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人性抒写的两重模式

摘 要：人性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共生共存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对人性的描摹与揭示，可谓中国现代小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中国现代小说人性表达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是侧重于从反面揭露丑陋人性，二是致力于从正面讴歌美好人性，前者以鲁迅、张爱玲为代表，后者的主体是废名与沈从文。这两种类型的小说各有特色，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小说人性抒写的精彩篇章，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传统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崭新天地。

关键词：现代小说；人性；世情小说；雅俗整合；鲁迅；张爱玲；废名；沈从文

对人性的描摹与揭示，可谓中国现代小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的目光几乎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在政治与社会的层面，即使像茅盾《子夜》那样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也离不开浓重的人性抒写，更不用说废名、沈从文等那些专注人性的另类作家了，所以无论是侧重现实的文学研究会，还是标榜浪漫的创造社，无论是海派抑或京派，也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为艺术而艺术”，人性抒写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共同宣言与最显著标志，同时也是中国新旧小说的一大根本分野，把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艺术追求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境地。

人性是真善美与假丑恶共生共存的极其复杂的结合体，而作家的秉性、思想等又千差万别，所以对人性的表达自然会呈现出多种风格，但大致离不开以下两种典型模式，一是侧重于从反面揭露丑陋人性，二是致力于从正面讴歌美好人性，当然还有正反结合、有破有立的第三种模式，但显然只是两种典型模式的衍化而已，本文对之不展开分析。现代小说这两种人性抒写的典型模式，各有优劣，分别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底蕴、精神诉求、价值取向与艺术趣味，而使得中国现代小说的百花园一度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本文意在从文化与人性的视角来宏观把握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成败得失，以期进一步总结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一 众声喧哗：反面揭露型

人心早已是不古，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现实则更是满目凄凉，面对这样不堪的世道人情，中国现代作家为了拯时救世，唤醒国民，启蒙大众，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以反面揭露型为主的人性抒写的小说创作道路，鲁迅无疑是这一类型小说的旗手。

人性有共性与个性之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然是从共性着手的，但这并不说明鲁迅只重视共性而忽视个性，事实上，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触发点正是西方方兴未艾的个性主义思潮，且其对中国人种种陋性批判的主要目的，是要“立人”，这个“人”就是要有个性的新人。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人的个性与共性就这样有机地融为一体。在鲁迅眼中，西方文明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其中他特别推崇的就是西方现代文化对个人、个性的肯定与尊重：“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①因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②，而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是，不仅没有个性，甚至连人的资格也尚未争取到：“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③这迫使鲁迅去寻找导致中国人这种生存窘境的根源，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几千年来的中国封建文化与制度，这是鲁迅的过人与伟大之处。鲁迅通过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等一个个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揭示了中国人身上普遍带有的自私、狭隘、麻木、愚昧、奴性等负面的人性品质，就是要打破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观念的“铁屋子”，使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中国人能“立”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也即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颂扬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心，绵延至于无已”④的“精神界之战士”。在鲁迅的心中，中国人的国民性并非一无是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全是糟粕，但如果要从正面来赞美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固有的一些优点是不符合鲁迅性格的，当务之急是“打破铁屋子”，而不是大唱赞歌。

年轻时候的张爱玲就写过一句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惊人之语：“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⑤自认为天才的张爱玲凭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发现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强烈对照的写法，如大红大绿的配色，就是那种“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为悲剧和新文学所常用，一种是参差对照的写法，就像葱绿配桃红，是那种好中有坏、美中有丑、善中有恶的写法。她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自己的文章》）⑥显然，鲁迅的那些主观意识明显、批判色彩强烈的小说当属前者。鲁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眼睛始终紧盯在国民劣根性上，而会选择性忽略或遮蔽人物的其他特性，这样高度类型化的结果必然是人物形象特征鲜明，成功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典型化创作手法是以部分地牺牲人物的真实度为代价的。其实，在小说写法的运用上，作家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作家的个性已经基本决定了其创作方法的趋向，像鲁迅这样爱憎分明、性情刚烈的作家，自然会选择强烈对照的小说写法，而不可能像张爱玲那样去写。当然张爱玲虽说是坚持“华美的袍”与“蚤”并举的参差对照的写法，但她的写作重心显然还是放在“蚤”上而不是“袍”上，这是张爱玲的个性与生命观所决定的，只是她没有走到像鲁迅那样偏执的地步。

