纪念堂所有建筑构件的具体重量，包括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具体重量。如今，这份建筑材料清单还保存在当年广州中山纪念堂工程材料的承办商后人的手上。正是在如此严密的计算之后，吕彦直才确定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地基总共需打2037根美国奥利近红雪松木桩，即吕彦直图纸上注明的“PCS”桩的。正如1928年10月，代表吕彦直南来解释松木桩问题的裘燮均工程师所说的，桩头之上“计划时泥土之负重，只许每方尺二千磅(8254.55kg/m²)，其工程之稳固周到可知”。广州中山纪念堂那庞大的八角形堂体，和那巨大的钢结构屋顶，正是建筑在这个坚实的地基之上的。

推荐访问： 纪念堂 中山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