张爱玲与鲁迅虽风格迥异，但也确有相似之处，比如对丑陋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画。与鲁迅的理性型、思索型作家不同，张爱玲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主要是直觉式、感悟式的。张爱玲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她硬是凭着过人的文学禀赋和对生命的超常感悟，用她的很随性的文字直达生命“美丽而苍凉”的底子，而凸显其与鲁迅作品不一样的深刻。对此，一度被张爱玲视为知己的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曾这样分析道：“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的。”⑦胡兰成当时的评说虽有贬鲁崇张之嫌，但也确实切到了张爱玲其人其文的脉搏。鲁迅关注的是“国民性”，而张爱玲关注的是“人性”，二者的焦点似乎是一致的，但细究起来却又大相径庭。鲁迅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来考察“国民性”的，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丑陋的“国民性”又源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对正常人性的戕害，所以他愤激，他呼号，他要打破“铁屋子”，他要“立人”，凭借《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的宏大叙事，来完成启蒙救国大业。张爱玲则轻轻地撩去了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文化的这些沉重的帷幕，“点上一炉沉香屑”，漫不经心、絮絮叨叨地讲述那些“美丽而苍凉”的市井故事，她认为人性中本来就有着自私、贪婪、虚荣等众多难以克服的弱点，而注定了人生的无奈与悲哀，所以张爱玲没有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我看苏青》）⑧鲁迅的世界总是黑白分明，充满了火药味，而张爱玲却将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混杂的人生归结为一个永恒的“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淡淡地书写着她的关于人性的独特的文学“传奇”，对此学者王晓明曾有一段精辟的概括：“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⑨

以上主要以鲁迅和张爱玲为例，阐述了中国现代小说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的创作机理与艺术特色，其实这一创作类型的作家作品还有许多，像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等等都是其中的上乘之作。总之，以鲁迅和张爱玲为代表的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小说显然是占据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位置的，创作业绩斐然，当然其重“破”轻“立”的局限性就在所难免了。

二 “少数人的星光”： 正面讴歌型

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中国原有的宗法制社会在现代文明侵蚀下逐步土崩瓦解。对几千年的老中国来说，西方文明的入侵，固然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首先得经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和自身社会转型阵痛的双重洗礼，可谓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一次浴火重生。原有的一切基本上都被打破了，可新的规则与秩序还无法及时有效地建立起来，社会纷乱不堪，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性中恶的成分更是普遍得到滋长，世风江河日下就成为必然了，这就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国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愤世嫉俗的文人、作家，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像鲁迅那样直面当前残酷的社会与人性现实，大胆抨击，积极斗争，以警醒国人；另一种则是像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那样，回避惨淡的社会现实，甚至拒绝现代文明，以他们青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古朴的故乡生活为参照，从正面讴歌那一方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精神净土，来营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人性王国。在当时看来，后者的创作显得非常另类，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支流甚至末流，可是新时期以来，他们的作品却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其文学价值正日益凸显。

身处大致相似的社会环境，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作家的内因显然起了决定的作用。同样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抗争，废名没有像大多数现代作家那样拿起笔来去揭露社会与人性的种种丑恶，以期警醒世人，改良甚至变革社会，而是选择了相反的艺术方式，看似软弱到不敢正视现实，甚至有厌世之嫌，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作家的理想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那么他可以选择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去建造自己的理想王国，但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家所拥有的理想不是世俗层面的，应该具有超越性，二是作家富有超越性的思想与精神诉求，三是作家具备一定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生活积累，而废名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废名读书广泛，但最让他心仪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与文学：“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B10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精神已慢慢融入了废名的骨髓，而使得他渐渐具备了超越性的思想与理想。废名的家乡黄梅曾经是禅宗兴盛之地，古风长存，生于斯长于斯的废名，对故乡的风土人情留下了极其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这成为了他后来创作的重要源泉与动力。初入文坛的废名一开始也是一个“很热心政治的人”B11，《讲究的信封》表达的是对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不满，《少年阮仁的失踪》描写了五四运动退潮后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可在编选《竹林的故事》小说集时，废名却不打算要这两篇小说了，他自己也惊讶：“相隔不过两年，竟漠然至此。”B12种种机缘成熟之后，废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

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宗法制度及封建伦理文化固然有着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所竭力声讨的种种沉疴弊端，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当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为行将灭亡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大唱挽歌也是极不明智的，而废名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连创作了《竹林的故事》、《菱荡》、《桥》等正面展现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美好图景的诗性小说，充满了唯美、恋旧的色彩，还带着淡淡的哀愁，问世以来自然饱受争议。废名的这种“倒行逆施”并非盲目之举，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标准与美学追求的。现代文学固然需要大量的鲁迅式的反面揭露型人性抒写作品，以警醒世人，但同时也需要废名式的正面讴歌型作品，以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理想的信心，就像今天的媒体一样，如果总是充斥着负面的信息，而缺少正能量，那就会反而诱发、滋长整个社会的负面性情绪，所以废名的创作也可以称之为正能量写作，而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与地位，这正如刘小枫所论述的那样：“所谓审美现象，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世界中的人自己给出的一个意义世界，一个与现实给定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只有居住在、生活在这个富有意义的审美世界中，人才不至于被愚蠢、疯狂、荒诞置于死地。”B13家乡的风土人情在废名的笔下是那样恬静、和谐，充满着儒道意味乃至禅意，似乎成了世外桃源，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灵气盎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更是至纯至朴，像《菱荡》的陈聋子、《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桥》里的琴子、细竹等等这些普通男女无一不是真善美的化身，而令人神往。废名的家乡叙事首先是写实的，但同时更是写意的，他说：“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际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就在这里。”B14故乡滋养了废名的心灵，反过来废名又创造了文学维度的故乡，也是他精神与审美的乌托邦，废名对自己这样的创作充满了自信：“我此刻继续写《无题》（指《桥》），我还要写《张先生与张太太》这类东西。就艺术的寿命来说，前者当然要长过后者，而且不知要长过几百千年哩。”B15显然，废名致力于营造人性的理想王国，这既不是逃避现实，更不是欲粉饰封建宗法制社会而开历史的倒车，而是意在从正面给人以希望与理想：“审美的乌托邦虽然不可能完成变革社会的任务，但它的功能在于超越具体革命行为而有助于加强人的建设，指向人的发展这一更为持久、永恒的目的。”B16

废名反常的创作路数，注定了其人其文寂寞的命运，可谓知音寥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能得其真传的恐怕只有沈从文一人而已，而再传弟子汪曾祺因之大器晚成，已属当代作家行列了。应该说，废名的作品对沈从文讴歌优美人性创作观的最终确立与成熟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从同是作家的沈从文对废名惺惺相惜的评语可以看得出来：“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作者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是平凡的人性美。”B17受到废名创作的启示，沈从文终于摆脱了其早期创作总是在表现都市与乡村这两极之间徘徊、挣扎的尴尬局面，彻底回归到自己“乡下人”的本真身份，而将目光自觉地聚焦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湘西，才渐入佳境，《边城》、《长河》等佳作迭出，并最终凝练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理念：“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B18他进一步概括道：“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B19显然，沈从文的创作宗旨是要关注、表现人性，而且是重在表现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是标准的正能量写作，而未被现代文明侵染前的湘西正好为沈从文旨在建造“人性小庙”的文学努力提供了不竭的源泉与动力。“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B20、“每个人民皆正直而安分，永远想尽力帮助到比邻熟人，永远皆只见到他们互相微笑，……向善为一种自然的努力”B21，这就是沈从文眼中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湘西似乎永远是一方美德的净土，以至于他笔下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无不像湘西的山水一样，清新自然，灵动秀美，俨然一幅幅湘西版世外桃源，留给读者无尽的遐想。代表作《边城》可谓沈从文“人性小庙”中一粒最耀眼的明珠，而其主人公翠翠简直就是一个美的精灵，一位如梦如幻的湘西女神，“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的她不仅外表乖巧，天真活泼，更有着一颗水晶般透彻的心，乃至于“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是湘西绝美的山水与淳朴的民风滋养、哺育了翠翠，也是湘西的赤子沈从文创造了她，使她成为一尊人性真善美化身的文学雕塑，永远屹立在湘西的山水之上，更永远屹立在世人的心中。

跟废名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字也是颇具信心的：“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B22他甚至公开表达了对一般读者误读的不满与遗憾：“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等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B23沈从文真是诚实得可爱，他从不自欺，更不会骗人，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赤子其人，星斗其文”，张充和的这句挽联也许是对三姐夫沈从文最中肯的评价了。

沈从文没有废名身上明显的道禅风骨，但在对美好人性的深刻感悟与执著追求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无法想象的是，如果中国现代小说缺少了废名与沈从文，该是多么的单调、晦涩。他们虽是少数，却能持久地照亮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他们的文学自信，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自信。这就是正面抒写人性小说的独特而巨大的价值所在，这样的作家与作品可遇而不可求，且大多时候只能是“少数人的星光”。

结 语

当然，除了以上两种典型的小说人性抒写模式之外，确实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就是作家既不热心于对社会与人性假丑恶一面的抨击，也不沉醉于理想世界的文学营造，而是将作家的主观意识尽量隐藏起来，不动声色地描摹生活与人性的本来样子，这样的写法也一样能出精品，甚至是很伟大的作品，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就是这样的例子，但这样的作品也不会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20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时代，中国现代文学最需要的当然是富有战斗性的、警示性的、启蒙性的作品，反面揭露型小说无疑成为了时代的及时雨、最强音，可谓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可也正由于其过于强烈的时代性，而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文学性，时过境迁，可能就风光不再。相反，正面讴歌型人性抒写小说，在那个苦难深重的黑暗年代，确实是没有多少生存的理由与空间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文学价值却逐步地得到放大，因为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这一类型的作品正好成为人们所渴求的真正的精神与文化大餐，这其实也就是废名、沈从文对自己的写作充满自信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巨变时期，因而诞生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非常态的小说创作模式，这是历史与文学互动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文学的主流不会再是这两种极端的形态了，而是恢复到常态，即不偏不倚的写实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人性抒写既是西方现代小说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雅俗整合这一传统艺术精神的一次精彩的现代演绎与突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成功的一环。

注释：

①③④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第224页，第68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⑤⑥⑧张爱玲：《张爱玲作品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第344页，第524页。

⑦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2页。

⑨王晓明：《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明报月刊》1995年第10期。

⑩药堂：《怀废名》，见《新诗十二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B11废名：《序》，见《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B12废名：《竹林的故事·自序》，见《竹林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B13刘小枫：《诗化哲学》，转引自邓芳《对苦难的双重超越在当代意义上解读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当代文坛》2007年第7期。

B14B15废名：《说梦》，见《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第53页。

B16单世联：《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B17沈从文：《心与物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B18B19B23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见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第53页，第52-53页。

B20B21沈从文：《凤子》，见《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第138页。

B22沈从文：《横石和九溪》，见《湘行散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自筹经费项目“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现当代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C067）

责任编辑 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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